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缘何未参加斯大林葬礼

散木

罕有先例的北京追悼大会

1953年3月4日，当获悉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高岗等即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病情的关怀与慰问。翌日，斯大林逝世，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自7日起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3月6日，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随即，毛泽东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与此同时，从这天下午3时起，首都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苏联大使馆表示沉痛的哀悼。至8日晚，吊唁者已达20万人。

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为悼念斯大林而写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9日下午4时54分，即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罕有先例的追悼大会。5时整，全场默哀5分钟，鸣礼炮28响。此时，北京市各厂矿与火车的汽笛齐鸣，市内正在行进的车马立即停止活动，全体市民无论在何处也自动肃立志哀。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悼词，下午6时30分，大会结束。

周恩来率团赴苏吊唁

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赶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悼念和安葬仪式。中国派去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等18人，并且当晚就瞻仰了斯大林遗容，随即进行守灵。

据郭沫若后来撰文回忆，在9日上午追悼会前的一段时间里，在红场观礼台上的人们都在阅读《真理报》译载的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报纸还配发了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时斯大林与毛泽东等人的合影。

而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斯大林逝世后，获知噩耗的毛泽东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

不过，毛泽东此后却未能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而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只有他没有赴莫斯科参加葬礼。

毛泽东没有出席斯大林的葬礼，主要是身体和日程上的原因。就在斯大林病重和逝世期间，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调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当时，他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至月底才回到北京，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不可能让他马上赴莫斯科。刘少奇此前刚刚出席苏共十九大归来，此时又因患阑尾炎住院，当然也不可能飞赴莫斯科。

1953年3月5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斯大林逝世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并确定代表团除参加吊唁之外，还要就中国“一五”计划、朝鲜战争等问题与苏共新领导人商洽。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复杂心绪

对于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后，毛泽东始终是采取尊重和敬重的态度的。在公开的场合，他不曾随意批评和指责斯大林;相反，他曾写过三篇文章热烈地称赞斯大林。

后来，即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稿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确实对斯大林有过看法，这主要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斯大林犯有干涉中共内部事务、以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影响中共，以及时不时显露出来的“老子党”和“沙文主义”的作风。毛泽东曾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此外，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其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那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受到了隆重的礼遇。毛泽东一见到斯大林就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可以彼此解开心结。不过，毛泽东还是敏感地意识到来自对方的一丝冷落和强权态度，而毛泽东对此又是讲分寸的，他曾在党内号召不要学《法门寺》里的贾桂，反对自卑和奴性心态，这都是有所指的。

对于斯大林，毛泽东始终坚持“三七开”的态度。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