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下的科第心态和文学程式

○贾芳媛

八股取士下的科第心态和文学程式

○贾芳媛

有明一代，八股取士制度化，具有了功名富贵和治平理想的双重号召力，而八股时文勾连社会的学校教育、朝廷的选拔体系，也被赋予了撷英和禁锢的双重深意。明人的文学关注置于时文，历来作为文学正宗的诗歌沦为八股之余，因之形成了“余事”视之的诗歌态度，而士人心志也为“八股”所束缚。八股套路的模式禁锢，换字和选本所渗透的制艺技法的心理及科名失落的意绪排遣，无一不体现着八股程式下的科第心态。

八股 程式 科第心态

八股制度起于明代，延续至满清，数百年间以一种君临姿态俯视诗、赋，俨然诸体法门。虽八股时文在理路、气脉层面均有取自律诗之处，但在科第心态下，则显现出以时文衡诗的特殊倾向。自明代八股取士以来，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无论诠释文理还是招贤蓄能，都惟八股是论。天下士子投注全副精神，每日呼吸浸淫其中，以八股之法作诗、论诗也是情理之中，而原为诗歌章法的起承转合，也渐趋融入时文之中，为时文所借用。八股文的另一源头则是宋元经义，起承转合的结构法则即便并非直接移植于经义作法，也萌生于其理论框架，与经义天然相关。移入方向的考辨有着正本清源的学理意义，也凸显出随取士制度而转移的士人关注。

诗赋既罢，取而代之的经义则备受关注，作文法则应用而生，历宋元而至朱明，由经义而八股，士人进身之阶限于一途，经义作法渐为时文程式，士人无不倾其精神智力习之。屡次参加科举而未中第的明代才子金圣叹即以起承转合作为诗文通则，批点唐诗必然遵循时文套路，乃至评论《西厢》《水浒》也每每借鉴八股文法，便将这位怪才在科举心态下的模式禁锢展露无遗。

唐的诗法、宋元的经义规则，均在科举制度土壤中产生，而明代的时文技法同样在科举土壤中孕育，因而八股文本身即融合律诗和经义的双元因素，同时又有传统审美和继承意识蕴含其中。诗歌创作和科场之文，虽则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内在机理却是一致的。纵观三百年明代文学中八股时文和文学潮流的沉浮消长，《明史》中所标举的文苑人物多半为八股名家，明代诗文既为“余事”，文体宗主便自然要跨过八股门槛，才能肆情文学，如李东阳、李梦阳、王慎中、唐顺之、王世贞、归有光、陈子龙等，俱是高手。无论是倡言复古的前后七子，还是主张性灵的公安派，或是幽深孤峭的竟陵派，无论是理学醇儒，或者心学大师，抑或东林党人，均不难觅得八股名家。因共同的时文关注而切磋交游，进而结社形成团体和流派，这本是明代社会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在以时文为根本的科举社会，文坛宗主的递相更迭，文学思潮的消长变化中自然无法摆脱时文的痕迹。如正史评价“程文魁一代”的王鏊便是明代时文的典范，《儒林外史》中耽于制艺的士人们便将王守溪的文稿奉为经典而熟背。

在以程文为唯一取士的标准之下，科举“去除浮华”的理念和考生为脱颖而出采取求新出奇策略的实际，国家选贤任能的理想和多辞藻虚华之士的现实，产生了极大的落差，因而催生了批判浮华险怪的文风，倡导古朴典雅的格调这一科举话题。士人竞于功名利禄之途，流弊自生，制艺刚开始盛行，士人一时间都抛弃了宋元以来所传承的实学传统，为获得功名利禄，而上下相互蒙蔽，使得应试程文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方孝孺《答张廷璧书》云“较奇丽之辞于毫末，自谓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浅陋浮薄，非果能为奇也”，批判的同时也暗含对其美学追求的古雅典正，和美学风尚的崇尚浑厚方面的肯定，在他看似矛盾的评论的背后，反映了时人对八股之文暧昧不明的态度，和对其日显弊端的实际功用与同样突出的审美特质之间难以制衡的微妙心理。科举时文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科举始复，风气初开，文多简朴，至嘉靖、万历年间，文体日益敝坏。阁臣朱国祚则称今天下之文有“理”“意”“声”“气”四病，隐于其后的是士习文风在功利现实和圣贤理想之间的反复交锋，和难分高下的境况。一路而下的举业文字，虽然不断有着古雅醇厚的呼声，终无力回天。有明一代，八股为重，诸般文体均为“时文余事”，历代士人自幼娴习，毕生精力为之投注，反复训练下的思想格套既已入骨三分，应用于余事之中，自然有着挥之不去的模式禁锢。

明以八股取士，士行文风遂为转移，渗透濡染，渐成一代科举心态，士人自幼深谙的时文技法在诗歌手段的采用中呈惯性式的体现。在科举制度下，一切以程文为法则，考官与考生唯一的聚焦点在于科场文字，而八股时文体式日趋固化，内容限制日趋严格，限定取材范围内文章内容的趋同便不可避免，这样对一般考生而言，变换文字则成为应有之义。朱熹以换字法作为诗歌技巧的训练法则，且贯通以“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仿之”的精神内涵，这种与时文相通的换字法因出自圣贤语录而合法化，自然成为科第心态下的写诗模式，甚至一代诗坛盟主李攀龙作诗亦是变更古人乐府中几个字，充为己作。然而“换字”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诗法，复兴于明代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八股技法的模式渗透。时文和诗歌的创作技法相互借鉴，相互交织，共同改变着文学的面貌和流向，也构成了明代文坛的独有格局，这是八股取士制度下文学程式的必然呈现。

明人身心皆陷溺于举业，时文训练使得行文模式化加重，而将业已轻车熟路的技法移植于诗是极自然的思路，也是明诗换字的内因。“换字”既已成为明人作诗要诀，对文字本身的考究便上升了，因而形成了另一种诗学关注：忌讳重复之字，甚至无视格调、性情，以语言文字方面对重复的回避为第一要义。如果说回避重复是炼字技巧的一种，那不避重复的诗家手法，又何尝没有“炼字铸句”的苦心呢？科第举业的大氛围中，诗者、论者对此话题集中关注，而在八股套路下的换字思维下，“重复”作为“换字”的对立面，则以相反的维度显露了科举心态的模式禁锢。

换字之外，另有选本。明末清初的黄虞稷作《千顷堂书目》，特设“制举类”一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也列有唐、明各家诗歌选本、时文选集，为明代士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范例。八股取士与富贵功名有着天然的联系，“如何得中”是考生最为直接的功利关注，在诸多的时文技法中，研读、临摹范文则是最为平常也最易见效的训练手法，而八股大家的作文之道的至高境界，便是“熟”了。明人往往寄希望于及第时文一窥考官好尚，加之反复揣摩、刻意模仿，以求一第，这种制艺举业中形成的摹拟心理和摹拟之风互为作用，愈演愈烈，终显弊端。然而无论是换字之法还是临摹范本，利弊昭然的情形下，明人依旧置若罔闻，这正是科第心态下的模式禁锢使然。在科举重压之下，得第者自少，失落者居多。以常情而言，求之不得，或怨己、或责人。责人者，恒以不公为念，或指斥抨击，或冷嘲热讽，以宣其怒，以泄其愤。朝臣子弟天然因袭的特权，作弊者的毫无下限，这些激起了士人情绪的激荡，毫不留情的揶揄戏侮，淋漓尽致的极致嘲讽，及第高中的春风得意，愧对父老的沮丧失意，或喜或悲，或怒或狂，天下士子的敏感神经都为场屋得失所牵动，一代科场心态可窥。

而科举既重，状元之选，自为重中之重，就成为科举成功的典范而言，似乎有着不可回避的偶然性，时运命定之说遂成为携伴状元的习惯话题。观者往往从状元及第前诗词的字里行间觅得“先兆”，例如章句之间多半有着功名可得的豪气，但其实，豪言壮语，人皆可言，隐藏于其后的，正是科举心态下强烈的命运意识。文人甚至以幻象、梦境或者道德规条诠释及第登科的偶然性和合理性，科第中举皆为祖先阴德庇佑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观念。即便如此，读书勤学依旧是一贯主张，科举的相对客观使得“谋事在人”有着一定程度的实现可能，天下士子白首场屋的执着追求亦在于此。

［1］张廷玉等.明史（卷287）［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袁宏道.郝公琰诗序［A］.袁宏道集笺校（卷35）［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蒋寅.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J］.文学遗产，1998，（3）.

（贾芳媛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