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时报》时期穆儒丐创作及思想论析

王 晓 恒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盛京时报》时期穆儒丐创作及思想论析

王 晓 恒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要]穆儒丐是东北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盛京时报》任文艺副刊主编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翻译文学、杂谈、时评、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其中以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穆儒丐在东北现代文学和满族文学创作领域的贡献是不应被忽视的，但其在日系报纸的工作经历使文学史一直都在有意地忽略对他的研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的创作思想更是存在着争议。无论是从他对东北文学的贡献还是从满族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对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进行梳理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盛京时报》；穆儒丐；创作思想

在民国至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文坛上，一个人的名字和一份报纸对当时的东北文学界来说影响很大，这就是穆儒丐和《盛京时报》。穆儒丐，满族人，1884年生于北京西郊，原名穆都哩，也称穆辰公，号穆六田。常用笔名丐、儒丐等。穆儒丐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擅长写作。1916年来到沈阳，从事文学与编辑等工作，1918年成为《盛京时报》文艺栏目《神皋杂俎》的主编兼主笔，自此直到1944年《盛京时报》停刊，他始终活跃于东北现代文坛。在《盛京时报》任文艺副刊主编期间，穆儒丐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翻译文学、杂谈、时评、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其中以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穆儒丐对东北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但其在日系报纸的工作经历使文学史一直都在有意地忽略对他的研究，他的一些作品的创作思想更是存在着争议。直到近年来，一些满族文学和东北文学研究者对他的重新关注，才使这位作家重新回到文学研究视野中来，并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儒丐热”。无论是从他对东北文学的贡献还是从满族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直不被重视的穆儒丐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代作家，因此，有必要对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进行梳理和深入探析。

一、穆儒丐的创作及思想研究现状

(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文学和满族文学研究领域

现有的穆儒丐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文学和满族文学研究领域，一批东北文学和满族文学研究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章，对穆儒丐的文学创作及个人思想状态进行了评析。

东北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者有铁峰、高翔等，他们在穆儒丐研究中虽然各有侧重，但是研究观点具有一致性，即不但肯定了穆儒丐在《盛京时报》工作期间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同时对他在东北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所做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如高翔在《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中认为穆儒丐是“现代长篇的先驱者”，铁峰则认为穆儒丐是“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建设者。”[1]112此外，王璐、蒋蕾、王秀艳等东北文学研究者的学位论文也对穆儒丐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析，主要观点仍是肯定穆儒丐的文学创作及其对东北现代文学的贡献。

满族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者有张菊玲、关纪新、刘大先等，他们在满族文学研究领域发掘出这位创作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且成果丰厚的作家，穆儒丐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满族文化特色及民族特征成为他们研究的关注点。如张菊玲把穆儒丐与老舍、王度庐并称为“民国文坛的三大满族小说家”，并按时间顺序把穆儒丐列为首位，对他的主要小说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关纪新在《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一文中则认为：“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记实之作。”刘大先在《制造英雄：民国旗人对于清初历史的一种想象——论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一文中指出，这是一部“书写作者民族历史的小说”，“可以捕捉到在一个英雄传奇的叙事中郁勃的民族认同观念”。

(二)现有研究对象主要为小说，其他文体研究较少

穆儒丐文学创作中小说作品的数量最大，成就也最高，因此研究者对小说的关注度最高，研究成果较多。如长篇小说《香粉夜叉》、《北京》、《福昭创业记》等均有较多研究文章。但小说作为虚构性的艺术样式所反映的作家思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给其思想研究带来了不确定性。

穆儒丐文学创作中还有几类重要的文章对了解他的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即论说文章、散文和日记。这几类文体的文章在穆儒丐研究中涉及较少，但它们不但是穆儒丐《盛京时报》时期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加直接地体现着他的真实思想。1918—1940年间，穆儒丐在《盛京时报》“论说”栏目上发表了300余篇评论文章，内容涉及广泛，对了解穆儒丐的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37年9月24日至30日发表的日记《新京七日记》和1939年3月10日至11月12日发表的《随感录》等随笔散文对考察穆儒丐的真实思想状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有研究对这几类创作的研究明显缺乏，这也影响到对穆儒丐创作的全面探究和思想的详尽辨析。

(三)对一些作品的创作思想的研究存在较大分歧

这种分歧主要来源于对穆儒丐政治身份的认识，从其政治身份入手分析其文学创作和从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出发不联系作家的政治意识分析文学作品，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评价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他的思想倾向是亲日的，把他看做“亲日文人”、“附逆文人”进行批判。台湾学者刘心皇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所著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一书中，把穆儒丐列于东北伪组织文艺作家的第二位，位于郑孝胥之后、古丁之前。东北学者李春燕的《古丁文学意识中的爱国抗日思想》一文中，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穆儒丐进行了批评，认为他的小说《栗子》在“东北沦陷文坛曾刮起了一股‘独立色彩’的歪风”，《玄奘法师》提出“要描写‘大东亚人杰传’的主张”。东北学者上官缨指出穆儒丐的《福昭创业记》是“为日本的侵略寻根觅迹，为‘大东亚圣战’辩白。”[2]从以上几位研究者的观点来看，对穆儒丐“附逆文人”身份的批判是统一的，但都缺乏系统详实的论证，这种批评的声音长期存在于评论界中。

另一种观点是从文学创作情况出发，对穆儒丐在东北文学及满族文学领域的创作成就及贡献给予肯定，试图为他的“附逆文人”身份做辩解。持这种批评态度的研究者有铁峰，他在《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建设者——满族作家儒丐》一文中指出，“在政治上，儒丐既有反动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总的倾向还是比较进步的”，“基本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满族文学研究者关纪新在《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中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儒丐其人并未在伪‘满洲国’垮台后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作为‘汉奸’惩处”，“儒丐晚年是在新中国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下面度过的，他能免于这些运动的轮番冲击，至少可以证实他还不曾有过‘汉奸’行为，也没有被定性成什么‘份子’。”关纪新的这段话是近年来有关穆儒丐研究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对其政治问题质疑的。以铁峰和关纪新两位研究者的观点为依据，有研究者认为，穆儒丐是属于“置身事外、中间状态的作家”，是“被众多研究者曲解为‘落水文人’”，要通过研究“给穆儒丐正名。”[3]19

从穆儒丐创作及思想的研究现状看，研究者大多关注其创作而很少涉及其思想研究，即使有些研究文章涉及其思想分析也是只提出观点，未作详尽论述，不具有说服力。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观点都是只提出观点，未作详尽论述，不具有说服力。而不从作家思想入手进行的作品分析往往会失之偏颇，有主观臆测之嫌。因此，把穆儒丐的创作和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客观探析，能更真实地呈现出他的创作意图。

二、《盛京时报》时期穆儒丐的文学创作

从文学创作上看，穆儒丐在《神皋杂俎》上发表的长篇小说有《女优》、《梅兰芳》、《香粉夜叉》、《海外掘金记》、《落溷记》、《同命鸳鸯》、《徐生自传》、《北京》、《财色婚姻》、《福昭创业记》、《如梦令》、《玄奘法师》等，这些长篇小说是支撑着《神皋杂俎》的重要内容。其中《香粉夜叉》在东北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其出现的时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也正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因此，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都符合现代白话小说特点的这部长篇小说被一些研究者看作东北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如东北文学研究者高翔认为“穆儒丐创作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1919年11月18日至1920年4月21日连载于《盛京时报》，照比《冲积期化石》和《一叶》的出版时间，提早了大约两年。从这个单纯的意义上讲，东北现代长篇小说又确确实实地应列居于新文学史的显赫位置。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香粉夜叉》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4]2虽然《香粉夜叉》是否可以担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的称呼，学界还存在异议，但是这部用西方现代小说艺术形式与表达方法写作的小说无论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还是其产生的时间等各方面都堪称东北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除了长篇小说创作以外，穆儒丐还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及翻译了一系列外国文学名著。这些翻译小说与长篇小说一样连载在《神皋杂俎》的报眼位置，重要的有长篇《情魔地狱》、《俪西亚郡主传》、《哀史》、《严窟岛伯爵》等。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不但在文学翻译上为东北文学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使东北文学与世界文学开始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为东北作家乃至中国现代作家理解和借鉴西方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穆儒丐对东北现代文学的贡献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穆儒丐不但进行小说创作和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散文随笔在穆儒丐文学创作中同样数量繁多，内容广泛。《北京梦华录》、《新京七日记》、《随感录》等代表篇章或真实地记录了穆儒丐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或细致地描绘了老北京的风俗文化，表达了作者对曾经的北京及满清王朝时期旗人生活的怀念之情。通过这些作品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穆儒丐的精神世界。

论说文章在穆儒丐的创作中也占较大比重，1918—1940年间，穆儒丐在《盛京时报》“论说”栏目上发表了300余篇评论文章，内容涉及广泛，有对时政的评论，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有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有对青年的希冀和劝告……这些论说文章中体现出其对社会生活中各类问题的关注，其中时政评论所占比例最大，穆儒丐的政治思想通过这些文章得以表现，我们结合论说文章分析他的小说创作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他的创作思想。

此外，穆儒丐在《盛京时报》上还发表了大量的剧评及对于戏剧的独自见解、有关京戏的掌故、普及性的戏剧知识等方面的文章，如《绮梦轩剧话》、《儒丐戏话》、《戏剧杂谈》、《中国的旧戏》等，是研究晚清民国戏曲的重要资料。

总之，在《盛京时报》工作期间，穆儒丐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创作及翻译等工作，他确实堪称“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三、《盛京时报》时期穆儒丐的思想表现

结合穆儒丐的创作情况，联系他的个人经历、工作环境、时代背景综合分析穆儒丐的思想状态，坚持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原则，做到“知人论世”，才能清晰地呈现出他的思想面貌。

(一)“关心现实”与“中日亲善”思想的并存

从穆儒丐《盛京时报》早期(1920年前后)的言论来看，他思想的主要倾向表现为对民国初期社会现实的关心与“中日亲善”思想的并存。

穆儒丐1916年来到沈阳之时，正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官僚当权、胡匪众多、社会动荡。穆儒丐以一个文学家敏锐的观察力和责任心对这一社会现实进行了艺术的反映，表现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及由此产生的对丑恶人性的揭露、对社会动荡时期无助青年命运的同情。1919年11月18日至1920年4月21日连载于《神皋杂俎》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即为这种思想的反映。这部小说以沈阳城为故事发生地，描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魏静文与夏佩文在富豪恶霸和军阀的破坏下最终被拆散，佩文嫁与军阀师长武大人后被遗弃精神失常，静文投靠胡匪报仇不成反被杀害的悲剧。小说在叙述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时，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现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富豪权贵、军阀势力如老黎、武大人的骄奢淫逸、巧取豪夺，小市民阶层如佩文父母的攀附权贵、愚昧势力，下层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社会动荡不安，胡匪盛行。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关注之情和对以富豪军阀为代表的恶势力的揭露批判，对以静文为代表的充满美好理想的青年学生的悲惨命运的同情。以这部小说考察穆儒丐此时的思想状态，是积极的反映社会人生的，符合五四文学对作家的要求。

在表现出关心社会现实思想的同时，作为日系报纸文艺副刊的主编和论说栏目的主笔，穆儒丐此时期的思想中还表现出对“中日亲善”主张的认可和肯定。“中日亲善”是《盛京时报》1919年前后倡导的主要言论主张，目的在于麻痹、迷惑中国人民，美化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为其殖民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这一主张也是《盛京时报》工作初期的穆儒丐所表达的思想之一。他在《盛京时报》“论说”栏目上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中明确表达了对“中日亲善”论的肯定与支持。在1919年2月8日发表的论说文章《闻日政府拟废鸦片专卖感言》中，他提到了“中日邦交，益趋亲善”的话题，并指出“在中日亲善上，此等快心之实施，固为目前之急务，即自人道正义上言之，尤不容一刻缓”。此文虽未对“中日亲善”进行过多阐述，但作者对“中日亲善”的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同年4月5日，穆儒丐又以《亲善刍言》为题发表了一篇论说文章，这篇文章可以看作阐述“中日亲善”思想的专文，文章开篇即强调了“中日亲善”的重要性：“中日亲善问题，连见于中外新闻杂志，屡闻自士大夫之口，恳恳焉莫不以是为急务，而冀有实现之一日。盖不第日人企之至殷，即华人亦莫不望之至切也。夫中日不能亲善，即东亚不能和平，甚至延及世界，而演成一大不幸，亦未可知。故吾人所以必欲中日之亲善者，自其切近者言，固在图两国之幸福，自其大者远者言，则尤不可不顾及东亚与世界之利害也。”穆儒丐把中日亲善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东亚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高度，并且文中还详细地举例论说了如何才能做到中日亲善，可见其希望实现中日亲善的殷切之情，中日亲善在他思想中确实是一件重要的大事。1922年10月18日的《余之早川观》一文中，称已故的满铁社长早川千吉郎为“中日亲善的实行家”，对他的“中日共存”、“中日亲善”说及其实践行为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肯定其中日亲善的功绩，感叹其中日亲善之志未能实现。

穆儒丐在这些论说文章中表达出对“中日亲善”论的认同和向往，也表现出他对日本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与他日本留学6年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他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对日本的风俗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并且十分钦慕日本明治维新的政绩，拥护君主立宪，他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回国后能为清王朝做一番贡献。另一方面，也与他满族人的身份相关。1911年，穆儒丐结束留学生活毕业回国后，被钦受法政科举人，但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灭亡，穆儒丐的仕途之路被堵死，他的人生瞬间发生了巨大的翻转。清朝灭亡后，他不参政、不入党、不做官，选择了卖文为生的生活，在北京做过军官的秘书、教师、报纸的文艺编辑等工作，之后流落到沈阳谋生。作为一个满族遗民，对于日本殖民者自然和推翻满清王朝的汉族人有着不同的感受，再加上日系报纸给予他一个相对舒适的生存和创作空间，自然会产生亲近之情。

(二)“民族主义”与对伪满洲国赞美的交织

作为一位满族作家，穆儒丐思想中始终存在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这一梦想同样体现于其文学作品中，1937年7月22日至1938年8月11日连载于《神皋杂俎》的长篇小说《福昭创业记》就是典型代表。

这是一部极具史学价值的文学作品，发表后即获得了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获伪满洲国“民生部大臣文艺赏”，并由满日文化协会出版单行本。然而，这部当时为穆儒丐赢得了极大声誉的历史演义小说，日后在文学评论界却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批评声音：否定的声音认为这是一部献媚之作，小说中所描绘的清朝创建过程正迎合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的行为，清朝建立的过程也正是暗喻了伪满洲国的建立。持这种观点的评论者从小说所体现出的政治意识出发，对这部作品及作者穆儒丐进行了严厉批评。如刘心皇直接指出穆儒丐“以满洲起源的故事，写了一部《福昭创业记》，来讴歌伪朝。”[5]345李春燕则批评道“穆儒丐所谓的人杰，当然要写与他‘体嗅相近’的，即是《福昭创业记》之类的历史题材的传记体的小说。”[6]104前文提到的上官缨也认为此书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寻根觅迹，为‘大东亚圣战’辩白。”肯定这部作品的声音则从民族文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今日拨去附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偏见，重新回头审视《福昭创业记》这部书写作者民族历史的小说，在历史的‘真实’与书写历史的冲动之间，我们可以捕捉到在一个英雄传奇的叙事中郁勃的民族认同观念。”“穆儒丐有意为满洲历史立此存照，同时向世人普及清代建国的历史，建立人们对于满洲民族意识的自豪感。”[7]96-97“他所长期供职的《盛京时报》是一家有日系背景的报纸，儒丐本人又因后来所著长篇小说《福昭创业记》曾获伪‘满洲国’的‘民生部大臣文学赏’，而与伪满傀儡政权产生了摘不清的疑问，这位文学家的‘政治历史’因而酿就严重嫌疑。”[8]109也有研究者指出，“穆儒丐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伪满洲国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他抱着一种写史的心态而不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福昭创业记》是“清白”的[9]244-245。

的确，无论从其章回体的小说模式，还是对满清王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创业、清太宗皇太极艰难开创基业的事迹的描绘上看，都使读者感受到了满族作家穆儒丐对满清王朝辉煌历史的崇拜和向往之情。如果不考虑小说发表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政治意识，单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来看这部小说，《福昭创业记》就是一部满清创业史的文学再现，作为一部以演义形式叙事的历史小说，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创业写起到吴三桂卖关引清兵入京止笔，详细地记叙了清代的勃兴、满族的崛起这一漫长而又艰辛的历史过程。作家用小说的形式对满族创业的过程进行了历史的还原和想象，其中充满着一个满族人的民族自豪和崇拜。然而，《福昭创业记》发表于东北沦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在这样的民族危亡时刻，穆儒丐回避现实生活，与当时的抗战文学主流相疏离，转而回归清朝创建之初寻找文学创作题材，写作了这样一部满族创业的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的寓意实在容易引起众多猜疑。

了解穆儒丐的创作动机是打开其此时思想真相的钥匙，如果说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因其虚构性而容易使读者和研究者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误差的话，那么日记和散文则被认为是可以代表作家真实心声的，我们结合他的两篇文章来剖析其思想状态。1937年9月24日至30日，《盛京时报》文艺副刊《神皋杂俎》上刊载了一篇穆儒丐的日记体散文《新京七日记》，对考察《福昭创业记》发表时穆儒丐的真实思想状态十分重要。日记记载了穆儒丐赴新京(现在的长春)参加弘报协会*“弘报协会”，全称是“满洲弘报协会”，隶属于伪满洲国国务院弘报处。弘报处的控制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是配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进行殖民文化宣传而设立的文化管理机构。召开的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的过程及感受。这篇日记发表时《福昭创业记》刚刚连载两个多月，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定，日记中所体现出的思想状态能代表穆儒丐此时的真实心态，而且日记体裁的记录更加直接、清晰、可信。

日记记述了1937年9月12日至18日穆儒丐在新京参加会议的内容及所见所感。其中就有对伪满洲国建国五年来新京城变化的赞叹：“沿途所见巨厦层楼，壮丽无比，尤以道路，异常修洁”，“家屋建筑，已栉次鳞比，街道国道，四通八达，且处处美化，具见匠心，谓为新兴国际都市，洵无逊色，建设之孟晋，规模之伟大，观者唯有惊叹而已。”这种明显带有夸张成分的溢美之词充分说明了作者对伪满洲国及其建立者的肯定和赞美。

另一篇可做考察穆儒丐思想的文献是1939年3月10日至11月12日，《神皋杂俎》上连载的署名“丐”的随笔散文《随感录》，共计241期。这些随笔散文写作的时间与《福昭创业记》刊载结束的时间相近，二者的写作背景大体相同，创作心态应该也趋于一致。这些散文中同样表现出对伪满洲国的赞美。如《随感录(八)》[10]中，开篇即对满洲国的建设进行赞美：“满洲国建国的年龄虽浅，可是也有悠久的历史。再说明朗的建设，与日俱增。”

结合《新京七日记》和《随感录》中穆儒丐所表达出的对伪满洲国的赞美来分析《福昭创业记》的创作动机，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日本人炮制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大力赞美也表现出这部小说存在着讨好日伪政府的因素。由此考察穆儒丐的思想真相，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穆儒丐此时的思想是比较复杂和矛盾的，他既希望现实生活中能出现像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的拯世救民的英雄人物，希望现实社会能回归大清盛世时期的繁华，但这种希望又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所以只能是沉醉于历史想象中的一种现实社会的乌托邦构想[11]116。他的这种乌托邦式的民族历史想象与崇拜延伸到现实中，表现为对伪满洲国的极力赞美，虽然他很清楚这个政府是日本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但毕竟这个傀儡政权给像穆儒丐这样的对满清复兴还抱有幻想的满清遗民以希望。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侵略者身上，妄想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来实现光复满清的大业。然而，在日本正式发动了侵华战争的民族危亡时刻，穆儒丐在日系报纸上发表一部有关异族通过武力建立政权的小说，恰恰迎合和满足了日本侵略者殖民文化宣传的需求，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合理解释。因此受到日伪政府的褒奖，《福昭创业记》出版广告中说此书“颇具时代性”，“与满洲文化，大有攸关”[12]。这也可以解释伪满洲国授予这部小说“民生部大臣文艺赏”的原因了。

四、结语

综观《盛京时报》时期穆儒丐的思想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满清遗民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选择和政治倾向，对满清王朝覆灭的不甘心化为强烈的民族意识体现于文学创作中，这种民族意识也许正是他委身于日系报纸的重要原因。《盛京时报》时期是穆儒丐人生的重要阶段，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繁盛期。但因他与日系报纸之间、与日伪政府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使得文学史长期以来回避或有意忽视了对他文学创作的研究。我们不能因其政治意识上的问题而否定其文学创作成就，在东北现代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穆儒丐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应被抹杀的。

[参 考 文 献]

[1] 铁峰.郑丽秋.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建设者——满族作家儒丐[J].学习与探索，1993(4).

[2] 上官缨.东北沦陷区“日系”作家[N].吉林日报，2002-09-21.

[3] 许文畅.伪满时期文学与政治的游移——以1931—1937年《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为中心[D].东北师范大学，2011.

[4] 高翔.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导言[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5]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

[6] 李春燕.古丁文学意识中的爱国抗日思想[J].辽宁大学学报，1995(6).

[7] 刘大先.制造英雄：民国旗人对于清初历史的一种想象——论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J].满族研究，2011(2).

[8]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J].满族研究，2007(2).

[9] 蒋蕾.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以《大同报》为样本的历史考察[D].吉林大学，2008.

[10] 盛京时报[N].1939-03-17.

[11] 孔见.当代经验的代际差异与文学表达[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12] 盛京时报[N].1939-05-24.

[责任编辑：张树武]

Mu Rugai’s Creation and Thought Analysis inShengjingTimesPeriod

WANG Xiao-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Abstract：Mu Rugai is a very influential writer in the northeast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He had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creation.During the time he served as the literary supplement editor in Shengjing Times.He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works，including novels，translated literature，by-talk，commentary，essays，poetry and some other styles.Among them，novel got the highest achievement.Mu Rugai’s contribution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the field of Manchu literature creation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But his work experience in Japanese newspaper made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ignore to study him deliberately.Some of his creative idea of literary works also exist some dispute.Whether from his contribution of northeast literature or from his study of Manchu literature.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pth card and study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ought.

Key words：Shengjing Times；Mu Rugai；Creation Idea

[收稿日期]2016-0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JA740025)；长春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王晓恒(1975-)，女，吉林农安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3-0142-0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3.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