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退居渭上后的思想转变

2016-03-04 09:25冯丽娟
现代语文 2016年31期
关键词:白居易诗人思想

○冯丽娟

论白居易退居渭上后的思想转变

○冯丽娟

白居易于元和六年(811)退居渭上后,由于家庭变故、自身变化以及当时政局的影响,传统的儒家主导思想体系中渗进了佛家思想,表现出了鲜明的叹老嗟卑、及时行乐的思想;从注重自我内心情感及自身变化的自我意识转变到关心民瘼、同情广大劳动者的疾苦而引起的自我反思与批判;从早期的民本主义思想转为厌恶官场、谴责时政,想要退居抽身的思想。

白居易 退居渭上 思想转变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中唐著名诗人。他才华横溢、思想丰富,是唐代诗歌史上继杜甫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文艺理论家和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也是一位亦仕亦儒亦道亦释的学者和思想家。北宋文学家钱易曾评价:“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 (《南部新书七则》)

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790)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应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宣宗元和元年(806),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入第四等,后补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县尉。元和二年(807)秋,诏回长安,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遗。元和六年(811)四月三日至元和九年(814)冬一直退居渭上。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五年(820)夏任杭州刺史。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三月,任苏州刺史,此后又历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侍等职。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846)卒,享年75岁,遗命葬于洛阳龙门山。粗观白居易的一生,他是老来得官、仕途畅达。青中年时期,虽然一腔热血、才华横溢,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长久不得重用,无法一展抱负。最为重要的是,元和六年(811)四月三日,白居易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充翰林学士,因母亲陈白氏在长安宣平里第逝世而遵制丁忧,自动离职,率家人回渭上料理丧事。这一偶然性的不幸遭遇,使他离开朝廷将近四年。从唐朝当时的政局看,若白居易在这段时间(811-814年)不离开朝廷,凭他的才华和抱负,完全有可能擢居要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也正是白居易在退居渭上这段时间内苦闷、彷徨,以及各种思想意识复杂呈现的重要原因。本文重点结合白居易退居渭上后的诗作,分析他这段时期内的思想转变。

一、对待生命及自我的态度

1.更深入地关注生死问题、注重生命意识,并自觉地接触佛教,禅宗思想渐趋浸入。

白居易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诗人。他从小体弱多病、性情敏感,对生死、衰亡、病痛等有着比常人更切身的体会和感悟。据粗略统计,他的诗作中仅“病”字的出现次数就达400多次,他的诗还因“好记年岁”的特点而备受瞩目。从“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到“寿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的40多年间,白居易约在78首诗中记下了自己的年纪。(洪迈《荣斋随笔五卷·卷八》)这种对于生命的异常关注,常常牵动着诗人易感的情思。元和六年(801)因母逝子丧,这种关注生死问题、注重生命意识的思想在他的诗作中得到最深刻的体现。诗人回到渭上料理丧事,因不堪承受丧母的哀伤,本来身体羸弱的他,因料理丧事的劳累而病倒。祸不单行,诗人不到三岁的爱女金銮子在这时也患了重病,因医治无效,不到十天便夭折了。白居易属晚婚,年近四十膝下尚且无子,如今连仅有的一个爱女也先他而去,从此天人永隔,此时的诗人精神世界几乎濒于崩溃也在情理之中。

沉溺于个人狭小的感情世界里无法挣脱,使得诗人不得不去找一个释放的窗口,有感于生死的悲痛和强烈的生命意识,白居易产生了觉悟向佛的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渐趋侵入。元和九年(814)他在《眼暗》一诗中写道:

早年勤卷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昼夜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千药万方治不得,为应闭目学头陀。

诗的前两句表面看起来是诗人在写自己早年奋发苦读导致眼暗泪多的状况,实则是借眼暗的这一生理疾病暗指自己的心理“疾病”,唯有心里的“疾病”才是困扰诗人的罪魁祸首,所以才以“闭目学头陀”来治愈。在《夜雨》和《早梳头》中“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不学空门法,老病何由了”等诗句,我们可以看出,诗人觉悟向佛的思想倾向相当明显,以至于感叹“不学坐忘心,寂寞安可过。”(《冬夜》)最后,诗人终于进入佛家“求空破执,顿悟禅悦”的境地,亲身去体悟:“回念入坐忘,转忧作禅悦。”(《送兄弟回雪夜》)的禅宗思想,从而在其中寻求解脱。

禅宗思想的渐趋浸入激发了白居易对自身生命主体意识的自觉,并深化了他对佛理的体悟。在母逝子丧这一悲痛的大背景的渲染下,诗人的诗作也透漏出只有中唐时代才出现的“这一新的、更具主观性的诠释的自觉意识”[1]。在《念金銮子二首》中诗人写到:

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非男犹胜无,慰情时一抚。一朝舍我去,魂影无处所。况念夭化时,呕哑初学语。始知骨肉爱,乃是忧悲聚。忘怀日已久,三度移寒暑。今日一伤心,因逢旧乳母。

与尔为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见,迩来三四春。形质本非实,气聚偶成身。恩爱原是妄,缘合暂为亲。念兹庶有悟,聊以遣悲辛。惭将理自夺,不是忘情人。

面对失去爱女的沉重打击,诗人“唯思未有前,以理遗伤苦。”但是,“理”并不能真正的战胜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欲罢不能、痛不能言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愁思时刻牵引着诗人,终因“因逢旧乳母”而重又伤心,渐趋平静的表面又被无法挣脱的痛苦的思绪所打破。但我们说,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他不是“忘情人”。

当然,诗人在念金銮子的这两首诗中已经对自己所洞察到的情胜理的事实做出了自己的诠释,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诗人对主体意识的自觉。“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看到,主体被感情所打动,对这些感情来说,仅仅识‘理’(理性原则或自然法则)是不够的。”[1]表面来看,诗人似乎是表达了无法抑制的失女之痛。但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在以情为主的背后,暗藏着“理”的自觉性。这种对情“理”的个性化的诠释和他在诗中所表现出的这种“主体意识的自觉”与佛学思想密切相关。“佛教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佛教往往不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和对立中,而是在两者的统一和融合中,并以人为主导来论述外部世界的问题。”[2]中唐时期,佛家中禅宗影响比较大,以解说心性极大提高了人的生命本体地位。白居易很早就对佛教博大精深和助人解脱的思想特点有所了解,甚至与当时的禅宗四大支都有密切接触。耳濡目染,进一步强化了诗人的生命主体意识,并自觉地深入探索,在诗中表现出来。

2.更注重反观自我形貌;感叹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叹老嗟卑思想明显;同时,又感恩既在的年华、珍惜生命,甚至主张及时行乐。

白居易在“职为学士,官是拾遗”之时,多写政治讽喻诗,功利色彩浓重,很少触及个人形貌问题。如《答何诗十首·和阳城驿》:“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然而,当他退居渭上之际,却因意绪颓唐“有心作衰飒之诗”(洪吉亮《北江诗话》卷五)。这里笔者认为意绪颓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作者内心无限的愁苦郁积而不得释放,欲罢不能的愤懑充斥而不得宣泄,而这种愁苦和愤懑因作者自身的形貌变化将其推向了极致。

据粗略统计,白居易诗中仅白发一词就出现了大约74次,这种情况在其他诗人的诗中是少有的。尤其在痛失爱女之后,诗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前年生两毛,今日一齿落。”(《自觉二首》之一)“老色头鬓白,病形支体虚。衣宽有胜带,发少不胜梳。”(《沐浴》)面对“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发”(《送兄弟回雪夜》)的自己,诗人不禁苦闷惆怅。尤其是注意到自己“悲来四肢缓,泣尽双眸昏。”(《自觉二首》之二)时,更加感叹自己“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自觉二首》之二)一方面,我们对于诗人的悲痛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于诗人的这种遭际充满了怜爱和同情。

从外部形貌的变化进而关注自我内心的细致描写,将其中的叹老嗟卑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九月登西原晚望》中,诗人又对自己的人生年华提出了质疑:“天地自久长,斯人几时活?”不禁感慨:“我生日日老,春色年年有。且作来岁期,不知身健否?”(《同友人寻涧花》),最后诗人竟在叹老嗟卑的同时也感叹大自然的衰老:“花少莺亦稀,年年春暗老。”(《登村中古冢》)诗人的心绪在春色中也渐渐衰老。

然而作者在感叹惆怅的同时,也意识到生命本身正是由于它的易逝而让人觉得倍加珍贵,所以要珍惜年华,在有限的年岁里及时享乐,这样人生才不会留有遗憾。如《叹老三首》之三:“去岁新婴儿,今年已学步。但惊物成长,不觉身衰暮。去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书今日意,遍寄诸亲故。 壮岁不欢娱,长年当悔悟。”一种新人与旧人相比更叹时光荏苒、岁月易逝、倡导人生在世及时行乐的思想清晰可见。“劝君且强笑一面,劝君且强饮一杯。人生不得常欢乐,年少须臾老到来!”(《短歌行》)一种爽朗、洒脱之状跃然纸上,及时行乐的思想也表露无遗。

二、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

这一时期,白居易从注重自我内心情感、外部身体变化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变为关心民瘼、同情劳动人民而引起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并且“悯农”思想及其“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光辉熠熠闪现。

白居易退居渭上后,最初处于一种沉痛、苦闷和惆怅的思绪当中,抒写的多是自我内心情感及自我内心形貌的变化,强调自我的主体意识。但从元和七年(812)的《纳粟》和元和八年(813)所作的《村居苦寒》等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已将关注的视角放在了一个大背景下,站在一个崭新的视角去看待问题:由体悟到劳苦大众的疾苦到反思自我。

渭河之滨恬静的农村生活,使白居易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更真切的了解农民的疾苦,亲身体验农事的艰辛。通过对农民和农业劳动的直接接触和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作闪现着人道主义的熠熠光辉。《纳粟》一诗,通过描绘自己在家中迫于:“有吏夜扣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童仆。”的惶遽景象,生动的揭露了中唐推行和籴政策,程限苛急,农民不堪其忧的真实境况;《采地黄者》写灾荒年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靠采拾地黄换取富家儿喂马的“残粟”,以“解此苦饥肠”的惨象。而《村居苦寒》则纪实性的揭示了农人居住的自然环境之艰苦:“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散身。”于是不得不使得诗人发出了:“乃知大寒岁,唯农最辛苦”的时代最强音,有力的凸显了诗人对饥寒交迫的农民的深切同情。

然而单是有同情是不够的,诗人同时也批判了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尸位素餐的官员们的可耻行径以及自己对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强烈负罪感。作于元和七年(812)的《观稼》,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观看田间晚景的同时将自己坐食俸禄的行为与卫人鹤放在一个地位上进行批判,将农民的“劳而不获”与自己的“不劳而获”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剖析与反省,这正是诗人爱民、重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体现,也是白诗深厚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

当诗人热爱农人、农田生活的感情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也热切地期盼着“躬耕于野”的实际操作:“卖马卖犊使,徒步归田庐。迎春治耒耜,侯雨辟菑畲。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更待明年后,自拟执犁锄。”一步一步,诗人竟也下定决心去体验农耕,真正独立起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用实际行动来凸显其思想的真正转变。这对于一个士大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从而也体现了诗人“悯农”之真、之切,以及“推己及人”的反思与批判的彻底性。

三、对待官场的态度

这一时期诗人对待官场的态度由之前的民本主义兼济思想转变为谴责朝廷、厌恶官场的独善倾向,且退居抽身的念头也不时闪现。

目前对白居易的思想变化分期,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即“卸任左拾遗之际”[3],任杭州刺史时[4]和被贬江州司马时。笔者采用“被贬江州司马”这一观点将白居易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民本主义为主,“志在兼济”,积极用世;后期是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行在独善”,消极退撄。

“在元和前期,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时,其思想基础是以儒家重民爱民思想为核心的民本主义。”[5]他本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的高度责任感,抨击权豪的贪暴、反对宦官专权、悯恤生民疾苦、“但伤民病痛”,同宦官等腐朽势力进行坚定的斗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减轻下层人民所承受的剥削和痛苦。这种思想除了在《策林》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外,还散见于早期所作的《百道判》《为上宰相书》等作品中。

“元和五年四月,白氏拾遗制满,例当改官,宪宗曾着宦官梁守谦征询白氏本人的意见。白氏援姜公辅例,请授予京兆府户曹参军,盖亦出于省份知足,有所不得已也。”(《奏陈情状》)这说明,宪宗对白居易恩顾未衰,但朝廷内宦官把持朝政,皇权旁落,皇帝本人也很无奈。正如陈寅恪评价中唐及元和政局时所言:“唐代自中叶以来,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室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处廷之士大夫,则是宫禁之中阉宦党派斗争时及决胜后可怜之附属物与牺牲品耳!”(《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从白居易元和五年到九年的这段遭际,我们就可以看出,陈寅恪的这段评价是相当精确的。这也就不难理解诗人退居渭上后心绪颓唐担忧仕途了。当然,诗人丁制期满,却迟迟不得任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元和八、九年之际,与白氏曾是翰林僚友的李绛于二月癸卯被罢相位,“守礼部尚书”。(《旧唐书·宪宗纪下》)紧接着,于李绛罢相之次日,吐突承璀自淮南监军召回京师,“复以弓箭库师,左神策中尉。”朝中无人援引的白居易,又逢他最大的政敌——宦官吐突承璀的擢升,诗人为自己的仕途深重担忧不无道理。

此时的诗人旷观古今,仰望苍天,对这个有缺陷的、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似乎既无法回避又无力改变。《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中的最末一首,正流露出这种“举杯浇愁愁更愁”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济水澄而洁,河水浑而黄。交流列四渎,清浊不相伤。太公战牧野,伯夷饿首阳。同时号贤圣,进退不相妨。谓天不爱民,胡为生稻粱。谓天果爱民,胡为生豺狼。谓神福善人,孔圣竟栖遑。谓神祸淫人,暴秦终霸王。颜回与黄宪,何辜早夭亡。蝮蛇与鸩鸟,何得寿延长。物理不可测,神道亦难量。举头仰问天,天色但苍苍。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觞。

同时“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寄隐者》)也隐含着诗人对于自身政治仕途命运不能把握的无奈。但是,诗人虽然愤懑、忧郁,却并未失去对当下现状的思考。白居易由于青少年时期的一段羁旅漂泊生活,使其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对于贞元末年的政局紊乱,他早已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议论:吏治败坏,政不得人。那么,对于几年之后的官场,诗人仍然有自己的思考与评判。

在远离官场的三四年中,诗人与劳苦大众亲切交往,了解到农人的疾苦,从内心深处开始真正的融入农家生活,喜欢上了田园风光:“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留连向暮归,树树风蝉声。是时新雨足,禾黍夹道青。见此令人饱,何必待西成?”(《秋游原上》)在这里,诗人体悟到的是一种人性之美、自然之美和田园生活之美,在这种淳朴、恬静中流露出诗人无限的喜爱之情。这种田园式的乡风民俗的淳厚、和善与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黑暗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诗人对那个是非颠倒、公道沦亡的现实官场产生了深刻的厌恶和谴责。如《薛中丞》前两句:“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诗人感叹朝廷的悲哀状况,整首诗对当时朝廷奸人当道,贤臣难用,朝不保夕的状况表现出了极度的失望及无奈。“今我一涕零,岂为中丞故?”,此时的白居易已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恩人、好友及个人的私情而愤懑,更多的是为唐王朝的命运而悲,表现了作者关注国家命运的博大胸襟,以及对于官场黑暗腐败的深深谴责与无奈。

现实生活的力不从心,以及自身的愁绪无法解脱,使得白居易在儒家思想局限性的趋使下,在遭遇挫折时,对儒家思想信念产生了动摇,这一时期退步抽身的念头不时闪现。在《适意二首》之一中有句云:“一朝泛渭上,泛如不系舟。”这是诗人在几年懒放的田园生活中,反思近十年来的宦途艰险与失意而萌发的退步抽身的念头。此时的白居易已看透了官场,因而他说:“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闲居》)在明白了富与贵的真谛之后,自己每天闲居在家也是感到很快乐,很自足的。如:“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棉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无一事。”(《闲居》)

结语

白居易在退居渭上的这几年时间里,思想方面的重大转变对于以后的仕途及他的生活、处事都有重大的影响。从这些思想的变化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后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思想形成的缘由与契机。

注释:

[1][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4月版。

[2]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页。

[3]王谦泰:《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任左拾遗之际》,文化遗产,1994年,第5期。

[4]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分期》,求实学刊,1996年,第1期。

[5]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冯丽娟 宁夏银川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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