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与炕：伟大的发明



灶与炕：伟大的发明

由于近几十年来北方城镇普遍在冬季集中供暖，北方的冬天并不难捱，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如今南方人才抗冻”。在缺乏取暖设施的地方，北方的冬天更难熬。那么，在没有现代取暖设备的时代，人们又是如何取暖的呢？

伟大的发明

无论东西方，人类最早的避寒方式都是穴居。《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钱穆认为这种穴居是在山地开凿洞穴，而非在平地，不过现在考古所见也能证明上古的穴居旧俗普遍存在地下室，这不仅能让人免于冻伤，还能在睡眠状态下获得安全。窑洞便是由这种居住形态发展而来。

依靠冷空气无法穿透的厚墙，穴居能有效阻挡寒冷。在严寒的东北地区，东汉时的挹娄人（满族的祖先）甚至挖出深达九层阶梯的地下室居住，并披兽皮、涂抹猪油来御寒（《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其后裔靺鞨人也“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隋书·靺鞨传》）。此类半穴居的房屋，直至民国时代上海的“滚地龙”窝棚，犹大抵如此。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逐渐建造更舒适的房屋。无论在穴居还是房屋居住形态中，火塘都是空间里的核心结点，英语中的“焦点”（focus）一词，便源于拉丁语的“炉台”（hearth）、“火塘”（fireplace），它在拉丁语中还包含“家”、“家庭”之意。“分灶而食”、“析爨”、“另起炉灶”在汉语里也一向是各立门户的意思。随着烧砖技术的发展，到汉朝时，原本的土灶（“灶”字从火从土）逐渐开始用砖砌，这极大地加强了灶膛的隔热性能，使热量能更集中于厨具上，不过烧灶时产生的巨大热量仍不免有浪费，人们因此会尽量设法利用这些余热。例如在崇明乡下，在两眼灶之间便还会砌筑两个汤罐，这样在煮饭烧菜的同时也烧热了水。所谓“一把火两头烧”，在煮饭烧水的同时又能除湿取暖，一举两得。

现有一种看法认为，早在三千年之前，中国已出现了利用灶产生的余热来取暖的技术，这或许如此，但毫无疑问，砖灶的出现更大大推动了取暖技术的发展，因为从灶引出的暖气必须通过密封的烟道才能取暖，而没有砖砌，夯土是做不成的。

改善寒冷生活

火炕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进，大大便利了人们在寒冷地带的生活。关于它的发明权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隋唐时期东北的高句丽人发明的，依据是两唐书的高丽传。韩国也持有这一观点，认为其祖先在7世纪便已发明了地暖，近年并拟将暖炕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与中国的不同，韩国的火炕是地炕，加热整个室内地面，而中国北方的火炕则是半炕，这种差别应是唐宋之后中国人逐渐适应高脚家具的结果。

按赵荣光在《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中的观点，中国在唐宋之后，“三眼灶型渐少，双眼灶也以南方为多，北方则多是一眼灶。这是因为北方冬季要取暖，而炕就是卧式烟道，它留住大量的热并缓慢地散发在屋内，因而烟突一般是高高地垒在房外，灶台不再置双眼以加长烟道。”不论如何，这种技术在北方地区逐渐传播开来，到辽金之际，马扩于1120年出使金廷时，就看见阿骨打的房屋里有炕，“金主聚诸将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茅斋自叙》）；《大金国志》则记：“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三朝北盟会编》卷六〇：女真人“环屋为土炕，炽火其下，而饮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从这些记载的口吻来看，当时的中原人对这些土炕仍是颇感新奇的。

火炕的普及，与女真人可能颇有关系，他们占领华北之后，将此风俗传播开来。《元代社会生活史》认为，“火炕的使用，自辽金以来已经在北方地区普及，北方城市住房中有火炕，在元人眼里已不是稀奇之事。”明人张自烈《正字通》释“炕”：“北地暖床曰炕。”值得注意的是：炕在北方的普及很可能是12世纪后全国气候急剧变冷的结果之一，而它作为一种平民化的技术，又能很好地适应中国人的定居生活。

尽管如此，在近代采暖技术出现之前，东北的严寒冬天对普通人来说仍然很不好受。日本人小林爱雄1908年到访沈阳发现，虽然有些人家里有火炕，“在炕下烧火保温，但在穷人家里，可以说室内和户外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印象记》）。东北三省林木茂密、矿产丰富、田野肥沃，但在近代之前一直很少有内地移民前往，除了政治障碍之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这一层气候屏障。对穷人来说，“冻死”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北方传统的灶与炕

取暖也是特权

在未能获得保障的社会条件下，取暖是一项特权。一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饥寒交迫”、“冻馁之忧”这样的诗文中所透露出的，对社会的下层阶级来说，冬日里不能获得温暖正是他们所处境况最生动的写照。所谓“温饱问题”，“温”尚在“饱”之前。

秦代贵族及皇宫内更已出现壁炉（依靠烧炭）和火墙（筒瓦相扣成管道，与灶相连），按说已具备了火炕和暖气的雏形，但那是社会上层才能享用的。明清皇宫亦特意砌筑空心的夹墙（俗称“火墙”），墙下挖火道，在炭口点火后，热气便可在夹墙内流动而提升屋里的温度。据传汉武帝时还设立有温室殿，供皇帝冬日居住，自汉至唐的历朝基本上都设有温室殿。宫内还常设有熏笼，自东汉起已有相关记载，往往制作精美。豪门到冬日甚至还有以人排列来挡寒的“肉屏风”。明末宫中每年用薪柴1300万公斤，木炭600万公斤，按3斤柴烧成1斤炭计，则共须薪柴3100万公斤；当时宫中约有宫人9000多人，折合年人均消耗5立方，是普通人家的五倍。

那贫民的生活又是如何呢？1816- 1817年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在抵达北京近郊通州的蔡村时，他们被一群极为贫穷的村民围住，随行的医官记载：“他们住所的糟糕程度，超出了在英国可以想见的任何一种可能。房子用泥土搭盖，隔成没有任何家具的几间屋子，墙壁上几处漏洞透着风，使它们看上去更像是野兽栖身的洞穴而不是人的住所。土房的这种状况，加上衣服缺乏，在夏天可能还不大会使人遭罪，可是中国这一地区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居民们没有好的御寒条件，肯定要遭受极大的痛苦。”

对居住在寒冷地带的穷人们来说，必须极其谨慎地使用手头仅有的那一点燃料，穷人们多会尽可能地使用那些不需要花钱买的、可循环的有机燃料，按《明代社会生活史》所言，“大体说来，明代炊爨所用柴薪，吴人烧草、禾秆，淮人烧荻芦，北方人烧煤与牛马粪。”

在北方严寒而草木稀少的地带，最环保的燃料则是牛马粪。早在秦汉时人们可能已偶尔用牛粪作为燃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战乱之后野生林木不足供应，也采用牛粪作为燃料，如《齐民要术》卷八《作酱等法》第七十说：“取干牛屎，圆累，令中央空，燃之不烟，势类好炭。若能多收，常用作食，既无灰尘，又不失火，胜于草远矣。”近代华北居民仍多如此，竹添进一郎1876年到中国，发现在直隶“东北州县，概乏薪炭，掘草根以给爨炊，或拾马矢，曝干代炭以御冬。因思余客冬过山东，每寝炕上，臭秽冲鼻。问之，曰爇马矢取暖也”。冈千仞1884年在天津也听说，承德一带“野皆青草，不见一树木。至冬，燎马粪取暖”。在西北地区也一样，此类记载不胜枚举。

中国自宋元以来的取暖需求之所以未能推动技术革命，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哲学层面的：中国人更多地倾向于适应环境，而不是去积极地改造环境；这种生活方式更强调与天地保持一致性的“天人合一”，倾向于维持而非变革。

人们通常有两种应对寒冷的办法：一种是用墙壁、毛皮、棉衣等阻隔冷空气，第二种则是接触热源，例如烤火。这方面中西方并无大差别，但在内在取向上，东方在取暖时更注重节能，即“以暖和人体而不是室内空气为基本原则”。无论是熏笼、手炉、汤婆子，毛皮、还是宋代以后逐渐普及的棉衣、棉被，以及冬季孵太阳，东亚地区人们习惯的是人体“保暖”，而很少会去试图加热整个室内空气那种“采暖”。

（澎湃新闻网2015.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