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科学：“神奇性”几乎无处不在



周易与科学：“神奇性”几乎无处不在

《周易》与科学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问题。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曾经处于世界前列地位，而且经久不衰，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周易》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际“周易热”的出现，有些哲学家、科学史家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在揭示《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的同时，还进一步挖掘了《周易》与西方近现代科学之间的某种“相通性”。但是，许多这样的研究事实上已经超出《周易》本身的范围，甚至走入了神化《周易》的误区。因此，历史地、客观地回答《周易》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澄清是非，是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周易的本来面貌及其与科学的缘源

《周易》本来是一部上古筮占记录的汇编。所谓筮占，是中国古代继甲骨占卜之后流行的一种主要卜筮方术。

在方法上，它以筮草做工具，通过筮法中数的奇偶搭配，得出卦画，再根据卦及爻的阴阳变化，得出关于卦象及爻象的说明辞。当时用筮草占卦的方法不止一种，产生的卦、爻辞也很多。

《周礼·占人》上说：“凡卜筮既事，则系币（帛）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大概经过逐年总结，把一些所谓“占中”了的筮辞保留下来，不断地流传，经过整理、筛选，终于在殷周之际形成了《周易》这一专供筮占用的简明定本。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本《周易》或《易经》由六十四卦和不到五千字的卦辞和爻词组成。这样一种独特的图文结构的古籍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它的最初的功能就是用来占卦。

《左传》、《国语》曾经引用了《周易》占筮二十二次，其中绝大多数场合用于筮占，占者或据卦象，或引卦爻辞占断，但往往是借题发挥，随意解释；解卦的愿意说吉，就可以找到吉的理由，愿意说凶，就可以找到凶的原因，所据卦爻辞的吉凶对于占卦者来说倒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其中也有几处不讲吉凶，而是引用《周易》的卦理来评论政事，表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已经为哲学所用，被思想界不断地赋予理性思维的新内容。战国时期的荀子主张“善为易者不占”，庄子则认为“易以道阴阳”，说明《周易》已经由卜筮向哲学转变。相传孔子作《易传》，它被认为是古人阐释发挥《周易》的卦名、卦辞和爻辞的十篇权威著作，故又称“十翼”。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周易》也被尊为“经”，并列为“五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认为《易经》是由伏羲画卦、文王作辞、孔子作传而完成，是“三圣”之书；唐代孔颖达撰《周易正义》，在序文中采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立传的“四圣作易”之说。总之，《周易即被看成是“圣人之书”。

以上是关于《周易》本来面貌的大致情况。《周易》最初的目的在于古卜，后来引入了哲学领域，与科学似乎不沾边。

因此，可以说《周易》本来是不讲科学的，当然这并不否定《周易》本身包含了科学的因素。在中国古代，自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家的其他经典如《诗》、《书》、《礼》、《春秋》，都是围绕伦理教化而展开的，与科学很少涉及，但《周易》后来却同科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周易》作为哲学之书，它弥补了“性与天道”（即万物的本性与自然的道理）的不足，而“性与天道”则是古代科学与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二是《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它是依据卦爻象的变化来推算人的命运，其中包含有一些逻辑推演和理智分析的因素，并非依靠祈祷或单凭神灵的启示。这种特点就为《周易》同各门科学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从汉代开始，《周易》便同各门科学混同在一起，而这种混同又是通过“注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古代科学对《周易》的旁依与互动

古人认为《周易》的产生是“圣人”仰观俯察的结果。易经本身包含了殷周时代的有关天文、地理、数学、植物学、人体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周易》解释系统的形成不可缺少；但《周易》本身是讲吉凶悔吝的，况且这些知识在《周易》中还相当零散。中国古代科学同《周易》的结合主要是《周易》成书以后，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们在注释、发挥它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注释发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

由于中国古代的各门科学涵盖面极广，很难作全方位的描述，这里仅就数学、天文历法、医学三个方面作出说明，其中还有相互交错的地方。

《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联系的主要纽带就是它独特的卦画符号系统。这一点同它的筮占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两个地方后来常常作为数理问题来讨论，一个是所谓的“大衍之数”，另一个是所谓的“河图”和“洛书”。

大衍之数本指占筮时用以演算的蓍草之数。占卜者通过每一次揲蓍的余数最后得出一个六画的卦，再根据卦象和爻象的变化判定吉凶。

洛书共有45个黑白圆圈，从数学上看，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无论纵着、横着及斜着去数，其黑白圆圈之数，都是15。它事实上是一个“魔方”，现在看来一个简单的魔方。但在古代，它要表示所谓“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龟象”。或者被说成是“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八维，皆合于十五”这样一个有关天文的数学学问。

由此看来，《周易》与数学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后人在注解《周易》的过程中将古代的数学成就附会到《周易》上的一个结果。我们很难断定，《周易》本身就有这些数学理论。比如“大衍之数”，本来就是出自战国时期的《易传》，在此以前的占筮是否运用这一套程序还找不到文字根据；即使是“古已有之”，也只能反映《周易》在殷周时代就得到了当时的数学成就的支持。至于“河图”、“洛书”就更是如此。

《周易》与天文历法结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汉代发明的“卦气说”、“爻辰说”和“纳甲说”。这些学说在汉代都属于“今文经学”的范围。

卦气说在汉代易学中影响最大。它是将卦画（卦）同二十四节气（气）以及方位相结合的产物，易学家孟喜和京房对它的贡献最大。爻辰说记载于《易纬·乾凿度》中，东汉易学家郑玄在注释中进行了阐发。它的基本内容，是以乾坤二卦中的十二爻依次序交替代表由子到亥的“十二辰”（十二地支）和由夏历十一月至次年十月的十二个月。纳甲说由西汉京房创制，汉末、三国时期的虞翻作了发挥。它是将八卦与天干、地支、五行、方位以及月相综合而成。

其实，无论是卦气说、爻辰说还是纳甲说，这些理论在《周易》本文中都找不到根据。除了《周易》上的二十四卦外，其他如季节、方位、节气、日数、十二生肖、乐律、八宫等，都是汉代当时发明的或者已经发明的知识，因此，这可以看成是汉代一次知识的大综合，而这些综合又是围绕《周易》这一部儒家经典展开的。它们越来越烦琐，越来越神秘，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

《周易》与中医事实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上古时代医巫不分，巫既占筮祈祷，又采药治病。但是，上古时代人类历史尚处于童年阶段，知识尚未分科化、系统化，不仅巫医不分，其他学科也未能与神学迷信画出明显的界线。我们讲《周易》与中医的关系，只能在中医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即从秦汉时代起作为中医的基本理论支柱的《黄帝内经》成书之后。

从时间上看，《黄帝内经》的成书远远晚于《易经》，而且也晚于试图将《周易》系统化、哲理化的《易传》。但是，研究表明，《周易》经传对《内经》的影响并不大。《内经》的哲学思想基础有三个方面，即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而不是八卦、六十四卦。阴阳、五行、元气说很容易与《周易》、《易传》搞混，这里需要作出一点说明。

如明代张介宾就强调学医必通易。他说：“今乎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类经附翼·医易义》。）易理与医理相结合，成为一时医界的主要特色，然而，这种结合也有形式化和术数化的倾向。如张介宾等人在论易中将人体器官与八卦对应，称“乾为首”、“坤为腹”、“坎为耳”、“离为目”、“兑为口”、“巽为股”、“艮为手”、“震为足”（注：《类经附翼·医易义》。），重复了《易传·说卦传》上的象数观，同时与汉代的“天人感应”说还是同一个调子。这种机械性的对应，其合理性并不多。因此，对于隋唐以后《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也不能过分夸大《周易》对中医的影响，特别应该看到，医易的结合是中医在已经建立了自身的体系的基础上，将已有的概念、理论同《周易》特别是《易传》的有关思想相调和、相比附的结晶。

《周易》的合理内核及其对现代科学的幻觉

《四库全书总目》曾对两千余年的易学研究总结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并认为：“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多占戒者，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这个总结对于认识《周易》的本来面貌、了解《周易》与各门学科的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找出《周易》之所以能够吸引中国古代科学的深层原因即《周易》的内在机制，这个机制只有在哲学上去找。在这一点上，《四库全书》上的说法是可以参考的。

首先，《周易》的符号系统包含了较科学的宇宙观。这个科学的宇宙观就是它的阴阳观念。前面说过，讲阴阳并不是《周易》的专利，但《周易》对阴阳宇宙观的发展是系统的。八卦、六十四卦系统只有“——”和“—”两个基本的符号，而用阴阳来概括万物的根本性质、说明宇宙的基本特征，则具有永恒的价值。阴阳观念在《周易》中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它尽管是古人在十分经验的条件下总结出来的，但它大致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人们处理实际问题、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变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同唯物辩证法揭示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遥相契合的。

其次，《周易》的方法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个方法论就是取类比象。取类比象就是古人借象征的办法对天地万物进行总结和归类，它极大地简化了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办法，根据经验世界的八种常见事物的性状特征，完成了以乾（天）、坤（地）、震（雷）、离（火）、坎（水）、兑（泽）、艮（山）、巽（风）八种自然物质为基因的物质世界的统一，用以囊括天地之情、万物之德。

《周易》的取类比象的方法和阴阳宇宙观的结合，极大地强化了《易经》解释系统的抽象性和灵活性。一方面，它将“——”和“—”两个基本的符号组合成八经卦，象征和归纳了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再由八经卦组成六十四别卦，反映了八类不同性质的物质的交互作用，又以三百八十四爻的错综变化揭示世界的变动不居，这就拟构了一个动态的宇宙模型。另一方面，由于阴阳符号的抽象性和“一卦多能”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诠释空间，使得中国各派的哲学理论都能从中吸取源头活水，也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冯友兰有感于《周易》的这一特征，曾经称《周易》为“宇宙代数学”。

他强调《周易》本身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它只是一些公式，这些公式就是些“空套子”，所以任何数字都可以套进去，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这叫“神无方而易无体”。这个比方是很生动的。

正因为《周易》能够发挥宇宙代数的“空套子”作用，将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才使得它于中国古代的各门学科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正因为此，现代的一些易学研究也常常被“套”进去了。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周易热”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一支“科学易”的队伍。他们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来挖掘解释《周易》的科学思想，这完全是必要的，我们不能老是走古人“以传解经”的路。但是，在他们的许多评论和研究中，古老的《周易》几乎被描述成具备了同所有现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的“一致性”和“相通性”。这些领域涉及到现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信息科学、分子科学、宇宙科学等许多分支，《周易》的“神奇性”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有人以为《周易》的阴阳符号具备“二进制”的功能，启发了十七世纪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原理；有人认为伏羲六十四卦图是“一张现代的遗传密码表”；有人认为阴阳八卦是“四种基本作用力和六种夸克统一的理论”；也有人将《周易》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牵扯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研究显然已经走入了误区。

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现代的易学研究者本身具备了现代科学的系统训练，而古人却只能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因此，古人是不可能得出现代人那些“神奇”的结论的。但是，有些现代的易学研究者却不顾这个前提，他们把自己的具备的知识附会到《周易》身上，把自己的知识说成是《周易》上“古已有之”的知识。这实际上是在神化《周易》，对科学本身的发展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仍然叫“援易以为说”，是“旁及”，而不是正道。作为中国文化智慧的象征，《周易》的价值是不朽的。它的深邃的哲理和独特的思维视角，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科学的发展，而且也应该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思维和方法论的启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现代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周易》价值的现代转换。但这种转换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牵强附会。只有这样，周易这一古老的中华智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船山学刊》2000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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