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位 回归原典
——以《梵语文学史》为例看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

黄 蓉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文学本位 回归原典
——以《梵语文学史》为例看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

黄 蓉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意义，是中国印度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重评《梵语文学史》，探索金克木先生印度文学研究路径，学习注重文学本位，注重原典，不作空论和主观臆测的经验，对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教材，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梵语；金克木；文学史；原典；印度文学

金克木研究印度文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及80年代出版，其中《梵语文学史》是梵语文学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是一部影响众多学者和社会读者的教科书。该书无论是资料的丰富性、原典翻译的准确性，还是论述的严密性、观点的新颖性，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就像是海上的灯塔，直至今日依然指引着年轻一辈航行前进，该书所昭示的印度文学研究路径对当前编写比较文学教材、研究印度文学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一 文学本位，注重美学感悟

《梵语文学史》最初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使用的教材，1963年金克木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次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将其编入《梵竺庐集》甲卷，2011年三联书店收入《金克木集》出版。作为教材，又为研究著作，《梵语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由梵语专家撰写的梵语文学史。那个阶段我国正式出版的国别文学史不多，研究印度文学史的著作也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说：“金克木教授写成了《梵语文学史》，利用了比较丰富的材料，表达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受到读者好评。这在研究外国文学史的学者中是比较少见的。”[1]卷10P309而且该书“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一领域里唯一的一种文学史著作”[2]P103。在此书出版之前，我国对印度文学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本是许地山的《印度文学》，一本是柳无忌的《印度文学》。相较这两本，《梵语文学史》无论是在资料上、篇幅上和研究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印度文学史著作。郁龙余分析说：“许著当属首创，带有较多概述性质，还不是一本印度文学史专著。金著则完全不同，是一本28万余言的大著，不但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自成体系。”[3]P279

该书出版半个世纪以来，至今仍然是研究者的案头书，这与金克木的研究方式和注重文学本位，注重对作品本身的感悟，不被世俗规则牵绊有关系。建国五十年来，许多外国文学史在内容上突出时代、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研究者通常以社会历史学的观念去编写文学史，这种研究方法容易忽视文学自身发展和对文学总体研究规律的分析。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打破这种单一研究方式，在强调作品历史背景同时，又结合作品自身的美学特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黄宝生、郭建荣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部《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作。与国外的同类著作相比，它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长处。它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将梵语文学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对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和分析，采取‘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因印度古代历史本身的研究难度就很大，故采取这种写作方法决非轻而易举。金克木为开辟梵语文学史的写作新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联想到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屈指可数，更显出这部《梵语文学史》的难能可贵。”[4]P147该书以印度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出发，解决了许多学界的分歧，构建了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揭示了印度文学的特色和发展规律，正如何乃英所说：“该书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建立比较科学的、完整的梵语文学史体系，二是对于梵语作家作品的深入评析。”[5]P6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以文学为本位，解决梵语文学史分期问题。过去，学界对梵语文学史的时期划分问题一直都存在分歧，这与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存在争议有关。金克木指出：“最大的困难是历史方面问题：一是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和社会发展情况，一是作家作品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文学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期还是按朝代分期，这在写中国文学史时似乎还有不同意见，而在写梵语文学史时两者都很难办到。原因是对古代印度历史情况的研究还不足以解决写文学史中的问题。古代印度历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期的问题，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是不注意的，宣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印度历史的人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我所知，大概直到近年来，尽管这样论述古代印度社会的人不少，但是互相争论的各种说法仍然没有趋向一致，而且差别还是不小。究竟印度的奴隶社会起于何时，又在何时发展到封建社会，这个过渡时期有多久，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过程，各地先后差别如何，这类问题，几乎‘言人人殊’；论证较全面和说服力较强的很少，而凭单文孤证或对史料意为去取和解释的却不是没有。当然史料的缺少和复杂是一个客观原因，而其他原因也不能排除。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争论了多年，近年来才略有一致趋向，而尚无一致结论。由此可以想到古代印度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也不会很快解决。”[6]卷二P124

为了找到较佳的解决方法，金克木在继承许地山和柳无忌的划分法的基础上，从印度文学自身特点和作品内容出发，将梵语文学史划分成“《吠陀本集》时代”、“史诗时代”、“古典文学时代”共三个阶段，颇为成功地解决了写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张剑在《槛外有情——金克木和他的〈梵竺庐集〉》中对这种划分方式作出中肯的评价：“《梵语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对印度个别语言的文学史研究专著，为印度文学史的整体研究架上了一座桥梁。古代印度学问以口传为主，派别繁多，字体复杂，且带有世代积累性特点，文本及其作者的断代工作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线索，金先生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时代—作家—作品—评价’的模式，而是按照作品的内容和类型将古代印度文学划为《吠陀本集》、史诗、古典文学三个时代来论述。既避免了将文学史写成繁琐的文献考证史，又使文学史研究直接切入到了文学本身。”[7]

其次，以文学为本位，《梵语文学史》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科学性成为我国建国后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许多文学史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批判继承为原则，用阶级观点、以人民性和历史进步性为主导而写成的，这往往造成了文学史著作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总是千篇一律，缺乏独到的审美分析。《梵语文学史》是在这种学术氛围时期产生的，无疑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首先，全书各章节的标题①这里说的标题出自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梵语文学史》（第一版），此著作后来收入：《梵竺庐集》（甲）和《金克木集》（第2卷）时已经把标题改为“第一编 《吠陀本集》时代”、“第二编 史诗时代”，“第三编 古典文学时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史分期的划分上与许地山和柳无忌的《印度文学》相似而不同，他的划分法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有关，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阶段划分理论挂钩。他将“《吠陀本集》时代”称为“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文学”，将“史诗时代”称为“奴隶社会的文学”，将“古典文学时代”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学”。各章节标题也如此，比如第二编第一章的标题是“奴隶制王国中新文学的形成”，三小节的标题分别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反映阶级斗争的庞大文献”。除此之外，在每编的第一章里，都论述了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王向远指出，金克木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地方在于“努力体现地体现马列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但“明显地暴露出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生硬痕迹，带有它写作与出版的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8]P35。其次，除了标题，行文中也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来指导写作。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以马列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主要依据，在论述和评价两大史诗、《五卷书》、迦梨陀娑的戏剧等主要作家作品的时候，作品与现实生活关系是作者的主要的视角，反映出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文学（当然包括上述作品）的主导倾向是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的、冥想性的、神话式的、非现实主义的”[8]P35。尽管作者（金克木）清楚印度文学的超现实特点，但“没有将这种特点充分地展开来论述，而往往将它们归结为‘唯心主义’并加以贬抑”。考虑到作者出于写一本中国人写的印度文学史这一目标，“《梵语文学史》的‘时代性’，又是与它的中国的学术特色密切相连的，因而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视为‘缺点’，而应更恰当地视其为‘特点’”[8]P35。何乃英举《梨俱吠陀本集》中因陀罗的形象问题为例，认为金克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人们历来认为因陀罗只是自然现象的化身，与社会生活没有什么联系。金克木文中提到印度传统历来把他算作雷雨之神，西方学者更多以为他只是雷雨的人格化。但这不能解说许多关于他的神话故事。如果把它看做是人间的英雄与天上的自然威力的结合，这样社会的典型人物就是他的形象和故事的主体，自然现象的描写则是对他的威力与功勋的艺术加工。

关于文学史使用马列主义的观念，金克木是非常清楚、自觉的。这种指导方法，学术界虽有批判的成分，但行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应是正确的行文指导方法。不过，他并未使用这一单一的研究方式，而是以文学为本位，立足文本原典。金克木说：“这本书一望而知是依照当时的教科书规格和指导思想编写的。然而我没有放弃自己原先的原则，一是评介的作品我必须看过和读过，没看到的则从简；二是处处想到是中国人为中国人写，尽力不照抄外国人熟悉而中国人不熟悉的说法。”[6]卷六P75但相比之下，这部文学史表现了时代“特点”，表现了优于其他同类著作的特点：重视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美学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分析。郁龙余举四点分析金克木考虑如何写好一本中国人的《梵语文学史》的思路，认为理解这四点是理解全书的关键：“第一，‘以文学为主，非文学部分从略’；第二，‘写成一本看出来是我国人自己写的书’；第三，‘使本书能为一般读者看得下去’；第四，简略他人‘有所未妥之处’，‘大胆说一点自己的浅尝臆说’。”[3]P279在文学批评中，金克木总是注重强调独到的审美感悟的传达，虽然言语简短，却意味深厚，切中主题。

第三，以文学为本位，行文具中印比较意识。为了让读者更深入了解印度文学，金克木除了强调文学本身所体现的特性之外，在评价印度文学时常以中国文学为参照，把比较意识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中。我们看到了“影响研究”方法，如讲《伟大的故事》时，强调该书影响到后来的古典作品《故事海》、《大故事花簇》、《大故事诗摄》的创作；我们也看到了“平行研究”的运用，如拿《罗摩衍那》故事中国王放逐太子和兄弟争国的事，和我国王位继承的历史相比较，得出中印文化的差异：“我国的这类故事很简单，没有发展成为文学作品，这类故事的内容未曾得到充分利用，后来的人也只是主要从政治着眼，赞扬他们的让位以讽刺争权的帝王。印度人却把这样的传说大大发扬，给了它丰富的内容，因而历代直到现在传诵不衰，在印度人民的思想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P139再如介绍吠陀语时，金克木拿我国的汉语体系来参照；介绍印度个人祭祀时，拿我国古代的礼来比较。比较法让中国读者感同身受，极富启迪意义。王向远认为：“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作者有意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做比较，虽然通常是三言两语，却富有启发性。”[10]P278这种以中国文学、哲学为参照的方法来“平等对话”，不仅促进了中印文化文学的交流，而且有助于增进了解，相互借鉴。

可见，尽管《梵语文学史》在写法上带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但金克木还探索了适合中国人阅读的、研究印度文学的方法，力求给中国读者还一个印度文学的原貌，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文学，彰显了一位中国学者应有的立场。

二 注重原典，不作空论和主观臆测

经典体现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于研究文学史的学者来说，回归原典，准确理解原典，是文学批评的首要工作。只有尊重经典著作、注重原典作品，才能获取最真实的思想，才能对文学史作出最精当的描述。金克木在研究编写印度文学史，研究印度古籍时一直注重原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治学。

《梵语文学史》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编《吠陀本集》时代（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文学），介绍了吠陀本集；第二编《史诗时代》（奴隶社会的文学），介绍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作品；第三编古代文学时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学），介绍了迦梨陀娑、檀丁、波那、苏般度等的作品。内容包括梵语（含吠陀语）文学作品，时代从上古跨越到十二世纪。为了评述有理有据，金克木研读了所有梵语文学中大家的经典之作，秉着尊重原典的治学精神，对每一个作家每一个作品都做深度探索。金克木在《印度文化论丛》自序里说：“我尽量探寻原始资料，核对本来面目。我对印度古代文献当初一开始涉猎，就感觉到原来自以为知道的多不可靠，而许多常见到的表述又往往同实际情况不尽符合。”[6]卷三P275从众多与印度古代文学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所引用数据来看，《梵语文学史》从原典出发，着重分析和诠释重点作家作品，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迄今并未有其他相关著作可以匹敌。目前，我国学者在论述印度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内容和观念大都援引于这部经典的文学史著作。而许多独家介绍的作家作品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对《瑜伽婆私吒》的研究，只有他在其《梵语文学史》中作过简要的介绍。王向远对这种从原典出发写文学史的做法表示敬佩：“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梵语文学史，第一部由通晓梵语的人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梵语文学史，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印度文学史。它的资料的丰富翔实、内容全面系统、论述严谨，分析透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梵语文学史体系，确立了梵语文学史的基本内容，从阅读原作入手对作家作品，特别是重点作家作品的做了透彻的阐释和独立的评价，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8]P14。

目前不少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文本时不愿意花功夫深入钻研，相反醉心于宏观的考察，和借用他人研究成果来总结出一套套空理论。金克木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认为：“印度古籍和中国古籍类似，历来解说纷纭，断章可以取义，‘六经’可以注我，容易作‘各取所需’式的引用和解说。近代和现代的西方人和印度本国人的一些说法各有各的来源和背景，不能一概认为信史和结论。对古文献的研究又随着人类的科学和思想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会停滞于一点。我依据这一点认识就注意言必有据，据必核对原来情况；重分析而戒笼统；同时又注意到边界的‘模糊’，注意各种文献‘信息’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不轻下论断；要求分析而不割裂，概括而不含糊。当然，这些只算是我心中悬着的目标，自己未必都能做到，不过力求不盲从而已。”[11]P2金克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对文本的研究不囿于其他国家文学研究者的观点的剖析，根据自己的阅读而做出合理的说明和判断。《梵语文学史》的成功和经典性很大程度在于金克木在翻译原典材料上所下的功夫，尊重原典的治学精神彰显无遗。

金克木是我国现代翻译和推介印度文学的先锋，在翻译印度诗歌方面做出巨大贡献。金克木翻译和研究印度文学的品类包括诗歌、诗论两个方面，译著和专著有《伐致呵利三百咏》、《云使》、《通俗天文学》、《甘地论》、《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莎维德丽》、《梵语文学史》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金克木对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韵味的把握，在印度文学翻译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为后学提供了学习印度文学文化原典的中文资料，而且为后来翻译印度文学的译者打开了梵语文学翻译的门径。

首先，金克木是印度梵语文学翻译先锋。1984年，金克木的《印度古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面世。这本译诗集所选的印度古诗范围约一千年以前通行于印度的文化语言——梵语。另外有些“俗语”，例如佛教文献中用到的巴利语。金克木对所选的古诗也有自己的标准，“并不是在印度古诗中选出最好的精华，而是选其几个重要方面的一些例子。由此‘一斑’还不足以见‘全豹’”，但是印度古诗的面貌特征也可由此见其大概。这些也不能说是代表，只能说是样品，更准确些说，只是诗史的抽样。”[12]P80

《印度古诗选》所译出的古诗虽然数量不多，但编选的诗歌范围包括了印度诗歌重要的几个方面，比如印度最古文献《吠陀》的诗篇20首，蜚声世界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著名插话《莎维德丽》，巴利语佛教经典之一《法句经》中 15节较多文学性的诗歌，《伐致呵利三百咏》中21首是文人作的诗歌，模仿《五卷书》的《嘉言集》中的23节格言诗，还有《妙语集》中的14首是连佛教徒也欣赏的抒情诗。以上诗篇中，其中《吠陀本集》在此之前我国一直未有翻译，这一翻译对我国研究印度神话、宗教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1987年，他和几位学生赵国华、席必庄、郭良鋆合作翻译的《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993年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的“初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翻译依据的本子是所谓“精校本”，“本世纪有一位印度学者苏克坦迦，集合印度和外国的一些学者，根据现存的各种写本，校勘出了这个本子”[13]P8。这本选集所选插话共十五篇，虽然不能包罗《摩诃婆罗多》中所有优秀的插话，但它给后来翻译全篇史诗的译者提供了翻译的方法和示范，正如他自己所说：“希望这十五篇插话可以帮助读者增加一点对邻邦印度最流行的古代文学的知识，也扩大一点文学的视野。”[13]P81993年，《摩诃婆罗多》第一卷出版，这卷前四章为金克木亲自翻译，2005年，该书六卷全译本在黄宝生的主持下出版，金克木的翻译为全译本的翻译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示范。

其次，翻译的经典性。1956年，金克木译出印度古代抒情诗人迦梨陀娑的作品《云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精装本，后来收进《印度古诗选》。“译文所根据的是摩利那特本，同时共参看了六种铅印版本。现在只译出公认为原作的一百一十五节。”[14]P161关于《云使》的翻译，金克木在题为《印度的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译本序言中说：“他(迦梨陀娑)的译本非常难译；恐怕没有一部语言的翻译能够传达吟咏原作时的情调。例如《云使》通篇用了一种‘缓进’调，一节六十八音，就是以两个三十四音构成一联，其中十七音相当于现在诗的一行，由此表现出夏季雨云怀着电光雷声缓缓前进的情调；这种梵语所特有表现力是不能移植到现代语言中来的。”[15]迄今为止，《云使》的汉译本有三种，金克木译本、徐梵澄译本，还有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鸿译的全新版本。罗鸿在译本前言赞扬金克木的译本：“采用了摩利那特的梵文注释本为底本。这个译本清新自然，非常忠实于原文，只对诗中的专有名词作了一些简化的处理。”[16]P3王向远援引《云使》第82、89节诗歌译文评价金克木的翻译水平：“现在看来，在中国的印度文学翻译中，金克木译《云使》是少见的颇为成功的例子。金克木本人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的诗人，诗人译诗，最为合适。从译文中可以看出，金克木具有非常敏锐的语言审美感受与表现能力，他用标准的现代汉语，很好地、近乎完美地表现了他所说的原诗的‘缓进调’，既保留了原诗的印度风味，也体现出现代汉语诗意特征，读起来酣畅、圆润、流丽。”[17]P66他认为金克木的译文之所以能长风行云，诗趣盎然，是因为将“译文的风格与原文的风格、译文的形式与原文的形式，达成了一种高度的和谐，从而进入了‘化境’”[17]P66。

金克木译诗是高手。1982年，金克木翻译出版了一部在印度流传很久、很广的梵语短诗集《伐致呵利三百咏》（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本是根据印度学者高善必的“精校本”定本翻译的，所译出的是高善必认为的确切无疑的最古的二百首诗。早在1947年，金克木就译出了《三百咏》中的69首，发表于《文学杂志》1947年第6期。金克木的译诗原则尽可能的恢复原诗句的格调，“依照原文的词句甚至其先后序列，力求不加增减，但在汉语的选词造句和文体上则又求像古代人的诗，不只是用现代汉语述意”[18]P153。可见，金克木是诗人和学者的结合，这种译诗能力不是人人能及的。黄宝生评价说：“金先生是译诗高手……我曾对照梵文读过《云使》译本，对金先生的翻译艺术由衷钦佩。只是国内的翻译理论家们不谙梵语，无法真切体认。我总惋惜金先生翻译的梵语诗歌不够多。梵语诗库中的一些珍品，惟有金先生这样的译笔才能胜任，也不至于辜负印度古代诗人的智慧和才华。”[19]P1471998年，台湾的广阳译学出版社出版了赖显邦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云使》。译者在《译后序》中说：“中国大陆金克木先生曾译过此书，其译文比英译本保有更多诗趣，也比英文本更符合梵文的句法顺序。”[18]P153以上赞誉可见金克木《云使》译本的经典性。

正是缘于坚实的国学功底和对印度文学的熟稔，金克木的翻译不仅水平高，而且达到“神似”与“形似”相结合的状态。正是他的经典翻译使我们看到了印度梵语文学的真实风貌，这对“回到原典”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柱。回归原典，亲近原典，实事求是和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不仅能深化印度文学经典的研究，而且对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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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金克木.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19]黄宝生.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读《梵竺庐集》[J].北京大学学报,2000,(6).

（责任编校：周欣）

中图分类号：K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7-0021-05

收稿日期：2016 －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项目编号09&ZD071）。

作者简介：黄蓉（1981－），女，广东紫金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印度文学、中印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