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回归“行政”的探究

黄　锐



我国行政法回归“行政”的探究

黄锐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我国现行行政法主要是建立控权论基础上，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保障公民的权利。但现行行政法的发展已缺乏更多的后继动力，开始落后于现实需要。我们应该让行政法回归“行政”，实现行政法的转变。

行政法；控权论；行政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治方面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由于市场经济天然地要求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加之我国社会大众恐惧于文革中国家权力的滥用，改革开放后行政法“趁势而起”，以《行政诉讼法》为起点，我国相继建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重要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治突飞猛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1] 

目前，我国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主流观点为“控权论”。在上述理论的主导下，我国行政法基本上是围绕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程序制度进行展开的。行政法的法律目的被认为是通过对行政权行使者的控制，保障相对人的个人权利，使个人自由和权利免受行政权的侵害。在法律价值上，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相混同，几无本质区别。在行政诉讼法颁布至今近30年的时间里，现行行政法强调行政权的有限性，要求行政权的运行正当，强调对行政机关的监督，顺应了时代需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