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媒体技术下人的社会身份、责任与功能

马佳威 郅凯华

（上海大学 电影学院，上海 201900）

浅谈新媒体技术下人的社会身份、责任与功能

马佳威 郅凯华

（上海大学 电影学院，上海 201900）

新媒体技术下，人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媒体技术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家庭幸福，更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更满足了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与此同时，社会责任不像过去那样有明确的定义与范围，在新媒体技术下人的社会身份悄然发生变化，社会责任也更应该加以明确，使公民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并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使人们能够感到自己是融入社会的而不是被社会所孤立的，增强公民的自我意识，也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新媒体；社会责任；身份；道德伦理；数字化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工人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是功能性的人，存在明确的社会身份与责任，工人需要社会认同而存在。同样在目前新媒体技术下，笔者认为人的社会身份与责任也应该加以明确和鼓励，使公民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并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当前新媒体社会信息传播的情境下，人应该具有社会身份及功能，使人们能够感到自己是融入社会的而不是被社会所孤立的。如何应对新媒体，笔者认为应该从多方面考虑，如设立基本的权利与责任关系等。新媒体技术下公民的角色应该如何进行转变？仅仅批判媒介的私有制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显然缺乏有效的说服力。

一、如何定义新媒体

所谓新媒体，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就是除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四大传统媒介以外，运用新兴的数字化技术进行内容传播的技术手段。也有人根据媒体兴起的顺序按照数字排列，如计算机互联网称为第四媒体，手机称为第五媒体，以此类推。［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新媒体有过一个相当简洁的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这种观点至今仍然颇有影响，如美国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体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没有相关性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示出来。基于网络传播是新媒体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无论我们当下使用的电脑、手机还是平板等，都需要以网络为基础才能获取各种纷繁的信息，媒体也通过网络向读者传递内容。笔者也赞同匡文波先生所说，并非新出现的媒体形态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如有人用自行车身、额头作为广告媒体，但是却不能称为新媒体。［2］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新媒体应该依据各自不同的特征进行归类划分，既体现当下不同数字媒介独特的性质，也方便后来者对这些媒介进行研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社会一直向前发展，仅仅针对传统媒介的研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更加多元化、智能化的科技手段会逐步淘汰过去落后的传播方式，带给人们颠覆性的体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高效、人性化，这才是新媒体的发展趋势。

二、新媒体对新闻传播产生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过去人们熟悉的交流模式发生了颠覆。人们都应该有表达的自由权利，邓瑜先生所表达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自由表达”与“表达自由”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欲望，后者是一种权利；前者是个体的具体状态，后者是带有公共性的抽象的法理。［3］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对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新闻专业化程度反而并没有过去那样重要。新媒体技术改变记者的工作方式的例子数不胜数，从执笔写作到现代机器人写作、语音技术等，深刻地影响着媒体工作者。

新媒体是以网络数字技术为基础，而网络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它包含了所有可数字化的内容，包括书籍、报刊、新闻等，使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更加便捷也更加多元化，由此也造成了现代人所谓的迷茫。因为内容的广泛传播，每个人的精力相对于浩瀚的互联网来说又十分有限，每个人获取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现代人知识的碎片化，关联程度较低。数字化的结果带给人们更多的认识与思考，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丰富的内容知识，而打破学术知识垄断的高雅文化地位，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书中指出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社会地位，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利，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工业人社会”，必须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必须建立在“人的基本诉求”基础之上，这是建立一个新社会必须确立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4］由此而论，新媒体技术下人们同样需要寻求一种平衡，满足人们交流互动、自我实现的需要，使网络下的人们成为相互协作的整体。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都有趋利的行为，当一个封建统治被认为是荒淫无度的时候，往往那些新建立的王朝会实行休养生息，降低赋税，对于大众而言就显得有利可图。只有有利可图人民才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反抗旧王朝，顺从新的王朝。资本主义社会凸显了人的本性，符合人类的发展天性。而这个桎梏便是经济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精神境界进一步提高，那么仅仅是趋于利的资本主义便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新媒体技术如果不能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慰藉，也不可能会有如此迅速发展，顺应大众的喜好是科技快速发展的动力。但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一定的社会规范为准则。

三、新媒体下人的社会责任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了内爆的概念，认为在电子媒介社会里“一切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结合起来，以电的速度产生内爆，这就使得人的责任意识提到了很高的程度”。［5］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双方面的影响，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承认它给人类的利端，但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其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新媒体技术下人的社会责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明确自己的身份及应该实现的目标。媒体组织机构在当今商业化浪潮中不单单是以社会效益为目的，它们首要的目的是存活，是利润目标，这就导致了起初媒体必然会涉及大量低俗、恶趣味、搞笑等偏离社会正能量的，引起人们兴趣的感官刺激的内容产生。在市场规律下，好的越好，通过一系列兼并、重组逐步扩大获得成功，如华谊兄弟；差的逐渐被市场所淘汰，被政策所抛弃。这就需要抓住机遇进行变革，同时创造和输出自身的文化影响他人，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积极正面的，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石。

在新媒体时代下，公民有自我管理和他人管理的职责。他人管理是一种有效的资源分配手段，包括资本、技术、人力等，过去的科学管理仅仅是针对体力劳动者而言，使之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在现代社会下，知识工作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不能仅仅以产品生产率作为一项衡量指标，而更应该是趋于人性的自由天性下的知识管理，这就对管理提出了新的定义和更高的要求。彼得·德鲁克所提出的组织管理正是基于他远见的洞察力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对知识工作者提出的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对现代传媒以知识为基础的机构更具有借鉴意义。而自我管理就是要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底线，不能因为匿名存在侥幸心理就随意辱骂、诋毁他人。许多学者的研究似乎都表明了这样一种现象，因为网络传播在某些场合的匿名性，网络传播者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网络攻击、谩骂、虐待等行为屡屡出现。攻击、谩骂等人格扭曲如果仅仅停留在虚拟状态，危害尚可控制；一旦形成定势并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危害则更甚。［6］

公民要对本国文化有认同感，对国家民族有自豪感。网络文化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侵袭，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应该被表象所迷惑丧失了自我的判断力。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直接关乎我们的下一代，关乎国家软实力及安全，关乎民族的未来。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有责任宣扬我国优秀的文化，在创新吸收网络文化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素质。前段时间发生的“帝吧出征”事件反映了我国公民良好的素养，也体现出我们不能因循守旧用老一套的理论方法，因为鼓励创新更是发扬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最好的办法。最后运用德鲁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了解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往往比理解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正确答案往往是提出了正确问题的产物。”

［1］ 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2］ 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6）：66-69.

［3］ 邓瑜.媒介融合与表达自由［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6.

［4］ 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33.

［5］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22.

［6］ 夏德元.电子媒介人的崛起——社会的媒介化及人与媒介关系的嬗变［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30.

［7］ 廖祥忠.何为新媒体？［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5）：121-125.

G206

A

1674-8883（2016）18-0092-02

马佳威（1993—），男，安徽明光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理论研究。郅凯华（1993—），男，河南周口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理论、数据新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