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现代性与近代期刊的价值
——评秦方奇主编的《〈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

焦红涛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99)



文化场、现代性与近代期刊的价值
——评秦方奇主编的《〈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

焦红涛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99)

摘要：秦方奇主编的《〈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一书作为期刊研究的新成果，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史料完备、考证详实，填补了两刊研究的学术空白；二是对文学、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三是佐证了近代期刊及留学群体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现代性起源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秦方奇；《〈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期刊价值；现代性

期刊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相应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似乎已成洋洋大观之势。秦方奇教授主编的《〈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简称“秦书”)一书可以看作是他的团队向这一领域奉献的最新成果。《豫报》《河南》作为近代河南两种有价值的期刊，对于近代河南的思想文化建设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引领作用。但苦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备，而且长期以来受某些偏见的影响，致使其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恰当的历史评价。因此，“秦书”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一、“史料是会说话的”

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它本身是“会说话的”。报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载体”[1]87，不能不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秦书”以《豫报》《河南》作为研究对象，首要的贡献就是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贡献。在该书“后记”中，主编曾谈及该书的研究初衷以及对史料的寻访过程：“与《豫报》《河南》对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的独特贡献相比，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显得极其薄弱。除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在编纂《鲁迅全集》时对《河南》偶有涉及之外，学术界至今尚缺乏对两个刊物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我们试图在查阅国内各种版本的《豫报》《河南》原刊(或影印、复印本)的基础上，通过‘还原’‘去蔽’的艰难爬梳，全面把握刊物的基本情况。”[2]261看似平淡的叙述口气并不能使人真正体会出“秦书”史料收集、梳理工作的困难。对于读者而言，主编等人多次往返北京、上海、河南等各地的图书馆收集、整理、复制、翻印原刊的艰辛，只能在字里行间感受了。

文献学当然不是仅仅资料的搜集或者堆砌，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整理与考辨。“秦书”在史料方面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第一，对两刊创办前后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史料的搜集研究。譬如对《豫报》《河南》创办时期的留日学生群体相关史料的详细研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留日学生群体与两刊关系密切，因此这一研究就非常必要。“秦书”从历年的留学人数、籍贯来源、学校分布、学科特点等方面一一进行详细稽考，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对河南同盟会会员、两刊的编辑队伍等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这些也同样对两刊的研究意义重大。如果我们不了解河南同盟会会员与《河南》的密切关系，可能对于期刊本身的意义就无法完整地理解。

第三，对某些与两刊相关的历史细节的考证研究。这其中包括了容易为人所忽视的刊期、出版时间、编辑等问题。譬如，“秦书”研究指出：近代文学期刊往往“期”“号”不分，《河南》杂志除第一、二期标注为“号”外，其余皆用“期”[2]57。关于主编问题，秦书论证指出“刘师培说”不成立，“程(克)朱(丹)说”也不成立，它真正的主编是河南人刘积学[2]67。

正是有了上述这些扎实细致的史料工作，史料本身才有了“开口说话”的可能性。它向我们提供了从前所未能发现的那些历史、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并使我们信服地接受“秦书”后文的论断。

二、镜鉴：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期刊研究为文学界的学者所看重，不仅仅是它能够提供一些未曾发现的史料，更大的作用可能在于借助期刊媒介的帮助，能够使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去清理那些长期以来作为论述基础或知识立场的东西，以此激活僵化的思维，扩展狭隘的文学视野，最终使文学研究跳出传统的、越来越缺乏生产性的“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的狭隘格局。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创造性地提出所谓“文化场”的概念，其思路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期刊研究的认识。譬如，在场域的分析的意义上，“秦书”敏锐地发现两刊中“文苑”“小说”“新闻”“论说”“实业”“生理卫生”等栏目并置的现象，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意义所在：“文苑”是对历史上的“文”观念的继承(以古典诗词为中心)，蕴含着一代读书人的某种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小说”则不同，它是现代观念的产物。小说不仅在形式上使用了带口语色彩的白话文，在内容上也往往以翻译西洋小说、介绍西洋的生活方式为对象，其政治性的意图昭然若揭——即是为了梁启超所谓“新民”的目的而生产的。对于中国文化语境来说，这是新的创造物[2]207-208。经由这一审视，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直接关联就获得了具体地呈现。

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上，“秦书”亦发现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学界逐渐形成的事实，这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同样是重大的。因为只有随着文学界的形成，作为其必然构成的文学成规才会随之诞生。报刊在这个过程中的意义在于，它以自己的运行机制把读者、写作者和批评者凝聚在一个圈子之中——只有在这个圈子之中，才能形成普遍的文化共同体。李欧梵曾论证指出，“报刊文人”以及他们那创新而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与文学界、文学形态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3]6。在这种意义上，“秦书”不仅研究了两刊资金的来源、发行的范围、影响的广度等问题，而且较为深入地论证了文人的聚集(作者群体)、各类报刊文章的分类及具体内容。在这种纷繁复杂、看似凌乱的史料的挖掘与考证中，一个生动的文化场域被具体地呈现了。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刘师培、苏曼殊等现代文学文化名人，这一个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闪光的名字，通过《豫报》《河南》这一载体，实现了有机的联系。他们的文化活动与具体文本(文学作品、图画、论述)不再是孤立的文学个案与枯燥的史料，而是被置于复杂、动态的文化场域之中的现象学的案例，需要研究者换一个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

近年来，温儒敏教授大力提倡类似场域研究的“文学生活”的概念，这一概念关注的重点是“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等”[4]。笔者认为，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有意识地对文学研究的空间进行扩大，进而从类似亚文化群的角度来理解普通国人的文化生活。这一研究思路迎合了近年来文学边缘化、文化研究兴起的文化趋势，它能使研究者不断增加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感，避免文学研究不断内缩、愈来愈精英化的趋势。温儒敏的概念显然更强调围绕大众文化所形成的“文化生活”，以此作为窥探一个时代文化生态的有效路径。从这一学术思路来看，近代期刊研究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秦书”同样彰显了自己的价值，它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近代中国河南文化、政治生活的一幅幅生动的信息图谱，叙述了近代启蒙文化如何一步步塑造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曲折历程。它并未盲从传统的“革命”一元论视角，轻言《河南》实绩高于《豫报》，而是指出了在近代社会民族存续的紧急关头，无论《豫报》还是《河南》，都提供了各种民族振兴的具体思路。尤其就《豫报》来说，它的话语是“众声喧哗”的，思想是“百科全书”的[2]222。通过“秦书”对两刊尤其是《豫报》的研究，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豫省民众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仍然能够真诚、热情地投入民族解放事业之中。这对当代社会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

三、“脱域”与现代性的发生学

文学并不是两刊的全部，也不是“秦书”研究内容的全部。这部著作之所以选择《豫报》《河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它更大的抱负在于借助期刊这一载体，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展开新的讨论。在这一方面，“秦书”亦有自己的新意。

现代文化作为一个抽象的问题可能是包罗万象的，但在“秦书”中，主要的关切点集中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上。“现代性”的起源问题是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可能也是一个难点问题。作为一个宏大而又抽象的概念，它涉及到近代中国从改良到启蒙、从启蒙到革命的时代转型、中国社会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等问题。因此，面对这一研究对象，一般学者可能有无从着力之感。“秦书”则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从近代期刊这一物质载体入手进行研究。近代期刊作为近现代文化重要命题的载体或交点，构成一个复杂而新颖的问题域。当我们从期刊的角度去重新打量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个个宏大而抽象的问题就获得了具体生动的呈现，思想史的问题就获得坚实的论述基础。“秦书”从两刊的作者群体和文本内容着手，具体地讨论了从“乡党意识”“业界意识”到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曲折中，现代性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而破土萌生。在讨论“乡党意识”向“业界意识”的转变时，作者详细地对两刊不同时期的作者籍贯进行了考证，结合文章内容本身，不仅具体地呈现出作者群体从河南(留日学生)向省外地域不断扩大，而且还看到他们的视野由豫省为主逐步向全国扩展的现实。在论证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步出现时，“秦书”以“想象的共同体”作为出发点，从刊物“图画”“论说”等要素上指认民族国家意识是如何被具体想象的，同时也从刊物的发行、阅读、影响等外在方面进行了社会学的研究。当我们把上述研究成果与近代以来的留日学生潮流相结合之时，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就在想象中诞生的事实就令人信服了。

“秦书”的这一论证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详实的期刊资料的基础之上，契合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经验，不是抽象的理论虚构可以比拟的。譬如，就“乡党意识”向“业界意识”的转变，进而形成民族国家观念这一线性进程来看，它的一步步的论述都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而展开的。“秦书”论证指出，在传统社会之中，中国人一直缺乏较为明确的国家意识，原因既与中国地域广大因而对国家缺乏认同感有关，也与文化习俗的差异有关。作者群体的变迁(由豫省向全国转变)、作者关注对象的变化(由关心豫省到关注中国)、发行范围的扩展(由豫省向全国辐射)，不仅证实了“业界意识”的出现(上文所述的“文学界”即是其中之一)，而且证明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事实。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伴随着救亡的危机意识而产生的。

这里有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具体关系问题。“秦书”对这一点未能充分地论述。对此，似可借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进行解释。吉登斯看到了现代性的生成与“时间—空间”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景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间与空间的相互协调。这种现象，通过冲破地方习俗和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5]17“脱域”是吉登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18。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发生必须以某种社会关系的“虚化”——进而能够移植为条件。这样看来，文化期刊及其留学作者群体在其中的作用功莫大焉。正是因为留日学生群体的介入与推动，以及他们的杂志在宣传方面的效力使得“脱域”成为可能。因为离开故国，所以能够获得新的眼光和崭新的认识，它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机制。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使“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成为可能，进而承认、接受日本等域外国家的现代价值尺度。这当然也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否定。笔者以为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侧重于经济的宏观格局，而吉登斯更强调经济原因之外的社会历史条件。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条件提供了现代性的可能性，而吉登斯则思考了现代性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可能性。

吉登斯的现代性论述为期刊及相关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更深入一步的理论依据。具体到与“秦书”相关的期刊研究来说，笔者以为应该关注具体的“脱域”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譬如留日学生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学习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被“译介”到中国，并被“合理”地接受的。期刊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自然也提供了这种研究可行性，尽管这是个繁难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学说层出不穷，或曰中国现代性的自发性，或曰现代性的输入性。无论哪种学说，似乎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不恰当的简化。“秦书”没有在诸多学说之外独辟蹊径、另立新说，或许仅仅是对“刺激—反应”的现代性模式的重复(当然“秦书”也仍然有进一步充实提升的空间)，但它所提供的这些宏观性的结论，不是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建立在具体而微的一个个史实之上的，因而尽管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其意义仍然是不容被忽视的。

参考文献：

[1] 刘增杰.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M]. 上海：中西书局，2012.

[2] 秦方奇. 《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后记[M]//秦方奇. 《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3] 李欧梵.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王宏志，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4] 温儒敏. 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J].北京大学学报，2013(3):56-59.

[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王菊芹)

收稿日期：2015-11-23

作者简介：焦红涛(1973—)，男，河南宜阳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44(2016)02—0127—03

Cultural Field, Modernity and the Value of Modern Periodicals——On Qin Fangqi’sYubao,HenanandModernChineseCulture

JIAO Hongt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Pingdingshan 467099, China)

Abstract:The book Yubao, Henan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written by Qin Fangqi is the newest achievement of periodical research. The book is valuable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complet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fill the gap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two periodicals. Secondly, it has uniqu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irdly, the study prov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periodicals and overseas students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Key words:Qin Fangqi; Yubao,Henan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period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earch;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