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经济时代对网络直播的发展研究

汪璟琳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网红经济时代对网络直播的发展研究

汪璟琳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进程加速，人们对社交媒体的需求也随之增强，网络直播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近年来，以Papi酱为首的网红和她们的直播平台一跃而红，这种草根名人的互动化效应被网民所追捧。本文就将分析网络直播平台不同于以往社交方式的特点，从其传播特征入手解读它给受众带来的影响。

网络直播特点；网络红人；网络监管

一、网红推手下网络直播的兴起

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网络上因为一个事件或一个特质而走红的人，她们被网友所关注，并受到热爱和追捧，可谓是一种草根名人。网红时代，从最早的芙蓉姐姐、小月月，到凤姐、郭美美，再到最近的王思聪、Papi酱，每个时期网络红人都不断更迭。走红的途径由原本的论坛、贴吧、豆瓣等变为微博、微信平台，现在更是增添了网络直播的方式。仔细探究不难发现，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来的文字、图片化的简单加工信息更新为了视频、直播等直接的互动信息。

凯文凯利在2012年发表的《技术力量》一书中，基于粉丝经济提出过1000铁杆粉丝理论。即无论创作者从事什么职业，是艺术家、美妆博主或设计师等，只要有1000名铁杆粉丝，就足以让他的影响力变现。网红就是通过培养忠实粉丝来达到盈利目的，因为粉丝=流量=商业价值。

而网络直播的收入特征则证实了这一点，直播中的车子、房子、飞机，都是粉丝赠送的虚拟礼物而已。网络主播们就是靠这些虚拟礼物、会员打赏、广告来创造自己的“销售收入”的。网络主播主体大多为身材好、颜值佳的年轻女性，也有小部分颜值高、才艺佳的“男网红主播”。

从直播的类型来看，其主要有三类，分别为秀场直播、游戏直播和泛生活类直播。秀场直播，早期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涉及黄色裸露内容，后期发展为综艺、段子手、歌唱、才艺秀等。游戏直播，即赛事直播或个人直播，个人直播是指解说相应的游戏比赛，带有主观的个人观念和语言特色。泛生活类直播则涉及面较广，意在聊天或陪伴，属于高黏性社交，如吃饭、聊天、旅行、健身等所有你能想到的生活类都可以被当做直播题材。

2016年堪称中国的直播社交元年，直播APP层出不穷、主播网红被各方追捧、各方资本争先涌入。马云宣布天猫入驻美妆、旅游等视频直播领域，“国民老公”王思聪投资熊猫TV。据统计，截至2016年5月，直播上线平台一共有116家（百度MOTA数据），预计2016全年上线平台将增至400家（腾讯云数据），市场规模达500亿元。现有的热门直播平台主要有一直播、美拍、花椒、斗鱼、熊猫TV、YY、酷狗、我秀等。

直播平台的兴起离不开资金的注入。直播行业的投资金额2015年为120亿，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达2.6亿。同时，直播现已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链和服务产业，从网络直播平台、直播公司、经纪人等，都会想办法包装策划，全方位“推销”主播，最大限度吸引人气。现在的网络主播已经作为一个职业映入人们眼帘，当然其在快速赚钱的同时，也要营造一个绿色的网络环境，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

二、网络直播的传播特征

网络直播的消费者主要以20～30岁的男性观众为主，他们好奇、无聊的心理促使其去观看直播，在与网红主播或心爱主播的互动过程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可以发现网络社交的使用满足了个人情感宣泄和自我调适的过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虚拟交流的方式。同时，还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满足了受众的需求。网络平台从运行之初就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泛娱乐化。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有些网红会利用越来越低俗的娱乐化视频来吸引眼球和流量。其次，消费女性文化。有些女主播完全靠脸蛋、靠性感或靠打“擦边球”博取粉丝一笑，这实际上是“灰色路线”的诱惑，吸引宅男群体。

第二，受众素质良莠不齐。网络直播时的言论也缺乏监管，有时甚至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集中地。一些低俗的语言，具有煽动性、诋毁性的语言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对主播形成一定的心理伤害。而一些从众或起哄的网友更会加速这种形式发送不良言论，在直播空间里“秀下限”。

第三，门槛低。目前直播的门槛低，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持人，激发了人们展示自我的欲望。由于人群各异，产生了各种直播细分种类，能够满足长尾的用户娱乐需求。

第四，粉丝受众广、黏性高。网络直播因其时效性、互动性和画面感受到粉丝的追捧，并且粉丝能通过弹幕和送礼物的形式与主播进行双向互动。

第五，信息碎片化。网络主播不同于传统电视节目，受时长和时间的限制，她们并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而是随机选定话题或者地点进行直播。这给观众一种现场感，同时受众可以通过客户端和PC端等进行观看，即便当时没有点播也可以随后进行回看。

三、结语

网络直播的走红是时代对于社交的需求，可以随时随地伴随人们的生活。笔者认为，现在直播平台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主题的监管。有些直播内容毫无内涵和价值，纯粹看颜值。如何将直播与一些文化、科技、教育、创业领域有机结合，创造出更具价值的信息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即便是娱乐信息也绝对禁止低俗化，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直播主题的监管。第二是对主播的监管。既然作为一份专职，提高主播人员的素质，进行相应的职业培训是刻不容缓的。直播平台门槛低的后果是，有的主播直播黄色内容、直播别人隐私、直播飙车发生车祸，因为这些负面信息而上了新闻，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形象。并且主播不应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品位和审美，而是应该具有一定的个人特色和主流价值观。利用快速消费的娱乐节目来取悦大众，占领市场，让一些有价值的节目反而淹没在平台中。

网络直播是在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它给受众带来了一种新的体验和满足，但同时也对网络部门和直播平台的监管发起了挑战。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难题？相信在直播平台的发展过程中会给出答案，并且其也会承担起大众媒介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1］ 黄艺.泛娱乐化时代网络直播平台热潮下的冷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2016（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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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琦.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虚拟社区用户忠诚度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3.

［4］ 凯文·凯利.技术元素［M］.张行舟，余倩，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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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18-03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