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金的故国书写
——以《池塘》《新郎》为例

吴杰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论哈金的故国书写
——以《池塘》《新郎》为例

吴杰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出生于中国、后移民美国的新移民作家哈金文学成就斐然。一般评论认为哈金的成功在于将故国妖魔化，塑造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实则不然，哈金直面故国历史，挖掘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精神困境，反思和批判故国社会现状和负面传统文化，从而揭示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

哈金；故国；《池塘》；《新郎》

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省。曾在部队服役5年。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次年赴美留学，获得布兰迪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英语写作。同时，哈金在异国他乡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迄今为止，已创作了4部短篇小说集、7部长篇小说、1部评论集和3部诗集。其中代表作《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笔会/福克纳奖，成为第一位同时获此殊荣的北美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集 《新郎》也在2002年获得美国汤森德小说奖。后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哈金的中文翻译作品目前多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而在大陆出版的只有 《等待》、《南京安魂曲》、《小镇奇人异事》和《落地》。哈金需要等待，读者也需要再等待。值得庆幸的是，2015年10月，短篇小说集《新郎》和长篇小说《池塘》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首次出版，这对大陆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

一、《池塘》：时代之伤与精神之痛的混响

在当代海外文坛上，很少有作家能像哈金一样始终如一地敏锐捕捉故国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始终站在“边缘人”的立场上审视故国社会历史，不惮于面对中国的“文革”混乱和负面传统价值观相互缠绕的历史，以启蒙者的姿态拨开了当代中国社会对历史事件的种种遮蔽，直面真实历史的复杂面貌和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并将十几年的社会思考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去。从1996年开始，哈金陆续推出了《小镇奇人异事》《战废品》《池塘》《等待》《南京安魂曲》《落地》等直面历史的作品，记录和书写那段不可忘却的民族灾难、疯狂的岁月、艰难的海外移民史等，其中新近在大陆出版的《池塘》通过记录化肥厂邵彬因为不满于分房的不公平，利用自己的才能与有关领导不懈“斗争”，虽然最终如愿以偿，但自己也被碰得头破血流的故事，直面改革开放初期的“后文革”社会现状和精神伤痕。

作家在题记里引用果戈理《死魂灵》的名句：“唉，说来说去，我仍然找不出一个有德行的君子做小说的主角。我的解释是这样：有德之人已经变成所有作家胯下的坐骑，被主人的皮鞭和顺手抄起的物件抽打。我现在觉得应该利用一下流氓无赖。那好，我就饿骑骑他，兜上几圈。”这无疑给作品奠定了无限广阔的基调。接下来，作家冷峻客观地记录一场因不公平的分房而诱发的斗争，塑造了以邵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和以刘书记、马厂长为代表的国家基层干部形象，他们简单平凡，是乡土社会孕育出来的普通一员，但哈金以小见大，通过他们透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精神状况。

邵彬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以不合族群的异类形象出现。小说开篇说到，邵彬在歇马亭已经住了六年多，从心里厌倦这个乡下小镇。邵彬是镇上丰收化肥厂的普通职工，但是他又是工厂唯一的业余画家和书法家，最大的理想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能够在里面精心构思创作，这样一家三口就不用挤在二十多平方的屋子。然而这样简单的要求在物质贫瘠的时代成为一种奢望，在刘书记和马厂长的暗箱操作下，分房委员会将房子分给了只有三年工龄的会计侯尼娜，没有分给有六年工龄的邵彬。因分房引发了工厂职工的普遍不满和抱怨，然而付诸行动表达不满的只有邵彬，围绕着能否分得自己的单位房，邵彬从此踏上了孤军苦战的道路，成为了孤独的反抗者，与化肥厂领导展开了博弈。邵彬创作漫画讽刺领导以权谋私，却遭到厂党委的开会批评，并被提出处理意见；写揭发信给公社党委杨书记，却发现他们是一丘之貉，遭到领导的欺凌，还被辱骂是神经病；大闹选举会场，破坏了杨书记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梦，被领导定罪为“要命的对头”，要置他于死地；委求马厂长，让他从事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再一次被嘲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欲调离工作岗位，却遭到领导使绊子，对前来调档案的工作人员说其“神经病”。阅读小说，字里行间充斥着喜剧、戏谑情调，讲述的是一段真实的乡土普通人的生活片段，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生活现状的缩影。

从表面看起来，小说塑造了一个坚持不懈，追求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实际上，探究邵彬的反抗原因、过程和结果，耐人寻味，值得深思。邵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有绘画和写毛笔字的习惯，认为一件优秀的作品应该是一把刺向邪恶势力的匕首，但由于现实生活的窘迫，邵彬一次又一次低声委求领导，幻想能够分到理所应得的单位房和从事发挥自己才能的宣传工作。由于他并没有深层次地思考造成自己困境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孤军斗争存在的缺陷，因此他的斗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且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物质层面。在抗争过程中，邵彬屡遭领导欺凌，但数次欲与领导修好，妄想远离这个化肥厂“池塘”，殊不知跳出这个“池塘”，又能否在另一个“池塘”获得自由呢？在遭到领导的报复和扣押后，邵彬退无可退，上京告状，直到最后与领导达成妥协，邵彬能够从事公社党委的宣传工作，斗争才宣告终结。邵彬的同事同样作为分房事件的受害者，缄口不言，行动属于骑墙派，当邵彬与领导斗争处于有利地位时，他在旁怂恿、表示支持；一旦失势，则改旗易帜，迁怒邵彬。回眸十年动乱的那段岁月，被“文革”扭曲的精神内伤和传统负面价值观的因袭导致了人们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追求并没有像物质欲那么强烈，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漠视和对物欲世界疯狂追求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诉求，这一主题的表达也延续到了哈金此后的小说创作。

哈金以新的历史眼光和时代眼光捕捉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考验，透过乡土这块永远的文化“土地”去发现人的灵魂轨迹，勾勒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哈金无意“诗化”自己的故土，展现出一种类似“梦想”的效果，而是直面时代之伤和精神之痛，揭示乡土人物得过且过、安于现状的性格和尴尬命运。他们不仅构筑了哈金的故国想象，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金的《池塘》超越了狭隘的地域限制，有了更为深刻的文化价值。

二、《新郎》：紧握故国历史和现实的根

为什么哈金的小说迟迟未能在大陆出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哈金讲述故国历史的方式。萨以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想象、非凡的经历”［1］。换言之，东方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实际上，某些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的阅读想象，塑造愚昧、猥琐、裹小脚、抽大烟的东方人形象，展现一个混乱无序、野蛮落后的东方社会。正因如此，国内的评论往往指责哈金，批评哈金为了获奖而不惜玷污同胞形象，“拿荣誉和诚实做交易”［2］。然而，这样的评价未免一叶障目，未能全面反映出哈金小说的艺术成就。与同样专注“文革”描写的严歌苓相较，严歌苓剔除“文革”的血腥和残暴，专注底层女性的成长经历和精神磨砺，使“文革”叙事呈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怒而不怨的“诗教”审美效果，而哈金更加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透视故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表层，深入故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内核，聚焦乡土社会因负面传统文化的侵袭而导致了乡土人情的扭曲和变异。《新郎》由十部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武松难寻》《活着就好》《幼儿园》《破》《新郎》《暴发户的故事》《旧情》《一封公函》《纽约来的女人》《牛仔炸鸡进城来》。在结构上，因受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安德生的《俄亥俄州涅斯堡》的影响，小说将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点木基市，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木基市形形色色的市民生存境况的逼真描写和讲述“乡土中国”故事，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整本书不仅构成了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精神经验。

在对待“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上，哈金从不直接描述历史事件的场景，激情控诉“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苦难，以迎合西方读者对古老中国的阅读期待，而往往从生活中底层人物视角出发，冷峻客观地去记录和审视苦难历史给他们心灵世界与现实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剖析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因政治意识和负面传统文化因子造就的苦痛的根源。小说集《新郎》讲述了十个关于木基市民的生活故事，拼贴了悲喜交杂的社会图景。故事的主角身份各异，有剧组演员，有震后余生的食品厂车间主任，有幼儿园的小孩，也有因同性恋而遭到非法治疗的新郎，有木基市师范学院几起几落的教授，也有从纽约归来却难以获得亲人认同的妻子，也有替外国人经营牛仔炸鸡店却因坚持原则而遭到同事诋毁的中国人经理等。他们共同生活在木基市，却因为拜金主义、官本位思想、利己主义等几千年来传统的负面价值观对人们的心灵侵蚀，致使自己成为了负面传统文化的俘虏而不自知，沦落成为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看客。《武松难寻》叙述了木基市某剧组拍摄电视剧《武松打虎》的闹剧。因省长认为“打虎”这一情节不真实，剧组决定重拍“打虎”镜头，竟引进西伯利亚猛虎真景拍摄，结果导致猛虎惨遭剥皮；穿老虎兽皮的剧组司机受伤住院；武松的扮演者王沪平精神失常，整天叫喊“我是打虎英雄”。政治干预对文艺的干扰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破》讲述了打字员王婷婷因以虚无有的污蔑而遭遇了自杀的悲惨命运。王婷婷因受单位副科长刘本畴的诱骗，与其发生关系，然后又因单位同事的“捉奸”和未经任何正当的司法程序的“审讯”，被扣上了“破鞋”的帽子，从此遭遇异样的眼光。其后，更因一场真假难辨的亵淫事件，人们又直接将嫌疑身份集中到王婷婷身上，无理审讯，直接造成了王婷婷自杀结局。其中，作家通过细致描写同事对王婷婷非人道的“黄色审讯”展现了乡土社会因缺乏公平正义和秩序导致野蛮落后横行，肆意窥探他人隐私。受果戈理小说的影响，哈金的小说充斥着“含泪式的微笑”结局，比如《活着就好》的车间主任童古汉的命运。童古汉一心为儿女计，希望女儿能够回到城里就业，能替儿子搞到一套婚房，迫切希望得到提升。在一次地震中，他幸存下来，却遭失忆，当他重新开始了生活、组建新家庭时，童古汉恢复了记忆，重回原来的家庭，找回自己，却惊奇发现自己已是多余，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他禁不住想，他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泰福市，留在刘珊和苗苗身边，让这里的人们相信他已经从这个拥挤的世界里消失了”［3］，因突然而来的天灾人祸导致了人们在物质贫瘠的时代失去了对亲情的坚守，而失去了其存在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位置。在这里，“底层乡土人物”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符码，而是一个个被卷席到历史进程中，具有了符号学的意义，他们成为了整个时代的见证者。而对哈金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真实记录下这个变化中的中国。因此，作家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将目光聚焦到乡土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考验，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方式，使小说获得了特别深厚的历史感。

为什么远离中国的哈金能够写出如此贴近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乡土故事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位1956年出生的中国人，童年亲身经历过“文革”，目睹了“文革”浩劫中人们悲惨的命运，移民北美后，对“文革”耿耿于怀；另一方面，身处异域，运用英语写作，哈金受到了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的小说艺术和西方人文精神的熏陶，追求文学即是人学的表达，侧重通过对“乡土中国”的叙述，表现故国乡土文化的阴暗面和人们在极端环境之下的心灵扭曲和变异。哈金曾提出“伟大小说”的概念，认为，“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4］。为了紧紧抓住深入故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将早年的“中国经验”转变为时代的集体记忆，哈金在写作的态度上，字斟句酌，一部英语小说哈金需要修改二十多遍；在细节的描写上，力求精致，例如，《新郎》中往往有“革命样板戏”“东风食品厂”“粮票”“‘迎春’牌香烟”“‘牡丹’牌香烟”“反帝旅舍”“永久牌自行车”等，通过这些日益遗忘的词汇，哈金带来了感性的中国的记忆。其次，在叙事视角上，哈金往往采用第三人称写作，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不想去骚扰生活中主人公的生活，只是客观冷静地保存着那个时代的记忆，记录他们的一言一行。比如《武松难寻》通过剧组工作人员“我”所见所闻记录了“武松打虎”的故事；《新郎》通过贝娜的养父“我”的视角记录了女婿黄保文的同性恋的事情；《牛仔炸鸡进城来》通过“我”作为牛仔炸鸡店的员工，联合同事，与经理作“斗争”的故事等。哈金的小说短小精悍，不避“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伦理观念，如匕首一般锋利，在简单的语句之中隐藏着深厚的社会内容。例如，《幼儿园里》对沈阿姨的描写，“她丈夫因为贪污被判了十三年徒刑，听说她因为这个在去年夏天和他离了婚”［3］，沈阿姨不仅与丈夫离婚，而且还偷偷地去做人工流产。精神病院的职工对“我”央求医生照顾女婿事，劝我，“在这儿一条烟哪拿得出手啊。您起码得送他两条”［3］，其言外之意，甚是明显，职业道德因为“送礼”变得虚无缥缈，关系之风侵蚀着人们的心灵。

为了更加贴近故国历史和现实，《新郎》的语言运用上也是独具特色，标新立异。哈金大学期间攻读英语系，负笈美国，哈金坚持用异国他乡的语言写作，并取得了成功。因受《圣经》语言风格的影响，哈金追求简洁有力的动词，对于过度的形容词，哈金惜墨如金，把握得当。《新郎》中的每一段话都十分简短，但极具历史穿透力，并带有浓郁的历史沧桑感和厚重感。例如，《新郎》中市公安局的苗科长对“同性恋”的解释：“同性恋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根据我国的法律，这是一种流氓罪。我们昨天拘留的人都要判刑，但是根据犯罪程度的轻重和认罪态度的不同，刑期从六个月到五年不等。”［3］现在，“同性恋”现象本应被当作正常的社会表现，然而在那个时代却被错误地当作了 “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和 “犯罪”，这样的语言运用立刻将读者拉回了那个荒唐的年代。比如《牛仔炸鸡进城来》中写“我”对经理的不满，“回到家，我在袖珍英语字典上找到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结束’。我的火‘噌’地蹿上来了。这个狗娘养的资本家以为可以结束我们，那他可就错了。我们离结束还早着呢——斗争才刚刚开始”［3］。“我”和同事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威胁经理，遭到开除后，企图再一次联合同事进行破坏，人物的暴力溢于言外。阅读哈金的小说，读者不仅会被哈金充满魅力的语言所吸引，而且藉由哈金的语言进入到历史故事之中，找到每个中国人的影子，余华盛赞哈金的语言是“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而且轰然作响”。

三、结语

哈金作为一名优秀的新移民作家，自由地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自愿立足于两种文化的边缘，远距离地审视故国历史和现实，客观地展现特定时代下故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况，真实地描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和道德窘境，从而揭示人类精神生活的共同体验。这些使哈金小说呈现出了世界化的风格，相信也正是其征服世界读者的重要原因。

［1］［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书店，1999：1.

［2］刘意青.拿诚实做交易——哈金和他的小说《等待》［N］.中华读书报，2000-06-14.

［3］［美］哈金.新郎［M］.金亮，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4］［美］陈瑞琳.海外星星说不清——陈瑞琳文学评论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78.

Analyzing on theW riting ofHomeland——Take IN The Pond and The Bridegroom as the Example

Wu Ji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3）

Ha Jin，who was born in China and then emigrated to the US，ha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Generally reviewers think thatHa Jin’ssuccess lies in thathe describeshishomeland as the East imagined by Westerners，in fact，Ha Jin faces homeland history，excavates people’s spiritual dilemma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reflects and criticizes the social status and nega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omeland to reveals themeaning of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existence accordingly.

Ha Jin；homeland；In the pond；The bridegroom

I207.4

A

1671-2862（2016）04-0044-04

2016-06-30

本文系2016年度中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研究”（课题编号：2016 zzts186）的研究成果。

吴杰，男，湖北大冶人，中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