世界各国1840-1945年对中国利益的争夺研究

王德林（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330000）



世界各国1840-1945年对中国利益的争夺研究

王德林（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33000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

对中国利益的争夺始于1840年，发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规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再度争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演愈烈在西安事变前夕，但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又有所不同，几乎是赤裸裸地入侵与种族灭亡，他们在军事侵略的基础上完全垄断经济为其服务，而将人民置于死亡之中。世界殖民地的争夺，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叶，整个非洲就在这样情况下被瓜分完毕，随着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展开了帝国主义强盗手段。帝国主义强盗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和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的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的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能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苏联；法西斯主义；英美帝国主义

日本法西斯主义能够肆无忌惮地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要么这个民族是疯子，要么就是极阴险狡诈的民族，和这样一个不怕死的民族相对抗，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但也暴露出我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最大的死敌——不统一、不团结。

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趁乱获利

中国之所以成为日本的战场，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有利益，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利益观念是共同利益等于利益。他们对中国早期的破坏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从“伪满洲国”的建立，将东北三省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在抗日战争中尽一切力量来瓦解统一战线。封建军阀、国民党内部都被日本的利益好处中被策反成为汉奸与伪军。它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在西安事变中完全暴露出来。日本在西安事变中很坚定地站在了破坏和平解决的立场上，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满足东三省攫取的利益，开始全面侵华的准备。而中国政局始终奉行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倘若能够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势必对日本对中国利益的攫取造成破坏，因此，日本的总体目标是将西安事变的局势向更坏的方向引导，从而促成全国范围内的更大的内战，这样对日本就可以实现趁乱获利。不仅在本国上叫嚣张、杨二人的正确行径，更主张亲日派的国民党官员和军阀势力对西安进行轰炸。

从利益上而言，日本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绝对有利于全面侵华的开展，但这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蒋介石不该死，也不能死，中国需要停止内战，更需要贯彻全民族抗战的统一路线。日本在西安事变中虽然没有直接干预，但发动各方面的阶级和力量来对此进行舆论干预。这样的阴谋最终掀起一阵波澜，但最终西安事变在正义和民族的力量中得到和平的解决。［1-3］

二、苏联的自我保护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国家，国家是阶级的最大集合，而国家利益也是阶级利益的一种反映，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与中国前途时，都模糊了中国发展是否应当遵循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阶级利益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将一部分人的利益视作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消除了私有化生产因素，但却并没有消除国家这个阶级属性。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的，统一的，为维护他国利益而存在的，区别于帝国主义国家，但我们曾经一直推崇的苏联“老大哥”又是否有过将侵占中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归还。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支持成立的，那是因为他们有共同利益，但中国和苏联，中国人民和苏联在近代社会中除了一小部分共同利益，大多数都是各自的利益。也因此，苏联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并未以社会国家的姿态站在人民面前，而是在德国出兵的时候出于本能开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开始联成一个整体后，大国在得到更多利益的同时总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整体态度是很强烈地呼吁统一抗战路线的形成和西安事变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苏联曾几次拍电报给党中央，让中共给张学良施加影响。如斯诺的记述，“苏联此电说，中共应施加影响使其释放蒋介石，否则，莫斯科就宣布中共为‘土匪’并在全世界方面断绝关系。苏联的这种毫无原则释放蒋介石和中共中央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是有本质区别。苏联对于西安事变存在错误的看法，但其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其是从维护本国的利益与远东的安全出发。这是一种对本国利益的自我保护政策，日本与苏联在远东地区存在利益冲突，苏联支持停止内战和全民族抗战是想通过中国来拖住日本北侵的步伐，从而使其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但战争总有先来后到的顺序，中国人民义不容辞地进行这场正义战争，但苏联却尽可能地想要置身事外，它不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的掠夺，提供的主要是战略和方针上的指导，这类国家用明确的利益来表现各国在国际社会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国家利益的自我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国际社会的雏形，不干预他国内政，但给予经济和文化上的支持，政治上的指导。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外交都是在以风范和品格维系，但是，大国的外交是在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4-6］

三、英美与其扶植的蒋介石政权关系

英美和苏联都成为国际社会中善于利用国际准则妥善保护本国利益的大国，都在尽量规避战争对本国利益造成的伤害。然而，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仍是有区别的。中国不是他们直接的殖民地，但他们掌控了中国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很多权力。我们在鸦片战争后很被动地被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动荡和转型的大社会里。我们排斥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我们总要清楚记得，中国必须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员。

英美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但对于管理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国家，必须寻找一个代言人，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南京政权都是其扶植的力量，他们不认同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但至少在混乱中的中国能够保证其利益。美国认为，西安事变不仅干扰和破坏南京政府的日常职能，而且还将对在华国人的生命、财产、事业、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并给远东国际纠纷带来风险。他们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中国在发生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与北洋军阀之后支持军阀混战的政策不太一样，一方面考虑到中国政治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南京政府将会影响到本国利益，另一方面，英美国家也逐步认识到轴心国家侵略世界的野心膨胀，从英美在抗战初期的表现可以看出，英美的主要政治倾向是与日本妥协，主要表现是切断中东和中缅的铁路。

英美帝国主义国家逐步重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是在被拉入战争中，它们置身事外的梦想被打破之后，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真正建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它们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来保证中国人民的积极抗战，而在抗日战争中，它们也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政府的腐朽与中共的实力增强。对于国家利益而言，它们很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比较支持中共的全民族抗战。

蒋介石政权是英美扶植的中国最大军阀，它们的利益允许国家分裂的存在，这造成了不统一战线的形成，它们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和殖民干预，使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稳状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大程度上上依赖于国际的反应，中国政权在抗战指挥中不可能实现高度的统一。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也因为本国的利益想要置身于战场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目标是牺牲中国来达到与法西斯国家的妥协。不是你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为其担忧，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是存在强者阶级与弱者阶级的关系，这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中国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会性质前，中国与帝国主义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总会阻碍统一抗战的力度和强度。［6］

［1］刘永祥.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J］.社会科学辑刊，1996，11（4）76

［2］汤重南.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J］.日本研究，1999，8（4）54

［3］韩东育.丸山真男的“原型论”与“日本主义”［J］.读书，2002，12（10）32

［4］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J］.历史研究，2000，6（3）79

［5］廖发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邮件检查制度述论——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6）90

［6］黄小用，廖发堂.试析抗战时期湖南的军邮［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65

K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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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林，男，江西师范大学，中外关系史，2015，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