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这种定义权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地，从原理上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实践层面则相反，西方的主权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权国家”。

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些方面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定义权是美国外交软力量的核心部分。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

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目前来看，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来谋求区域的共同发展等。不过，中国必须向外界（美国）表明，这种所构建的新区域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补充。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

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