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中国想象的“西方主义”
——以《中国合伙人》为例

程 飒

（1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迎合中国想象的“西方主义”
——以《中国合伙人》为例

程 飒1，2

（1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近年来，西方形象大量出现在中国银幕中。本文借用陈小眉的“西方主义”观点，选取电影《中国合伙人》来看中国当代的“西方主义”，并认为中国的“西方主义”是裹挟了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迎合中国人想象的话语神话。

“西方主义”；《中国合伙人》；西方形象

一、引言

东方与西方至今仍是两个未被厘清的概念，它们不仅体现为地理概念，同时被认为是文化概念、意识形态概念。而东方人和西方人，一旦出现在“他者”的视野中，全都成了“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产物。“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从完成之日就在西方学术界中获得了一种典范性的地位，被当成一种研究模式，用来处理西方和非西方文化之关系。”［1］萨义德强调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东方主义，因为“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2］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中，西方世界往往主宰了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挪用行为，并以此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意图和目的。作为对东方主义的补充，陈小眉首次提出了“西方主义”这一概念，她认为萨义德忽视了福柯的“反话语”权力，强调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对西方话语的挪用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放效果，她主要分析了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本，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美化西方、塑造一个高于中国的西方来反抗官方的话语实践。

对“西方主义”的另一种观点是，“西方主义”是“西方世界被它的敌人所描绘的去人性化图像”，［3］是一种丑化西方的意识形态表达。“西方主义”是指东方人反对西方和一部分西方人批判西方的当代社会思潮。西方主义者们“仇视城市，城市的形象是无所依附的、傲慢的、贪婪的、堕落的和随意轻佻的；仇视西方科学和理性所展示的思想；仇恨安居乐业的小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存在对立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仇恨不信教者，他们必须被扫除，以此为建立一个纯信仰世界开路”。［3］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西方世界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中，这些西方形象往往是充满矛盾的。本文借用陈小眉的“西方主义”观点，即“西方主义”是一种话语实践，人们通过建构西方他者的形象，主动地参与到一种带有本土创造性的挪用行为中去，并选取了电影《中国合伙人》来看中国当代的“西方主义”。

二、中国电影中的西方——征服or憧憬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多半是传奇，甚至林则徐都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真正接触到了西方人，但对跟自己长相完全不同的“番鬼”只产生了“佛郎机”食人这样的记载。晚清时期，对西方的形象产生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的“邪恶”形象，另一方面，走出国门的精英看到发达的西方而产生的“理想”形象。这两种形象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并在电影中呈现出更多不同的内涵。

早在1957年的电影《不夜城》中就有了留英企业家以及美商买办的角色，留英企业家受到了美商买办的欺诈，开始不择手段，建国后受到国家的再教育，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的商人。事实上，纵观1949年之后中国电影金鸡奖（专家奖）、百花奖（观众奖）、华表奖（国家奖）的获奖影片，90年代以前的获奖影片对西方的刻画都是基于国家的立场，早期除了《白求恩大夫》中白求恩的正面角色，《林则徐》《神鞭》《京都球侠》《开国大典》等影片中的西方都是侵略者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持续到现在，2000年之后的《东京审判》《郭明义》中都是这样的形象，但90年代冯小宁的《红河谷》《黄河绝恋》中西方人成为帮助中国抗日的形象，代表着先进的技术，在影片中为了保护盟友，中国人最后都牺牲了，可见这时西方人的姿态还是高于中国人的，后期《金陵十三钗》《1942》中延续了这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西方人形象。

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潮比大陆早，80年代就有了《爱在他乡的日子》等描述移民生活的影片，中国90年代才有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电视剧，但获奖电影中仅有《不见不散》，李安导演的《推手》《喜宴》和郑晓龙的《刮痧》在语言和文化层面探讨中国人对美国的憧憬和在移民过程中对美国文化的不适应。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去美国，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也让他去美国，因为那是地狱。”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和2015年的《北京爱上西雅图》则呈现了更为丰富有趣的西方图景。《北京爱上西雅图》中的美国成了伊甸园，在那里生活的中国人完全没有了文化上的不适应，片中的美国也没有了城市，而是一片田园风光，主人公在这样的乡村风情中找到了更平静的生活；而《中国合伙人》中的美国人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最后却被中国人打败。

中国电影中的西方形象都是先进发达的，但先进的西方或侵略，或帮助，其目的都是强化国人的民族身份，告诉国人不管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西方都是中国要赶超的对象，这就是中国的“西方主义”。

三、赤旗插遍美利坚——迎合中国想象的“西方主义”

《中国合伙人》是陈可辛导演的，以中国最大的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的故事为蓝本的电影，剧本最早由“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亲自撰写，但后期被陈可辛导演修改，仅保留了故事主人公成东青、王阳、孟晓骏的名字。整部影片就像是中国战胜美国的政治神话，这种神话在以前的影片中也经常出现，在球场上战胜西方人的京都球侠；检查出外国进口汽车有质量问题，让外国公司服输的郭明义；东京审判中据理力争，让西方法官作出正确审判的梅汝璈。《中国合伙人》中最终成东青在侵权事件中让“攻陷美国”，新梦想教育集团在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支教育产业股，市值30亿美金。影片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延续了中国人的美国征服观。

影片多处强调了对美国的征服。影片开始，成东青被美国拒签，转场到画外音“二十年后，我最擅长的是帮人去美国”，到三位主人公站在一张美国地图前，地图上插着很多红旗，说着“赤旗插遍美利坚”，被美国ESS控告侵权时，孟晓骏态度强硬，并对女性代表出言不逊，而成东青则大义凛然承认错误，并以中国市场诱导美国妥协。孟晓骏作为片中承载美国梦的中国人，从开始对美国的憧憬，到美国梦的幻灭，影片最后他去了打工的餐厅，看到了当初欺负他的美国服务员为他服务，成东青则用他的名字捐赠了当初开除他的实验室，看到实验室上写着他的名字，孟晓骏热泪盈眶。

除了以上场景，片中一段成东青、王阳在国内办学，开始发财的叙事与孟晓骏在美国的悲惨生活的叙事交织进行，在成东青、王阳开着豪车，拿着大哥大去机场接孟晓骏终结，仿佛也表达了中国的迅速发展及中国人在美国的不公平待遇并没有改变，这在孟晓骏谈判时对美国ESS代表说到的“中国在改变，但你们一直没有变”形成了互文性。孟晓骏作为“美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一直是新梦想教育的真正领导者，成东青说：“我们坚信从美国回来的孟晓骏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影片的最后却又是“土鳖”的成东青完成了孟晓骏的梦想。

影片中的美国形象，除了给孟晓骏小费，并鼓励他的美国老太太，其他的均是负面形象，如数次拒签成东青的签证官，把王阳当行李的lucy，在纽约机场盘查孟晓骏的海关，欺负孟晓骏不认识路的出租车司机以及不见孟晓骏的波诺先生。事实上，影片一直在表现一个歧视中国的美国。80年代的课堂上，穿着中山装的老师说：“美国的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除。”被孟晓骏以实践出真知反驳。90年代，苏梅、孟晓骏、良琴带着对美国的憧憬去了美国，苏梅除了学习就去洗盘子，每次打电话最后都说“就这样吧，我很累”。孟晓骏、良琴则互相欺骗，过着底层生活，孟晓骏才感慨老师说得对。自此，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美国的歧视永远不会消除。

影片不断地在文本和叙事中表述美国的歧视和中国的崛起，与导演陈可辛的经历不无关系。陈可辛创造了一种“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情怀。而这个时代恰恰是他经历过的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陈可辛幼年就立志去美国，在美国读了3年大学就回到香港进入电影圈，那时香港电影还算辉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逐渐低迷，2008年，陈可辛在北京创立工作室，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陈可辛深谙好莱坞的叙事方式，成东青固执、守旧，孟晓骏激进、执着，成东青演绎了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并获得成功的励志故事，孟晓骏则是一个被美国歧视，又反过来战胜美国的神话。这是两个中国式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迎合了荧幕前的习惯了好莱坞的观众们。

影片吊诡之处还在于所有的征服都是基于消费主义逻辑。成东青、王阳挣到第一笔钱时，王阳将钱撒到空中，享受美女环绕，孟晓骏回国后，事业不断做大，三人从麻袋倒钱，抽雪茄，西装革履的孟晓骏坐在曾高他一头的服务员前，辞退他的实验室的捐赠署名。明明犯了侵权的错误，却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让美国妥协。这种西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了本片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难怪有评论说：“这个以成败论英雄、不择手段、不讲道德和没有法律底线的实用主义情节实则是中国经济思维‘攻陷’美国的意淫。当三兄弟一道庆祝‘攻陷美国’飙车于纽约时，这到底是对中国改革伟大时代的喜剧式张扬还是小丑式反讽？”［4］

中国的“西方主义”明显延续了东方主义的内涵，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西方强者，通过打败这个强者树立民族自尊心，但这种反抗的成功却是由西方价值观评判的，不得不说，中国的“西方主义”仅仅是一种迎合中国想象的话语神话。

四、民族主义VS东方主义——中国“西方主义”的神话

《中国合伙人》中表现出的“攻陷美国”的念头有其历史根源。

中国和欧洲的交往要追溯到13世纪，成吉思汗的往西征战才扩大了中西交往的道路，一直到晚清之前，中国都是以大国自居，认为西方国家是蛮夷，1792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国书，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赉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徙，推恩加礼。以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筳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5］

黑体字完全表现了天朝大国对蛮夷训话的语气。民间则认为西方人是“番鬼”，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了“佛郎机”人吃人的故事，从此成为西方叙事的典范，被反复演绎。如下：

“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6］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成为八国联军掠夺的对象，这时出现了两种对待西方的态度，老百姓认为西方是“洋祸”，表现出对鸦片和天主教的仇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有了走出国门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发起了“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最终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告终。1919年，五四运动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全盘学习西方。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警告青年》一文，以中西文化作比，抨击各种传统观念，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言论，将“德先生”和“赛先生”树为时代的最强音。随后，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为代表发表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全面的、采取激进的方式反对中国传统文化。［7］中国开始全面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影片中，1999年，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中国学生去砸英语学校，成东青站在台上大喊，“你们这些懦夫，你们应该去学习它，然后打倒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相比开始进入经济衰退期的西方，中国呈现了一种强大的上升势头。媒体也在渲染一种强国情绪：中国由过去的纯粹受援国逐渐变成援助国、由接受投资变为到国外投资，甚至是某国流行学习汉语、出境游队伍的壮大、“海归”变“海待”等现象都被媒体表述成具有永久或普遍意义的事实，其背后或隐或现地传递出今非昔比的自豪感和宣泄的畅快感。［8］

中国从天朝大国到第三世界国家被讲述成一段屈辱的历史，不管在任何时期，都想通过打败西方，重回大国的行列，李小龙、黄飞鸿等都从个人武力上进行过此项伟大的行动。建国初期，“赶超英美”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口号。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后，其先进和发达成为世界的标准，中国又不得不向它学习，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开始漫长的学习西方的历程，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西方话语的体系中。

好莱坞大片中，对美国以外的所有“他者”异质文化（当然包括中国）都使其“东方化”。美国建国后，237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找对手、征服对手、想象“他者”、反照“我者”的过程。中国在“高高在上”的美国人眼里只是历史地承担美国“他者”任务而已，只是美国文化、美国软权力、美国话语权在东亚的一个渗透和改造对象。［9］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在论述这种知识的权利。西方企图通过知识为自己殖民东方的行为正名，向东方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而在影片中表现出这种殖民话语成功地侵入了中国，并强调这种西方话语是永恒的。成东青被学校辞退，被迫下海时，王阳说“下海是一个wonderful world”。孟晓骏说“只有美国才有美国梦，每个人机会平等”。孟晓骏不满老师的言论，摔门而出，是一种对自由的崇尚。影片也多次表达了“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急切地希望与世界接轨。影片中1992年KFC进入中国，街头开始倒美金，北京第一次申奥，无数人想去美国，21世纪后，孟晓骏、成东青在北京的办公室背景中也变得高楼林立，中国站上了世界舞台，却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学者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福科、马克思、哈耶克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来解读中国问题，孟晓骏认为必须去纽约交易所上市才是成功。就像周蕾教授所说的：“现代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不能墨守一个静止不动的传统而生存下去，他们过的是不纯洁的、‘西方化’了的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看’中国的方式也打上了那种生活的烙印。”

影片中对成功的定义正是西方消费主义话语的渗透。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本质，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都是资本增值的手段，20世纪之前，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是主要手段，但20世纪之后，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成为资本增值的主要手段。消费在为资本实现增值的服务过程中，由单纯的经济行为转变为一种控制的力量——消费主义。［10］改革开放前，中国还很落后，中国人吃着铁饭碗，过着刚刚温饱的生活，但改革开放后，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指导下，万元户开始出现，这给习惯了大家一起穷的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近年来，中国高速发展，中国人开始全面进入消费的时代，这时，西方的消费模式、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被树立为中国消费者的理想消费模式。中国人与西方人消费一样的产品，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说：“随着这些有益的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层中为更多的个人所使用，它们所具有的灌输作用就不再是宣传，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比以前的生活要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生活方式，它阻碍着真正的改变。因此，出现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西方学者已经在批判，但依然是世界的主流意识。

《中国合伙人》中就呈现了这种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美国人是高高在上的“他者”，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打败了它们；另一方面，打败美国的标准却是消费主义逻辑。可以看出，中国的“西方主义”是裹挟了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迎合中国人想象的话语神话。

［1］ 陈小眉.西方主义［M］.冯雪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2］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

［3］ 伊恩布鲁马，阿维塞玛格里特.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M］.张鹏，译.金城出版社，2010：6.

［4］ 张祖群.电影“中国梦”的政治性书写：以《中国合伙人》为例［J］.电影评介，2013（19）：7-10.

［5］ 蒋骁华.翻译中的西方主义——以18-19世纪中国的政治、外交文献翻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2（2）：32-37.

［6］ 罗爱华.观念史背景下的晚清西方形象研究［J］.求索，2008（10）：185-187.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

［8］ 凌燕.现实比电影更精彩：《中国合伙人》的意义生产逻辑［J］.电影批评，2013（11）：67-72.

［9］ 徐海娜.从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元素看东方主义［J］.当代世界，2011（3）：63-65.

［10］ 王亚南.中国语境下的消费主义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11］ 朱望.“西方主义”为什么源自西方——对伊恩伯鲁马《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核心理念的解读［J］.汕头大学学报，2015（5）：5-11.

［12］ 何辉斌.新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主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0（3）：48-54.

［13］ 张兴成.东方主义的全球扩散与再生产——兼谈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J］.厦门大学学报，2005（3）：21-27.

［14］ 陈瑛.“东方主义”与“西方”话语权力——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J］.求是学刊，2003（4）：29-33.

［15］ 刘志昕.当代华语电影中的美国形象［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16］ 杨理沛. 1910年代中国叙事文本中的西方形象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2.

［17］ 曾燕.近代中国西方形象的建构与演迁——从妖魔化到理想化的言说［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1）：50-55.

J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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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23-0140-02

程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