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护锋
(广州大学 公法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非强制手段法律化的理论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卢护锋
(广州大学 公法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首次在法律中规定非强制手段是《行政强制法》的贡献。非强制手段法律化是行政民主化和公私利益均衡化的产物,它的出现改变了我国行政行为制度体系中强制行为独揽天下的局面。尽管《行政强制法》规定了催告履行和协议执行两种非强制手段,但对于非强制手段而言,其制度供给无疑是不够的;必须跳出《行政强制法》的框架并结合非强制行政的制度化实践,才能构建起符合非强制手段属性的规范体系。
非强制手段; 行政民主化; 公私利益均衡化; 制度化
《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这一规定意味着非强制手段已正式成为国家立法所肯定的行政管理方式。实际上,非强制手段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在行政实践中长期存在,但没有受到行政法(学)的足够重视,这与人们的理解和认识有关。在传统行政法学体系中,行政行为是其整个理论的中心。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指出:“与以往的发展阶段不同,法治国不只是通过法律把大量丰富的行政活动限制起来,而是还要使行政活动在其内部也逐渐形成一些确定内容,以保障个人权利及个人对行政活动的可预测性。产生这个作用的法律制度就是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