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小妮诗歌写作的社会敏感性
——幽婉游移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

陈国元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24）



论王小妮诗歌写作的社会敏感性
——幽婉游移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

陈国元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要：总体观之，王小妮属坚守“自闭”写作、反力写作等个人体验书写诗人。自朦胧诗潮起，并不缺少介入时代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诗歌想象维度，诗人与社会的对话及对社会的审视使诗歌写作达到互补性对话与平衡。王小妮关注社会是自我意识观照他者的表现，以中国经验写作为主体体现在诸多方面：善恶互融的宽容而疼痛地体味他者，久居城市之人赞美乡村而指责城市现代化弊病，批判乡村人在金钱观诱导下发生异化，在体制外以去意识形态姿势植入社会批判。

关键词：王小妮；诗歌；社会敏感性；“个人化历史想象力”

在生命诗学烛照下，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一度吟述形而上的品质，在意识、潜意识撞击与接引中，借词语表达个人化情绪、情感。因此，朦胧诗写作渐行渐远后，个体鲜活性和自我意识获得前所未有的诗性想象。但高蹈精神诉求非现代诗写作唯一内容，诗歌写作日益关注社会历史性，罗振亚总结为新世纪写作趋势：“诗人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在诗歌中大面积复苏……愈加注重从日常生存处境和经验中攫取诗情，最大限度地寻找诗歌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对话、联系。”［1］关注王小妮诗歌社会性不仅可发掘诗人前卫意识，且有利于读者体味此类现代诗，具有现实意义。王小妮诗歌以探求个体心灵诉求的“自闭”写作为主，但未忘朦胧诗潮初衷，除诗集《我悠悠的世界》外，“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实践方式始终渗透在诗歌中——“诗人从个性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在此，诗歌想象力中既有个人性，又有时代生存历史性”［2］，是自我识对象化表征。耿占春认为王小妮置身社会历史语境展开日常叙事，在象征革命基础上解释社会真实［3］。杨柳以《远去的飞机》《飞的感觉》等作品为媒介，提出王小妮作品嘲讽时代技术象征物，具有反思现代性意味［4］。范云晶从日常写作角度观照诗人调和“现实与诗意、个人与责任矛盾”的能力，认为这是新世纪介入现实的方式，观点虽未展开，但为社会性写作研究提供较好启示［5］。社会敏感性写作在王小妮诗歌中占较少部分，因此前人研究成果相对薄弱，通常只作为整体论文中的部分，未形成体系。本文在此基础上，从诗人朦胧诗写作着手，以作品为经、历时为纬，交织出诗人社会敏感性写作网络，挖掘王小妮诗歌沉默成分，试图揭示诗人充溢既介入时代又超越时代的多重可能性，解放诗歌充盈社会性的坚硬部分。

一、社会敏感性实现境域：从朦胧诗潮到“中国腹地行”

“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今天》正式出版，朦胧诗写作及论争成为思想解放代言品。此氛围下，1979年王小妮正式开始具有实在意义的诗歌写作。虽然新时期诗歌的自我意识构建起源于朦胧诗，“自我意识从感性和知觉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并且，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6］，但此时“我”更多是从前期政治态度中解放的“我们”。批判社会、关注大我、控诉历史在北岛、杨炼等作品中呈示。部分文学史及诗歌选集将本时期王小妮归为朦胧派诗人，但其作品并不符合严格意义的朦胧诗历史内涵范式，甚至游离于流派之外。相对于其他朦胧诗人将“大我”思想诉诸语言的社会历史性写作，王小妮独守“我”观底层的见证诗学。“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诗歌想象力维度开辟道路，是“诗人对既往诗歌写作方式某种程度的‘颠覆’……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语言与扩大经验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使诗歌话语更有力地在生存和历史语境中扎根”［2］，所以此时王小妮以超前姿态打开诗歌写作未来之途。

相对于“我”与他者、“我”与“我”的写作而言，王小妮写作是“我”与社会、“我”与世界的互动，是自我意识将社会作为他物的反思方式。王小妮未将自我视为精神领袖，异于北岛“诗思的深邃，常以格言警句甚至训诫宣谕的面目出现”［3］，无“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殉难者圣洁的姓名”（北岛《黄昏：丁家滩——赠M和B》）等饱含政治色彩的文字；异于舒婷“以情感推进为始，哲理升华为终这一浪漫派模式”［7］的典型抒情逻辑，无“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要是不敢承担欢愉和悲痛/灵魂有什么意义/还叫什么人生”（舒婷《赠别》）之类对生活的指点迷津；异于顾城“进行自然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自然化的双向建构工程”［7］，无“花白的草多么可亲；/土地呵，我的老祖母，/我将永远在这里听你的歌谣”（顾城《就义》）之类以对自然的情感倾泻暗示风雨年代的物我共鸣；异于杨炼“激情、思辨加想象的聚会”［7］，无“我相信灵魂/因为信念永无灭亡”（杨炼《灵魂的回声》）的高亢气概。“读他们的诗感觉到有‘一代人正在走过’的历史进程感”［8］，作为“文革”后的诗界珠贝，此类激扬文字能够更鲜明地表达受压抑后的情愫。置身于此，王小妮似乎仅点燃微弱烛光，在《我感到了阳光》后便以旁观者姿态沉稳地观望社会。王小妮不体现弄潮儿情绪流，而是沉寂思想者对底层的思虑，写下《早晨，一位老人》《地头，有一双鞋》《风在响》等关注工农民众的诗作。王小妮社会敏感性写作非诗人参与社会建构，而是以局外人视野见证社会，却胜似“局内人”的疼痛体认。

1984—1989年，王小妮致力于“自闭”写作，在封闭空间建造独树一帜的“我悠悠的世界”。1993年以长诗《看望朋友》复出后，“自闭”虽仍是创作特点，但在朦胧诗时期体悟的社会性重返诗作现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是“知识分子写作”省思社会的想象维度，也是王小妮社会敏感性表达方式。20世纪90年代，“王小妮仍‘超然’于‘放逐与游离’的不归之路，正是在这真实与琐屑的生活细节中，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存磨盘里，王小妮才从平静的碾磨中磨出生存和诗性智慧的大彻大悟与诗歌精米”［9］。诗人此时从封闭家门走向广袤世界，可借“中国腹地行”概括生存空间变化。“中国腹地行”非准确概念，不仅指王小妮夫妇游走中国腹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亦包括诗人海南大学授课经历及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感知。《中国腹地行》《上课记》《上课记2》等诗歌语言无法转述的文字是解读社会敏感性的辅助资料。“中国腹地行”作为新时期王小妮见证诗学主要来源，标志出行诗人对世界的理解由耳闻变成目睹，克服诗作体验空间狭小局限，获得更深邃体悟社会的机遇。“了解体验真实的民情，使我感到兴奋”［10］“行走，让人心境宽阔，增加了更多‘看见’的可能”［11］。1999年王小妮夫妇启动“中国腹地行”。此后创作出《我看见大风雪》《在雪天去山西》《在海岛上（10首）》《在重庆醉酒》《致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的大学生》《2点28分的鸣响》等优秀长诗、组诗。生活空间扩展为诗人提供更丰富素材，诗歌篇幅、内容均变得厚重，在繁杂境遇里更有力地探讨生活可能性、现实性，揭示存在残缺性。

二、社会敏感性体验实践：“求真意志”的精神传释

社会敏感性是诗人介入时代的印证，是有责任感的思想保守“求真意志”的佐证。“求真意志”是诗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写作以海德格尔“真理”方式处理时代素材的精神归宿，“真理如何生成的另一种方式是思想家的探询，作为存在的思考，用其有价值的提问命名存在”［12］。王小妮一直遵循本真意志，以个人对社会的包容力自觉操守良知呼告，无时代“代言人”的精英意识与领袖气质，“求真，作为一种‘意志’出现，保证了诗人与读者平等坦率的深度对话、磋商，而非自诩为真理在握而训诫读者”［2］。

（一）善意感知与痛惜悲剧

王小妮1979—1983年的诗作饱含对“善”的领悟，但因丈夫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及《圭臬之死》引发文艺界批判，王小妮夫妇曾告别文坛而陷入困境。自1984年，“善”变成“恶”的呼告，后者更引人注目：“自1983年起，生存的残酷渗透，使她的诗增加了人的善恶意识。1985年后，她的诗由质感的人文，进入冷漠的荒诞。1986年起，呈现神秘的冷静。”［13］总体观之，王小妮社会性写作主流情绪由“善”至“恶”转化，但实质上善痛共生方为更精准评价：对“善”的刻画中饱含痛惜之情。该思想在王小妮20世纪80年代作品中显著呈现，作为以多重思绪写作的诗人，善痛互融写作风格绵延至今。“善”是王小妮“最初的真诚与清新”［14］情感主导方向，但内蕴自我判断力：“在中国重建人文秩序的前夕，王小妮以天资敏感与善良，充当农业文明救赎者。她把轻柔的善意之光，倾泻在曾沐浴过的纯朴民心与自然之中。她，从来不是一个温吞吞的灵魂！即使在最早期的那些诗中，连她的善良与同情，也含着尖锐的刀刃。”［14］纠葛的互否力用多向度情感牵引出复杂维度的文学精神。王小妮对朴实乡情及底层人的理解是善与痛惜悲剧的感悟之一。

碾子沟里蹲着的石匠有石头颜色般的着装、石头形状般的身躯，但朴素和瘦骨嶙峋不是悲剧，令人悲哀的是“眼光跟石头一样呆滞”（《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以及石匠整体“一尊石像”的形象。当被顾城喻为寻找光明的眼睛变成停滞不动的石头时，祥林嫂般“间或一轮”的可悲性一览无遗。“丁当，丁当”是石匠重复劳动，也是“催我快一点离开”的因素之一。通过三次重读声音，诗人激发读者对山沟中石匠西西弗斯般重复悲剧生存境遇痛感。只有“他讲到那个石匠，/嘴角划出笑纹。/他讲到那个姑娘，/眼里闪动着慈祥”，这个能够撩拨石匠“心滚烫滚烫”的美好寓言使之“一生与那个瞎话为伴”，这是被绝望遮蔽的幻梦。诗人同情石匠，于是“催我再回头一望”，望了又望充满诗人对无辜石匠的善意，亦满载痛惜与无奈。善意与悲剧在《早晨，一位老人》中化成“像棵病松”般“弓着背”的老人。“背粪筐”的老者像一幅静态画、一个艺术品，如海德格尔评述梵高《农鞋》：“艺术品肯定是制作物，但是所表达的东西超过自身所是。”［12］垂暮之年的老者，终身劳动只换取“病松”般弓背身躯和贫穷生活。老者是上世纪80年代农民群体代表，“捣碎”诗人的心，也表达时代悲剧。这是诗人借刻画个体操作时代素材的表现，是个人观群体之体验。在朦胧诗潮中，工人也是王小妮善与痛惜的表达对象。《年轻的工人》中，王小妮改变写作惯性，刻画了一个充满力量的年轻工人。诗人赞扬年轻工人有较强自尊心：他宣布“他不是工人”，在与自然和现代化机器共同“走动”的八小时工作时间内，认为自己不是“粗人”，而是“音乐家”——城市光荣建造者。“人，除开两只脚以外，还需要一个精神支点”［15］——守护尊严在他身上体现。荒诞且噬心，阳光青年最终败给“像机器那样做工”导致的“疲劳”和“烦躁”以及尊严丧失的残酷现实。当他“回到两个朋友”——“音乐”和“苦闷”中时，主观情感在诗文中戛然而止，痛惜感却长久回荡。年轻工人曾积极向上地表现主体对尊严的召唤，却无法得到他者认同，是尊严毁灭悲剧，亦是典型工人群体悲剧。

作为社会敏感性体现，善与痛在王小妮诗歌中相得益彰，《农场的老人》《送甜菜的马车》《十一月里的割稻人》《乡村十首》《太阳真好》等作品均展示此情绪。《在海岛上（10首）》中《卖木瓜的女人》言尽金钱时代痛切感：女人“颠颠地一路捧着她的乳房”。木瓜不仅是经济来源，甚至是女人身体的一部分，生命与金钱融为一体。女人初始形象是有六只乳房的“荒诞怪物”，暴雨中“把身体缩得很紧/六只木瓜全都藏进瘦小的怀里”，此时读者心酸感油然而生。木瓜融进女人生命，不惜在暴风雨中受伤也不放弃生计之源，此时金钱胜似生命，这是人异化为金钱奴隶的悲剧。城市打工者更悲惨，粉刷者类似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一样机械地劳动，“终生重复做一件小事情。/在临死前的那一刻/还想让灯塔更白”（《白色灯塔》）的木讷为生存涂抹凄凉色彩，启示人观注打工族因繁复工作造成思想呆滞、精神麻木的“时代惨象”。

王小妮书写善意中掺杂痛惜悲感体味，贯穿创作始终。这些悲剧因无法规避的矛盾所致，诗人只有选择离开方可暂求心灵安慰。因此，善痛互融写作方式一方面表达诗人敏锐思考捕获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提示正常人充斥矛盾的生存现实。但将沉痛书写成文字后，因善与痛相依相偎难以躲避，使人倍感疼痛。

（二）反思城市现代性与批判乡村异变

自以李金发等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兴起，中国现当代诗中多数作品探索人精神维度以“展示个体生命和通过个体生命揭示生存”［16］。王小妮在形而上的灵魂探索之外不主故常，对城乡保存敏感性。“我觉得我始终对中国乡村有兴趣，我想知道农民现在的生活，这和我14岁下乡，后来又插队一定有某种关系。”［17］王小妮出生于长春，生活在深圳、郑州、海口等地，但七年乡村经历成为她自1979年以来持续书写的题材，成就悖论性写作经验：短暂乡村插队生活与长期乡村写作实践，以及批判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变异现状。“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寻求异质包容力，要求诗人通过独立思考获得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及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困境语言具有深度理解和自觉建构意识；能够将诗性幻想和具体生存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2］。

王小妮关注城市细节体验，除《北京的风沙》《雨中的北京》等少数作品直指城市名称，不将生活多年的城市直接入诗。涉猎城市写作时，人本主义思考敲打诗人敏感性。“对于城市，我的感觉显然迟钝，中国的城市几乎都差不多的样子，个性化的东西正在被‘现代化’所淹没。”［17］城市成为剥离原生态的破坏力量，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为称赞乡村的反面教材（王小妮并非一味颂扬乡村）。城市“现代性”体验是王小妮城市写作主题。提及城市，王小妮描述：“有人说，这城里/住了一个不工作的人”“我在这城里/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诗人》）；“半天喘一口气的慵懒城市”（《在墟市上》）。诗人对城市的厌烦、失语可见一斑，甚至有“城市飘摇起一只死头颅”（《台风》）的恶心感。

王小妮厌倦城市的原因之一是现代性发展造成恐惧感。“人们用双腿驾着马达走……所有的人，原因不明地/带着电逃窜”（《世界可怕的快》）表达与翟永明《在古代》一样对现代化交通设备的批判。快节奏生活带来物质丰富，也带来情感枝节的省略与更多急需处理的事务。众多繁复的“事情到我这儿就乱了”，诗人不眷顾快速生活，因为打破“我在习惯生病以后/棉花般的生活”——柔软、平静、轻盈的生活。生活不因先进交通工具而快乐，却变得像“逃窜”一样紧张忙碌。城市现代化使生存空间与环境发生质变，人在钢筋、水泥建造下无法建构温情，于是“我是搭地铁来的/好像有人日夜提醒我/我应该在地下走//在世界板结的皮肤以下/谁也不关怀谁”（《从地下穿越国土》）；“铁路就是典型的断头台”（《火车经过我的后窗》）是对现代化交通工具令人惊悚的评价；现代世界中，“双层旅游列车”被称为“没有天堂地狱上下连通的那一种”（《火车经过我的后窗》），接受服务如同在混沌天堂与地狱中周旋。人类改造自然时，“把全部石头都一一敲碎/弄出一个花花世界后/主人一样坐在水边。//地球仍然椭圆又起伏/白天疯转晚上也疯转”（《水的世界》）。柔软的水未能抵御人类借助石头造成的破坏，至于“水的声音在水面上消失”的悲剧演绎在人类欢笑场面中。“现实主义反映城市生活，其他文体可能反映不同的生活经历”［14］在诗人身上得到印证。王小妮的城市诗文有意识流般令人费解的意象跳跃、远取譬，主张以最少语言表达锋利思想，用细节表达城市人心境并反思与批判现代性。

徐敬亚评价王小妮初期乡情写作：“略带狡猾的农民，曾经以清贫的表情，轻意打动了她的怜悯”［14］。十几年后，乡村嬗变成为王小妮诗歌中对社会认知情感衍变对象之一。因此，“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模式具有随历史语境变化的适应性，并非一成不变地规训诗人情绪。新世纪为获得金钱而劳动的异化乡村成为20世纪80年代贫困乡村淳朴乡情的“离经叛道者”。乡村是“中国腹地行”重要组成部分，“我在乡下看见了另外的东西……过去，我以为中国的农民相当尊敬爱护着徒弟。1999年到2000年我见到的中国乡村完全不同。另外，还有乡村里恶劣的人和人关系，其乐融融的场面少了。”［17］乡村不是80年代时留给诗人的唯美印象，悲剧也非简单地因贫穷和繁重劳动铸成。在商品经济潮涌下，农民工入驻城市，纯朴乡情被金钱异化，对金钱的占有欲导致乡村变异。与城市写作不同，王小妮笔下的变异乡村常感慨具体地方农民境遇。“文化地理学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怎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18］王小妮诗歌也因地理转向产生关切点拓展。从地理范围角度观之，21世纪后，王小妮纵横南北、穿越东西，但“文学作品不仅是简单地对地理展开深情描写，而且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括地理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广泛领域”［18］。在诗歌中，王小妮非散文式地做纪实性记录，也不借助如于坚的口语写作叙事性，而用“红土”“龙脊梁”“广西”等地理特征和名称为媒介，深入劳动者生活，将社会批判性公布于世。农民曾是《地头，有一双鞋》中可爱、健康的形象，如今则是“他望月亮的眼神/现在正直直望着外乡游客的钱袋”之类被商品化了的守财奴。更有甚者，果农将赚钱用的苹果树视作“在这人间最有钱的亲戚”（《为什么要剪那些苹果树》）。农民无广博人文认知，赚钱工具便是亲人。金钱是评价人际关系标准，能为之谋利之物就是亲人。“男人站在半天上/他说树死了他也不活了”（《为什么要剪那些苹果树》），金钱地位甚至高于生命。在《背煤的人》中，农民工做着最危险的工作却将安危与疲惫搁置一旁，一心只顾用已浑浊的眼睛向钱看并浑浊了心灵。“四张百元纸钞”就可以使人放弃一切注意力和思索——“对于背煤的人/我和我的世界是不存在。/除非我是钞票。”当生命成为金钱附属品，一向主张以静默方式观察世界的王小妮也不自觉地发出呐喊：“这时候，观察就是残忍。/我已经不常感觉饿，不常感觉冷，不常感觉黑/不能再做个不知悲悯的人”（《背煤的人》）。

“我们必须很谨慎地假设文学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到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18］，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王小妮诗歌写作，同样适用于冯骥才的“津味儿”市井风俗、王安忆的上海弄堂、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巴尔扎克的巴黎外省等地理性小说写作。用科学性印证文学作品真实性并不明智。在对异变乡村思索中，应关注诗人因历史语境变化而对乡村的态度转变，以此体认诗人忧患意识和富有弹性的社会敏感性。

（三）入世情思与去意识形态化

王小妮曾说：“我想保全我自己，我注定是无法和体制正常相处的人。”［19］因受到徐敬亚影响，王小妮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封闭自我；1993年，再次开始居家写作生活。虽然期间曾在海南大学任教，但最终回归专属空间。由于生活在体制外，王小妮对不可公度事物的社会敏感性体现在静观体制的客观审视姿态。“好诗必敢于、善于轻灵地揭示人的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现实。”［20］王小妮探询自我意义的欲望比关注社会境遇更强烈；但启动“中国腹地行”后，社会体会愈加深刻：强烈生命意识回归现代经验，诗人冷静、克制地描述体制内生活方式和生活实况，实践了“在贫乏的时代里作诗人意味着，去注视、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12］“我期待着无法预知。这完全是一句老老实实的话。我给外人看起来像个平稳的人，实际上非常讨厌四平八稳的生活。”［17］王小妮以静默外表和个体经验通往世界，发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所谓‘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间找到平衡，使诗作同时饱含具体历史语境和个体经验张力，构筑宽大而又具体真切的视野”［21］。

商品经济时代，王小妮像努力谋求利益的人一样对金钱怀有敏识性，但以旁观者角度冷静地观看而非积极参与。诗人看见被金钱异化的背煤人，看见割稻人“含金量”最低的脸，看见琐碎人间有“没交费，没买票，没上税，没遇见冷眼的守门人”（《早上》），也目睹“银子已经贬值/就像盐已经贬值/我站在金钱时代的背面/看着这无声的戏怎么/收场”（《月光之三》）。黄昏本是自然馈赠人类的美景，但在崇尚金子的时代，黄昏因呈金色而丧失本意：“这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周期，金子每天放风，每天溜出金库一次……风暴中倒掉的树，恐龙一样翻着绿色的鳞片/黄昏全把它们打扮成了摇钱树，这几天，钱比什么都流行，人被金子抱住了，这黑暗前的假相，玻璃是同谋，变形的哈哈镜。”（《黄昏》）

王小妮非拜物主义者，在海南大学课堂上面对底层学生，当她试图用形而上的思想教导时，有学生提醒她产生此思想是因生活富裕。所以不能简单地对拜金思想作是非曲直定论，但人的悲剧很大程度上由金钱所致却可盖棺定论。王小妮的入世姿态还表现在对人类破坏生态的忧患意识。2010年，诗人看到早上“有霾/也有光万物快速归位/我对我说，还是那个人间吗”（《早上》）。同时，人类暴殄天物而毁坏生物链，“心已经坏掉了，只剩胃肠了”（《吃蜂房》）；自然以禽流感等“回馈”人类行为，因此“天最后把大恶降下来，只降给了几个胃口好的”（《不好了》）。人破坏植被导致沙尘暴，“贪婪也要经常坐下来盘点”（《北京的风沙》），因为“风过去，钱财也过去”。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利益最终又以金钱乃至生命为筹码归回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也是人类在为自省缺失的贪婪买单。

“缺乏诗歌反力，现实就缺乏一种纠正力量。”［22］王小妮通过诉求安静、敏悟喧嚣的社会敏感性写作，贡献给文学界真实且具有先见的诗歌，但作品社会批判力不似阎连科《风雅颂》《炸裂志》等高亢，仅以旁观者目光审视世界，客观显示生活本真，并适可而止地将评判权利留给读者，体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与持久生存经验深刻融合的产物，是意向度集中而锐利的想象力，既深入当代又具有开阔历史感，既捍卫诗歌本体依据又恰当发展实验写作可能性。此类诗具有巨大整合能力，不仅纯粹且自足，同时将历史和时代生存重大命题最大限度诗化［2］。“诗歌在语言中产生，因语言保存了诗意原初本性”［12］，话语是诗句基本表达方式。诗歌史上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均形成独特话语风格。王小妮却非如此，话语追随情感表达需要。如此随性为形成多维度写作提供条件，也为诗歌表意方式多样性做出贡献，同时使之难于归属具体流派。

在以往当代诗歌中，社会敏感性依附于考量意识形态。劳动者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常是激情洋溢的形象：“我们用可以流淌成河的汗水，/赛过坚钢硬铁般的毅力，/为祖国写下了第一部/辉煌的石油工业的历史”（李季《玉门颂》）中拥有铁般臂膀的石油工人是光辉时代创造者；“小伙子夏天在果园度过，/一边劳动一边把姑娘盯着”（闻捷《苹果树下》）中健康爱情与劳动联结为人称道。王小妮则选择以日常叙事表征社会敏感性并消解意识形态，即“日常性的直觉还原”［23］。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诗歌想象中，劳动者是苦难的卑躬屈膝形象。“从广西到江西/总是遇见躬在地里的割稻人……看看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脸”（《11月里的割稻人》），一个“躬”字，一个偏正短语“含金量最低的脸”将底层劳动者形象展现给读者，类似“把首和尾蜷在一起。/收拢那些/强壮有力的肢体”（《虾的姿态》）缩小自我苟活的人。王小妮以“‘割稻人’字眼暗示作为社会群体的功能已不存在这一事态……他们也被分散化了”［3］，其社会功能随群体功能消失，每个人只是作为割稻人的一员独立存在。劳动已然和光荣无缘，为维持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劳动者不会反抗也不引以为荣。无独有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里英雄是为正义不惜生命的崇高群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公木《英雄赞歌》）是典型英雄颂歌，即使不洒热血，也是“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在被李泽厚、北岛称作无英雄的时代里，王小妮写下“四面都是埋伏，最暗处也没躲英雄”（《致雷暴之夜》）——英雄不是冲锋陷阵的主力，而是猥琐地躲藏在闪电中的懦弱形象。英雄成为可随意装扮的小角色，“我们盘坐在只说小酒馆里的行侠仗义/在半明半暗里扮一下英雄”（《在19楼天台》）。甚至鲜花配英雄在《十枝水莲》中无影无踪。种花人只知道将鲜花送进从未居住的城市，换取更多金钱。对于种花人，“光荣已经没有了”，鲜花是挣钱的工具；对于买花人而言，“英雄已经没了”，鲜花是男人献媚女人的手段。诗人用存在者“鲜花”将“英雄”对象化、去意识形态化，“真实者让存在者成为存在着的”［24］，物象“鲜花”汇入敞开状态成为澄明朗照的媒介。

去意识形态化非王小妮话语特质，“拒绝隐喻”的第三代诗人走得更远。王小妮游走在象征性词语与失象征话语方式之间，将革命话语权去蔽，从“大词”中寻求社会批判效应，反映当下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取向。同时不放逐诗意，保守读者对诗歌陌生化阅读诉求和神秘接受心理。

三、余论

在北岛、杨炼、舒婷等以收工姿态出版诗集、总集并成就朦胧诗经典地位时，王小妮以娓娓而谈的劲道平稳地行进在诗坛上——在诗歌内容上以对社会、生活的敏识力，尊重心志地吟述心灵、歌吟社会，以诗文揭露本真感知，以文学光辉表达对社会的感恩和挑剔。王小妮“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25］，其社会性写作同样如此。诗人对人间善恶融为一体的认知，对生存环境多重变化的感受，对去意识形态感受力等，将多向度复杂人性以诗歌精神为媒介展露，体现“先锋诗在时代生存双重压力（权力话语和拜金主义）下，不屈地重新焕发历史命名能力和艺术创造活力”［2］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从社会性视域观照王小妮诗歌意蕴，揭示创作追求和诗文实践，彰显知识分子敏识力对民众的客观性关怀，探求诗人敏感心灵内容并还原其多维度，是探究王小妮诗歌社会敏感性意旨。本文专注王小妮诗歌社会敏感性中国经验写作，未涉及欧洲行体味，由于行文需要，刻意规避组诗《穿越别人的宫殿》等作品，有待后续研究。同时，“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视野下的社会敏感性写作仍是现当代诗歌写作趋势，具有普遍性诗学价值。王小妮是该趋势前卫实践者之一，具有超前意识。在此基础上，如何将此写作方式作为诗歌思潮问题展开讨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振亚.“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 21世纪诗歌观察［J］.天津社会科学, 2011（1）.

［2］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杨柳.从个人的场景到社会的场景——读王小妮《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5］范云晶.贴地飞行与良心写作——新世纪诗歌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兼及王小妮［J］.星星·诗歌理论, 2013（6）.

［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7］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8］姚家华.朦胧诗论争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 1989.

［9］刘慧.映照大风雪之镜——浅析王小妮《我看见大风雪》［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7（6）.

［10］王小妮.中国腹地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11］何平,王小妮.“首先是自由,然后是写诗”［J］.当代作家评论, 2008（5）.

［12］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13］向卫国.诗就是生活——王小妮简论［J］.诗歌月刊, 2006（3）.

［14］徐敬亚.不原谅历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7.

［15］王小妮.家里养着蝴蝶［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16］陈超. 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17］王小妮.王小妮答记者问［J］.当代小说, 2001（1）.

［18］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9］钟刚.王小妮:我注定和体制无法相处［N］.南都周刊, 2012-03-29（11）.

［20］王小妮.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21］陈超.新世纪诗坛印象:诗歌精神与当代言说［J］.当代作家评论, 2012（2）.

［22］梁小静.一半永远地在向另一半走去,或迎面或相悖——王小妮诗歌简论［J］.星星·诗歌理论, 2013（8）.

［23］罗振亚.飞翔在“日常生活”和“自己的心情”之间——论王小妮的个人化诗歌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 2009（2）.

［24］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25］王小妮.手执一枝黄花［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7.

作者简介：陈国元（1984-），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805（2016）02-0051-07

收稿日期：2016-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