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惟
百年沧桑问,看着“它”因偏见而壮大,又因偏见而消亡。它消亡其实就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然后就在这此消彼长之余,我们究竟该不该为它悼亡?抑或在一种新的偏见之中,令它复兴?
时光流转至30年前:“介个物事哪恁介贵!”(上海话,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贵)一位年轻人说道。站在他身旁的妈妈流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情,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道:“侬是江北人啊!好好讲上海话。介钜!”(上海话“贵”音“钜”)是的,讲不好上海话,意味着沦为江北人。“江北人”是苏南吴语地区普遍会用的一个歧视性名词,“江北人”意味着贫穷、落后、讲话土……这样的观念,深深烙印在一代代上海人心中。这象征了身为江南人的优越感,仿佛母语是吴语就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荣光。小孩子也在这般地域偏见的环境之中,被正字正音,讲得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语言学家赵元任忆及小时候到上海玩,身边的大人们都讲上海话,但那些挑夫、车夫却操着一口北方话,这样“不免产生了一种阶级意识”。
事实上,先过江者歧视后过江者,学会上海话的先过江者对后来者都不愿意再讲自己的家乡话,仿佛因讲了沪语而高人一等似的。不知不觉,上海的人口破千万,在这个大量外来人口的城市里,上海话俨然保持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上海话也当之无愧地成了吴方言的代表。
沪语的这般地位终究是一种与偏见密不可分的形势。当执政者们用无形的手段转化了地域语言之偏见,当学校里贴起“说普通话,做文明人”的标语,当《上海人,请讲普通话》这样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方言被贴上不文明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