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空间：特性、价值与限度
——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的分析

李　海　金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武汉 430079)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空间：特性、价值与限度
——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的分析

李海金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武汉 430079)

摘要：在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一些新型公共组织逐渐兴起并突破了城市基层社会的体制性空间，重组了城市基层权力结构，培育了居民的公共意识，也推动了城市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的发展进程。社区公共空间是由具有公共精神的社区居民组建的公共讨论平台，以社区公共事务为公共话题，以公共利益为指向，以交往、对话、沟通为纽带，通过对公共问题的自由、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对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形成外部压力。在城市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社区公共组织具有不可估量的开创性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限度。社区公共空间的存续与拓展有赖于利益相关者对共同认可的制度化保障机制的支持与维系。

关键词：社区治理；公共空间；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基层民主

一、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有几个较为突出的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其一，在当前的社区建设中，政府的积极性似乎远远高于居民，社区俨然成为基层政府的一个下属组织或办事机构；其二，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比较冷漠，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不高，即使参与社区选举等政治事务也是在经济激励或者社会动员等手段引导下的非真实意愿的表达，而在居民有较强参与意愿、与其日常生活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方面却缺乏相应的表达机制和参与渠道，从而导致社区参与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明显错位；其三，从社区公共参与的类别来看，社区居民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等社会性事务的积极性很高，而参与社区选举等政治性事务的内在动力不足,公共参与中的差异性、选择性较明显；其四，从社区居民的参与动机来看，居民较少自主、自发地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一般根据所参与事务与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与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私人关系的亲疏状况来决定参与与否以及参与的深度和广度[1]。

这些现象是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但我们不能仅仅从当前的现实来寻找其原因，而要探究其背后更深层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历史演进中寻求解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城市长期缺乏完备的公共生活和公共活动空间，加之中国人自古就缺失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中国早期的城市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城市在经济上剥夺乡村、在政治上统治乡村，主要行使政治功能和消费功能。与西方城市的自主性构建与独立性地位截然不同，中国城市长期缺乏市民社会生活，市民也缺失独立、平等的人格，市民从属和依附于官僚统治阶层。在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级“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面目皆非”[2]139。“城市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2]60-61。到了近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准公共性的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活动场所，但仍然不够完备。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单位体制的全方位控制，使国家高度统合社会，城市社会自主活动空间有限，民众的公共生活也极为缺乏。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就极度缺乏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这使得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只有“国”和“家”两个极端，而没有中间层次。中国人有国家生活，也有家庭生活，却没有社区生活。“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对中国来说，“‘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3]。换言之，中国人不仅仅对公共的物质东西(道路等公共设施)漠不关心，而且更缺乏公共的政治意识，对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不闻不问[4]。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缺乏成长空间和社会基础。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的变迁历程，一些公共性组织和新公共空间也逐步涌现出来，它们在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的发展进程。近几年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基层社会正在兴起一些新型公共组织，这些组织形式和空间形态突破了传统的体制性空间，重组了城市基层权力结构，并开拓了新的公共空间，从而构成了中国公共空间成长的实例。笔者以为，社区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利用社区内外资源建成的，足以使社区成员将它视为适宜讨论关乎大家的各种问题和采取必要相关行为的场合。它既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场地，也可以是利用公共场地建立起来的各种公共性组织和公共活动形式。

本文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组织为研究个案，以社区公共空间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为研究主题，梳理城市社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历史演变，提炼其基本特性，并试图指出中国式基层社区“公共空间”的价值与限度，以透视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与动力机制。

二、社区论坛的兴起与运行

武汉市W社区论坛兴起于1999年，萌芽于原临江居委会德兴村5号门栋。5号门栋是一栋拆迁还建楼，居住着15户、50多位居民。居民搬入新楼后却不改旧习，各家各户仍然抢占楼梯走道和拐角处，乱堆乱放杂物，甚至生炉子做饭，不注意门栋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为此邻里之间经常相互指责、埋怨，邻里关系不融洽，居民矛盾和意见很大。针对这种换新楼未换新习惯、重演乱堆乱放坏习惯的状况，该门栋的一位居民(系居委会成员)就提议组织一次公共讨论，共同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并讨论解决办法。通过集体讨论，大部分居民认识到了原来一些习惯的坏处，认为应该从自己做起清理楼道公共空间的杂物，共同搞好楼道卫生。在这些共同行动的激发下，部分居民还自己花钱买来花草装点楼道、阳台、窗台，美化了公共环境，也改善了邻里关系。5号门栋“由新变乱、由乱变美”的转变过程引起了社区干部和居民的深思，一致认为这是一个讨论和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好办法。其后，在一些老年人的推动下，社区工作者逐渐采取这样一种公共讨论的方式，将原来门栋内的讨论扩展到整个社区范围内，并扩大社区论坛的参与对象，社区论坛的内容也从先前的人居环境拓展到所有的社区事务和公共问题。

社区论坛自成立以来，以社区治安、环境卫生、油烟噪音、市场管理、社区低保、公民道德规范、邻里关系等为主题，举办了几十场专题讨论。社区论坛基本上每月举行一次，并依照“重点问题集中议、个别问题单独议、热点问题公开议、难点问题反复议、紧急问题及时议”的原则，使论坛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自1999年以来，社区论坛活动得到《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中国社会报》等报刊的连续报道，中央电视台也曾采访社区论坛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在社会实践层面，W社区论坛也产生了极大的辐射效应，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推广。W社区论坛在实现常规化开展之后，很快就作为社区治理和居民参与创新的典型范例得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将这一经验推广到所在城区乃至整个武汉市。另外，这一做法也被中宣部收入《公民道德教育与实践100例》一书，并作为社区民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被纳入民政部有关社区建设的重要文件中。

W社区论坛不是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而是社区居民在面对共同的公共事务处置过程中自主自发成长起来的。在其兴起过程中，发起者们并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很规范的议事程序和规则，只是为解决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性问题而采用的一个讨论平台和应对方式。正如社区论坛的一位积极分子所言：“开始只是说要讨论一个问题，没有叫作论坛。正式成立这个组织之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当时只是想，论坛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自治组织，能够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为居民办点实事，当时还没有上升到提高居民的素质啊，形成一种社会影响啊，这样一个高度来看问题。只是居民中有些问题、意见，把它们集中起来讨论。后来慢慢地就叫论坛，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不仅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还可以提高到理论上来看问题。”社区论坛这种公共参与形式也不同于社区选举等政治性参与，后者一般是在社区主体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动员下被动地参与，而社区论坛活动则是居民在共同的利益纽带和社区公共事务的作用下的一种自主性公共参与。

在社区论坛的生成过程中，有两类群体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类是社区的部分老年人，可称之为“社区社会精英”，他们一般在退休前从事过管理工作或担任过领导职务，热心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关注公共利益，保有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另一类是社区主体组织(主要是社区居委会和党支部)成员，可称之为“社区政治精英”。这两类群体对社区论坛的兴起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实地调研发现，原临江居委会德兴村5号门栋的楼道清理讨论会作为社区论坛的雏形，是在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的提议下召集起来的，社区论坛也是在几位老年人的提议和要求下才正式成立起来的。一位经常参与社区论坛活动的社区居民谈道：“最关键的是要有几个骨干，如果没有几个骨干带头，那就很难搞起来。有骨干的推动，才有凝聚力。这几个骨干在论坛之前都有一个准备，把论坛当回事，发言很积极。再就是社区的书记和主任很重视这个问题，要有计划，要有安排，而且还要注意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居民的意见，争取政府的支持。”

三、社区公共空间的演进与社区成长

(一)社区公共空间的历史演进

笔者试图将社区论坛置于城市史和社会结构变迁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开展综切面的梳理与比较，即以社区公共空间的主体、内容、方式和结果(即谁在论、论什么、怎样论、论的结果)为研究主题，以社区的兴起为时间分割，梳理城市社区公共生活与公共空间的特性与构造的演变，从而为考察单位制转向社区制以及社区成长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1.谁在论

在考察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主体时，我们发现年龄和职业是最为显著的分层标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状况的人，其受教育程度、交往圈和交往方式、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心理与身体状况往往不太一样。因此，年龄和职业也就成为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核心要素。在此，将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主体分为两类：一是离退休的老年人，二是在职的中青年人。在社区兴起之前，单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与个人的联结点。因此，它必然是城市社会最基础性的组织体系，相应地也就成为“单位人”的最重要的活动空间。对在职的中青年人来说，单位更是他们的主要公共交往空间和活动空间。单位仿佛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它会无条件地负责你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当然也掌管着你的政治前途，干涉着你的婚姻家庭甚至私人生活。个人只不过是单位的一个“零件”，个人的一切都与所在的单位紧密相连，单位既是个人的工作场所，也是个人的生活场所。而且，单位实行福利分房制度，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居住区，个人的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基本上是融合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在职的中青年群体很少参加社区公共活动。这一方面与单位体制这一结构性要素有关，也与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边缘性地位和填充功能有关。W社区居委会主任指出：“当时居委会管理范围很小，管理人员也不多，只管纯居民，也就是单位外人员，不管单位的人。居委会也是一群老人，老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居委会也就负责各类单位管理不到的社会事务。事实上，离退休的老年群体是社区公共空间的主要活动主体。

社区兴起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新型单位类型(如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的涌现，人们的职业越来越多样化，收入差距逐步扩大，阶层分化的步伐也日益加快；社会流动加速，社会自由活动空间拓宽，城乡、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量增长迅猛；单位体制改革加快，单位利益独立化、单位功能专业化和单位责任具体化都促使个人日益成长为“社会人”；“下岗”、失业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民工蜂拥进城，传统单位外人员日渐增长，这些人员都需要社区担负起管理和服务的责任；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也使人们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逐步分离，居民对居住环境、社区服务设施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导致“社区”这一新的社会生活空间的地位凸显，而且由于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共同关注，社区居民之间就构建了一种新的利益联系纽带和关系模式。在这一新的条件下，不仅老年人一如既往地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单位内的中青年人以及外来人口也加入到社区公共空间中来。虽然在社区论坛这一制度化的组织形式中，后两类群体并不是其参与主体，但是他们作为论坛所讨论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利益相关者并不是“不知晓”群体，他们一般采取一些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如以活动来代替言论。一位小吃店老板如是说，“我们都很忙，天天忙于生计，哪里有时间去参加社区活动，其实我们也很想去开会(即参加社区论坛活动)，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讨论的问题与我们的经营行为有关，社区干部也会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跟我们协商怎样解决。”而老年人就更是社区论坛的主体。其实，老年群体与社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是因为离退休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向属地化管理方向发展，离退休人员的年审、党组织关系和退休金的发放都转到社区；另一方面社区也非常重视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如老年人活动中心等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

2.论什么

此处的社区公共空间主要是一个公共性讨论的场地或者组织，所以其活动内容也就局限于以社区为边界的各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讨论活动、日常聊天及其相关的行动。W社区兴起前后，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内容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在社区兴起之前，人们参加政治性的活动相对要多一些，不过这跟居民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有关。党员要定期参加民主生活会，学习党的新文件精神、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向党组织汇报个人的思想动态、学习体会和感受；居委会每个星期也进行一次民主生活会，大家根据上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要求和下派任务，讨论本周的工作应该怎么做，怎么样更好地完成上级政府的工作任务。除此之外，人们一般讨论三类事务。一是“天下大事”(即国家大事和国际要闻)。虽说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逐步淡化，国家活动与私人活动之间的同构性日渐松动，社会自主活动空间有所增长，但这一时期社区公共活动的主体主要是老年群体，他们对传统的活动方式具有较强的守成性，因此国家甚至国际领域内的事项仍然是他们的重要讨论主题。二是家长里短。在传统中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进入现代社会，家庭的功能和形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家庭仍然是个人最为重要的活动空间，对个人的成长和幸福具有基础性意义，也是个人的生活娱乐和经济来源的重要场所。家庭事务、家庭关系也就必然成为大家的共同话题。三是街坊趣事、邻里关系和社会奇闻轶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聊天活动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因此所讨论的话题就不是外界强行灌输的，而是随意性比较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琐事联系很紧密。社区的一位70岁高龄的居民谈道：“你所说的社区治安、环境卫生这些问题，我们那个时候谈得很少，这些事情好像都是政府、单位会来做的，不需要我们来操心。街里街坊的，大家就聚在一起谈谈家里的事情，邻里的是非，比如说这家的小两口昨天又吵架了，那家的婆婆和媳妇闹矛盾了。他们男人，有时候就议论国家的一些事情，某某国家领导人怎么样啊，可能也说说国外的新闻。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敢大胆地谈，因为有些人也很怕，这都是政治问题。”

社区兴起之后，以上所述的三类事务仍然是大家讨论的话题，但由于新的社会群体的进入和社区价值的凸现，社区公共空间的内容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在职的中青年群体、外来人口群体等新群体加入了社区公共空间的讨论活动，这些新群体就必然把他们自身的群体特征带入公共活动之中。在职人员主要是把社区作为一个居住生活场所，对社区环境卫生、便民利民服务设施、文体活动设施、社会治安等社区公共事务较为关注；而外来人口群体则主要将社区作为他们的生存场所，也就有了就业机会、出租房、社会治安、孩子入学等方面的需求。其次，在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在日益强化社区功能的同时，社区本身对人们的生活也日渐重要。社区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逐步向一个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演变。这样，与各类行动主体有着某种利益关联的社区公共事务就日益进入社区公共空间的话题中来。武汉市W社区论坛的议题与社区保持着较高的相关性就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3.怎样论

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方式与其内容紧密相连。在居民日常聊天活动中，社区兴起前后变化不大，基本上都是居民之间自由随意地进行讨论，一般自主性比较强。而在一些政治性讨论活动方面，前后区分就比较大了。社区兴起之前，自主性程度非常低。一是党员民主生活会和居委会民主生活会“基本上都是按照上面的布置进行，上面布置什么、指示什么，我们就讨论什么”，组织化程度比较高，有专门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二是涉及居民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讨论活动，原来也组织过居民来共同讨论问题，就是居委会组织每个门栋的门栋长一起来讨论，提提意见，了解居民的情况和要求。与现在的社区论坛活动不同，当时的讨论活动只是居委会的一个工作方法、居委会了解居民情况的一个方式和渠道，基本上没有说要讨论什么问题，更不要说解决什么问题了，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在居委会干部的召集下才开展起来的，居民们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而社区论坛则与此完全不同，虽说社区工作者也是论坛的召集者，但是居民基本上是自主地参与到论坛活动中来的，论坛主题也是根据居民的反映和要求来确定的。而且社区居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把自己作为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者、社区公共利益的诉求者和公共需求的表达者。事实上，社区论坛不是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者任何一方单方面的行为结果，而是由社区社会精英和社区政治精英共同带动和推动下的民间自我发育的过程。因此，相对于以前完全自上而下的动员式的参与形式，社区论坛这种新的参与机制则更多地体现了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另外，在以前的政治性讨论活动中，居民与居委会、上级政府部门处于非对等的地位。居委会干部是讨论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是政府意志的传达者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者，在基层管理活动中行使着监视和控制的职能，在居民的眼中也是拥有某些特殊资源和权力的“政治人”。政府部门作为社区公共讨论的设定者和规划者，依靠其所掌握的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监控体系，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普通居民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完全是被动的被管理者，是社区公共活动的接受者。

4.论的结果

社区兴起前后，社区公共空间的基本构造主要发生了这样的演变：从主体来看，从以离退休的老年人为主到在职的中青年人、外来人口等新群体的加入；从内容来看，从以国家大事和家庭琐事为主到以社区公共事务为主；从方式来看，从政府部门和居委会外在行动主体动员下的非对等性参与到自主性和平等性的公共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结果也经历了与此相应的历史演进过程。

首先，与社区相关的论题日益增多。从所讨论事务与政府意志的一致程度来看，社区兴起之前的公共讨论由于是在政府部门或居委会等外在行动主体的动员下构造起来的，所讨论的事务也带有较强的规划性，这就必然导致讨论的结果与政府的意志保持高度一致。而在社区论坛组织中公共讨论却与此有较大的差异。来自上级政府部门的政治学习活动具有与上述讨论活动类似的特性，但其他的关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活动却刚好与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缺位直接相关，而且在讨论过程中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与政府部门的行动方式出现了较大的不一致。以“海鲜市场蛇患的整治”社区论坛活动为例，实际上在这次论坛活动之前，居委会根据居民的反映和要求，曾经多次与个体户老板交涉，转告居民的意见和要求，也多次把这一问题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反映，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但是这些举措最后都不了了之。甚至在这次论坛活动的5个月之前还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发现，对海鲜市场的经营行为负有管理责任的工商、户籍和城管等职能部门对社区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基本上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但是社区居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进一步的行动，反而组织了一次更为充分、广泛的讨论，并在充分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些讨论结果实际上是对政府部门失职行动的一次集体性申诉。

其次，社区公众人物的出现。社区政治精英一般掌握着较多的资源，也有更多的机会传达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要求，还肩负着社区范围内的管理职责，因此在社区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说他们一直是社区的公众人物。而社区社会精英则有所不同，在没有社区论坛这种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之前，他们很难被社区大多数人所知晓，住房结构和城市人的交往特性也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公共交往极为缺乏，至多也就在一些群体性的小圈子内活动。在社区论坛这一新的组织机制构建起来之后，居民的讨论活动不仅获得了一个相对固定化、规范化的组织依托，而且这种讨论已不同于昔日的个人之间或者小团体内部的讨论，其具有一种公共性和开放性，这样社区论坛的积极分子就获得了一种公共性的身份。论坛活动在社区社会精英的推动下也不断地培育着新的、更大数量的社会精英，当然也培养了人们的公共精神、公共意识和协商精神，唤醒了人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

最后，公共意见和集体行动的显现。社区兴起之前，居民的很多讨论一般都只限于个人之间的私下谈论，这种私下谈论只是交流个人相互之间的观点、看法而已，很难对更大范围内的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而且这种谈论即使形成了某种行动的策略，也无法联合大家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而社区论坛活动则不仅展现了一种公共讨论，形成了社区的公共意见和公共舆论，而且在公共讨论中所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还能采取集体行动以使公共意见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行动。

(二)一个新公共空间的兴起

在社区这一具体场域中，其核心要素就是对社区成员的公共性需求展开公共讨论并采取可能的集体行动；它是一种场合，可能是有形的公共场地，而更多的时候是建基于物理意义的公共场地之上的某种空间形式和组织形式。

首先，社区论坛拥有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地——社区居委会办公室，这是社区公共空间的物化形式。社区论坛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社区居委会办公室举行的，这一方面与社区缺乏其他的公共活动场地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具有某些特定含义，即这一办公场所就是社区居委会这个“权威性自治组织”[5]和社区党支部这个党组织体系“末梢”的公共权力和权威的空间载体。而且，社区的公告栏也设立在社区居委会办公室附近，许多公共信息如低保户名单表、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季节性疾病的防范知识、国家重大事件的资料剪辑等等都会在此公布。因此，社区居委会所在地也就相应地获得了公共性，成为社区居民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地。

其次，社区论坛是以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的。以2001—2004年的社区论坛活动为例，社区论坛参与者的总人数为136人，其中社区居民(含辖区单位代表和社区工作者)为93人，占总数的68%。当然，基层政府和官员也是社区论坛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这一公共空间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仅不能缺席，反而必须参加到社区论坛活动中来，发表对社区居民所讨论的社区公共事务的看法，对社区居民所提出的处理意见和建议做出一定的回应。事实上，社区论坛引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缺位，而且其所讨论的议题也需要政府部门做出积极的回应。

最后，社区论坛是以社区公共事务为基本的讨论主题。社区论坛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议题：一是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二是上级党政部门下派的工作事项，传达政府的意志并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具体来说，既有海鲜市场管理、楼道清理、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家庭纠纷、社区工作机制等事务，也有行政咨询、宣传国家禁毒政策并讨论禁毒办法、党政重大会议等政治性学习。社区论坛实际上行使着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作为党政部门与社区居民的联结纽带，起着上情下达的作用，既是上级党政部门意志的传声筒，又是民众需求和意愿的传达器；二是作为社区居民公共生活的空间载体，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处置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依托，强化了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提高了居民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凝聚力。尽管上级政府部门对社区论坛具有较强的外部规划性，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这实质上与政府主导型社区建设的路径依赖和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的现实运作等整体性背景有着极大的关联，而且我们也发现，在政治学习类论坛活动中社区居民也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

四、社区公共空间：特性、价值与限度

笔者试图以社区论坛这一新的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作为研究个案，探寻社区领域公共空间的历史形态及其演进历程，探讨社区公共组织对社区公共空间建构的价值，进而提出中国式“公共空间”的运行模式及其独特性。笔者认为，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不仅可以作为分析和批判中国社会的概念，也可以作为社会实践的目标模式。

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社会成员自由批判、商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共交往场所。公共领域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公众在这一领域中可以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6]1-2。在实践意义上，“公共领域可以理解为通过集中而形成的私人领域，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杂志等。”[7]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具有多重含义，从纵向上看，公共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主要有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三种类型。代表型公共领域相对于“公”和“私”的标准而言是中立的，它展示了某种“更高”的权力，他们作为公众的代表是随时随地的，没有特定的表现场合。文学型公共领域是表现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个过渡环节，它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同时又保持着与表现型公共领域之间的某种连续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出现后，很快成为一个要求拥有自上管辖的公域，并成为反对公共权力的力量，迫使公共权力成为公众的争论对象。哈贝马斯一般是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一方面，他认为“公域和公共权力具有相同的范围”，也就是将公共领域等同于公共权力领域；但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一个“正宗的公域”的概念，并且认为这个“正宗的公域”是包含在私人领域之中的[8]。

公共领域主要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它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公共领域进行批判的依据来源于私人领域，从而属于意在摆脱公共权力控制的私人领域；但从另一方面看，公共领域又不同于私人领域，即它不仅与私人领域有着各自明确的活动范围，而且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可以说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那一部分。其二，存在体制化保障下的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公共讨论。公共讨论是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表征，是其功能性含义的一个量标。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对普遍利益问题的批判性公共讨论形成某种公共意见，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9]。而且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精髓之所在。即哈贝马斯所说的“主要旨趣在于批判当代政治”，“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成了据以评判当代社会的一种抽象判准”[10]。他指出，人们以批判为目的，形成公认的可以作为讨论依据的理性尺度以及一个松散但开放和有弹性的交往网络,由此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而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是这种公共讨论的空间形式。其三，公共领域是公共管理与私人自律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物。由于“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要受到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这样“政府当局与广大民众之间就形成了公共管理和私人自律的紧张关系”[6]36。在公共权力不断作用于私人领域时，一个批判性空间就形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批判精神是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根据。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社区论坛这一社区公共空间形式与哈贝马斯所论的咖啡馆、沙龙等公共空间形式具有某些近似的特性。它们作为由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形成的公共讨论场所，都是以人们之间的交往、对话、沟通为纽带的。在各自的活动领域内，通过对以公共利益为标识的公共问题的自由、理性的讨论，形成一定形式的公共意见，进而对国家领域的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决策过程形成某种外在压力。而且，从领域划分来说，这两类公共空间形式既不属于私人领域，也有别于国家领域或公共权力领域，它们都遵照着不同于国家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甚至可以说，它们都表征了现代城市生活区别于乡村社会的基本特性。城市公共空间通过资本、人口、信息的集聚效应可以极大地扩充城市功能。同时在城市公共领域中，交往、对话、沟通又构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本质和精髓。城市理论大师芒福德曾言，“若从较高的形式上给城市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最好莫过于说城市是一个专门用来进行有意义的谈话的最广泛的场所。……如果说提供各种形式的对话和戏剧是城市的本质性功能之一，那么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便很明白，它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致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话。”[11]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类公共空间形式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以上的相似性只是表层的，掩盖在其下的是两者的实质性差异。首先，两者具有不同的边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形式涵盖除国家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的所有社会领域，基本上没有明确的地域范围的限定。但社区论坛则有其地域上的空间域限，它是以社区为公共讨论边界的。一是参与人员方面，社区论坛的参与主体一般限于社区内的居民和辖区单位；二是所讨论事务的空间范围方面，一般以社区公共事务为论坛的讨论主题。

其次，从公共空间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来看，社区论坛并非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那样以批判性为其精髓，与国家(政府)不具有对抗性的关系。社区公共空间的成长有赖于两个层面的基础性条件：一是自身的社会基础，即社区政治精英和社区社会精英依据社区所拥有的资源和居民的公共需求而自主地组织化的过程；二是外部的体制性条件，即政府主导下社区建设的制度背景下行政体制的松动和权力下放。其实，社区论坛的兴起与演变都与政府部门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社区论坛的兴起实际上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缺位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在社区论坛的迅速发展阶段，政府部门一方面没有对论坛活动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同时对社区居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做出了及时而有效的回应，这些外在的体制性环境有力地促进了社区论坛的快速发展。而在某些特殊时期，政府部门为了自己的政绩需要，将社区论坛作为一个“典型”，不断加强干涉力度，这样就使社区论坛带有过多的行政色彩，担负了更多、更重的额外功能，以至于走向萎缩的边缘。政府的缺位和越位都直接地规划着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状态。这就表明，中国与西方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的基层民主是自发的、自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推动过程。公民社会的建构和基层民主的推进，一方面有待于政府的培育作用，提供相应的条件和机制；另一方面更需要政府确立自己的行为边界，调整自身的角色和行为方式，调适自己的功能定位。

最后，社区论坛这一公共空间形式可以说是组织变迁的意外后果。从社区论坛的生成过程来看，社区论坛是因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缺位而引发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市场管理、社区公共设施等社区问题而兴起的。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两类行动主体的主观意图和初始定位是，将社区论坛作为讨论和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路径，是传统解决手段(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动解决)的一种救济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替代的变相行动策略。社区论坛是以问题为标识、以社区公共事务为讨论内容、以公共问题解决为机制建立起来的。社区居民指出，“当时只是想，论坛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自治组织，能够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为居民办点实事”。然而，社区论坛后来的发展和演变对其发起者和组织者的初始目标和发展路径的设定有所突破，产生了一些意外后果。社区论坛在为社区居民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演化出了两种潜在的功能：一是表达功能，即以论坛为依托反映自己的要求，发泄自己的不满，以引起他人的关注；二是成长为社区公共空间，即通过公共讨论形成某种公共意见和公共舆论，进而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构成一定的压力，促使政府部门改进其治理模式和相应的管理理念。

在城市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社区论坛具有不可估量的开创性价值，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功能，但是从目前的运行状况来看，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度。一是社区论坛还缺乏正式的制度化规则和约束机制。当前，社区论坛活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主要体现在议题的确定、时间的确定、议程的安排、结果的处理等方面，有时对参与人员也存在一些人为的限制。这样，社区论坛活动就较易受到社区工作者个人旨趣和工作量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的整体性背景下就会有更大的变数。而且，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和社区党支部的人员变动更是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这一点从社区论坛开展次数逐年下降、讨论主题离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利益也越来越远就可以窥见一斑。二是社区论坛容易受到上级党政部门的外部干预。近年来，社区论坛出现了一些不太理想的征兆，论坛次数日益减少，讨论主题中社区公共事务的比例逐渐降低，社区居民参加者也有所减少，讨论活动出现形式化的趋向。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上级党政部门干预的直接后果。在出现外部行政权威的干预行为之时，社区工作者不会也无力进行有力的抵制，而组织化程度有限、社会权利不足的社区居民面对拥有强大的权力资源、高度组织化的公共权威时也是无能为力的。在这一情势之下，外在公共权威的干预行为往往就通行无阻，这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是致命性打击。因此，社区公共空间的存续与拓展有赖于利益相关者共同认可基础上的制度化保障机制的支持与维系。

参考文献：

[1]李海金.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J].中州学刊，2009，(4).

[2]韦伯 马.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77.

[4]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32.

[5]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994，(5).

[8]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变化[C]//邓正来，亚历山大 J.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55.

[9]汪晖.公共领域[J].读书，1995，(6).

[10]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C]//邓正来，亚历山大 J.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23.

[11]芒福德 刘.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88.

[责任编辑：巩村磊]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推动基层民主发展”(11&ZD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日本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治理及其启示”(13JJD810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日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比较研究”(CCNU14A06013)

作者简介：李海金(1979—)，男，副教授，博士，从事城乡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6-0048-08

·政治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