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克托罗《安德鲁的大脑》的创伤叙事解读

赵　娜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多克托罗《安德鲁的大脑》的创伤叙事解读

赵娜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241003)

摘要:多克托罗新作《安德鲁的大脑》是一部关于创伤的叙事。小说以“9·11”创伤为中心，多维度刻画了认知科学家安德鲁遭遇的创伤。安德鲁的创伤叙事表明受害者与施害者对抗性的角色发展为同一个体的双重身份，喻指美国人不仅是受害者，他们的前“9·11”行为以及“9·11”后发动的战争也成为创伤再次发生的潜在威胁。可见，单边式同情受害者的阅读方式已不再适合“9·11”小说，“你将我们引入了黑暗森林之路”的警示之语，将启发我们对恐怖袭击进行哲理性的本源性思索，以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关键词:“9·11”； 创伤； 多克托罗； 受害者； 施害者

一、引言

“9·11”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件，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惨重悲剧，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深刻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又一重大分界线。十余年来美国文学界对这一致命恐怖事件的涵义与后果不断做出反应，一批以“9·11”及后续事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陆续进入读者视域。学者们纷纷围绕恐怖袭击、个体记忆、集体创伤、见证者叙事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重构了集体记忆的创伤空间。“创伤”是“9·11”这一文类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创伤范式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体、心灵世界、文化乃至我们栖息的自然生命世界，都与暴力和灾难是如此难分难解”(陶家俊, 2011: 124-125)。今天“创伤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比喻，表达了我们时代的许多忧虑与恐惧”(Bracken, 2002: 3)。“9·11”创伤小说，作为新世纪英语文学的一个特殊文类，是“9·11”事件作为现代启示录的直接反应，是当代作家对该事件的困惑、理解与再现。

E· L·多克托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2015)是美国最杰出的后现代作家之一。他“作品中对历史和政治的关注给批评家和普通读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俊松,2009: 87)。2014年多克托罗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小说奖，再次肯定了他50年来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在“9·11”小说不断涌现之时，多克托罗于2014年1月推出新作《安德鲁的大脑》(Andrew’sBrain，以下简称为《安》)，将历史关注点转移到深刻影响美国民众的“9·11”事件中,对个体创伤下的集体记忆进行了批判式的文学想象，成为“9·11”小说的又一杰作。 “‘9·11’文学具有独特性，其主题也是多变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作家们将‘9·11’事件与其他灾难性事件联系起来，构成某种历史的隧道”(杨金才,2013)。《安》中，认知科学家安德鲁是一位“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①患者，小说在他对受叙者精神分析师的讲述中展开，逐渐向读者描述了他个人创伤的历史隧道，包括丧女之痛、儿时引发的车祸以及遭遇的“9·11”创伤。对创伤的描述通常有两个框架：(a)‘人类的错误/意外灾难’；(b)‘自然灾害’(比如飓风或地震)。第一个框架中的主题主要由‘发生了什么’和相关联的责任归属组成(Montgomery, 2005: 152-153)。安德鲁的创伤叙事沿着第一个框架描述了他的经历并对责任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度拷问。这些创伤叙事不仅描述了受创主体悲痛的生活，尤其关注同一个体作为受害者及施害者的双重身份，从而将我们引向关于创伤本源问题的思索。本文试图以创伤为切入口来解读这部作品阐释的个体创伤及“9·11”创伤，探讨创伤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9·11”创伤小说的政治启示功用。

二、同一个体作为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创伤叙事

与宏大式叙述灾难的文本不同，多克托罗在《安》中设计巧妙，聚焦受创主体安德鲁遭遇的个体死亡创伤，尤其对创伤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哲理性思索，从而为小说叙述的核心事件“9·11”创伤奠定了基础。

小说开篇安德鲁向分析师讲述妻子布里奥尼死后，他抱着婴儿薇拉来到前妻玛莎家的事件。这一叙事序列建构了安德鲁与妻子、孩子、前妻之间复杂、悬疑的张力关系，推动了叙事进程，引出他将要讲述的第一个创伤故事。玛莎惊异之后接受了婴儿，但玛莎的丈夫斥责安德鲁是他妻子死亡的罪魁祸首。读者不禁对布里奥尼之死产生了疑问，这个问题正是小说叙事的主推动力。多克托罗对布里奥尼的死亡叙述在小说中进行了延宕处理，这符合受创主体安德鲁的心理反应机制。强烈的恐惧感、冷漠感、无力感等严重的心理反应使他不能按线性顺序回忆事件。“什么使得一个事件具有创伤性？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事件的本质——通常涉及实际的死亡或对死亡的恐惧，或是身体、情感的受伤。……第二个条件是事件对受害者的意义”(Rosenbloom、 Williams, 2010:13)。安德鲁为何向分析师首先讲述他与玛莎的幼女死亡的故事？从叙事结构来看，这个事件从时空中既连接了安德鲁前创伤生活，又为后创伤叙事奠定了基调；就叙事内容来看，这个事件交代了主要人物之间复杂的婚姻、伦理关系，为小说叙述的核心事件布里奥尼之死埋下了伏笔。安德鲁向玛莎的丈夫忏悔自己的过失，坦承因为忙于认知科学的博士论文，实验室工作，再加上会议等，对生病的女儿疏于照料，没有发现药剂师给错了药，最终导致女儿的死亡。这个事件涉及的死亡对安德鲁具有致命的打击，虽然他是受害者，但他认为自己也是死亡的施害者。这一悲剧强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无力感的伤痛，并持续影响了未来他与孩子的关系。分析师好奇安德鲁为什么不起诉？安德鲁感慨分析师“不明白那种事情造成的社会事实是不会消除的。大脑充分认识到你所做的是无法改变的”(Doctorow, 2014:21)。起诉话语讨论的本质是要追寻灾难发生的根源，追究责任人。药剂师、送药的人都是幼女死亡的间接施害者，然而安德鲁认为起诉改变不了孩子死亡的事实，追究他人的责任只能是对女儿死亡的亵渎，而自己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死亡的不可逆性使他不愿再把死亡事实发展为要求赔偿的闹剧。安德鲁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与施害者，冲击了读者对二者对立关系的认知，引发了对创伤本源问题的思索。

分析师持续逼问布里奥尼的死因，安德鲁也不断逃避，不想谈这事。他抱怨道：“你缺乏感同身受，你不明白什么时候该停下来问我这些事。你无法想象拥有她而又无时无刻无法忘记我愚蠢的杀害。……我不能再跟你谈了，太痛苦了。你不明白。仅仅提到她的名字就足以摧毁我”(Doctorow, 2014:38)。安德鲁的讲述引导读者预测他与妻子的死亡有关，维持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注意力。在不断的回避中安德鲁向分析师又回想了他儿时的一段经历，这对于理解第一个创伤事件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形成叙事的文内互文性关系。那时他家居住在新泽西的蒙特卡姆，一次在车道上玩雪橇时，一辆小车因为要避他而撞上了路灯，车祸之后他们家搬去了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这是安德鲁第一次面对死亡，而他是间接引发死亡的诱因。这个事件对他具有创伤性打击，因为引发的死亡同造成的后遗症一样重要。尽管父亲安慰他任何孩子都可能引发那样的意外车祸，可父亲和他都知道“如果有孩子可能引发致命的碰撞，那会是我”(Doctorow, 2014:58)。这一声明是典型的创伤后症候，形成了他是引发灾难不可避免因素的意识，即认为自己总是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幸。“所谓的个体安全和个人创伤与个体所栖居的社区有着密切的联系”(Edkins, 2002:247)。因为车祸，他们家在这个社区不再受欢迎，社区的态度更加深了他的愧疚、自责、无力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施害者的身份彻底改变了他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意外死亡造成的精神刺激也使他成为死亡的受害者。“创伤性事件在成年期可以产生持续的、不利的心理后果”(Bracken, 2002:46)，影响未来他对创伤事件的反应、判断和认知，总将自己定位为创伤的施害者。

朱蒂斯·赫曼(1997:18)指出“心理创伤是无力感导致的悲痛”。无力感浸透了安德鲁的整个心灵，他说“我不能提前预知如何避免灾难，就像无论我做什么，一些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Doctorow, 2014:14)。这些创伤记忆不断提醒他过去的伤痛经历，在其身体、内心产生一系列失常行为。更重要的是安德鲁的叙事强调他不仅是创伤的受害者而且也是施害者，这二者对立的角色被安德鲁融为同一个体的双重身份，改变了因果线性的逻辑关系。在阅读创伤事件中，读者已有的经验是坚定不移地与受害者站在一起，来对抗施害者，安德鲁的叙事指出创伤不仅是施害者引发的悲剧，施害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创伤影响成为受害者，他们不仅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自我的双重角色，施害者的身份更强化了自我作为受害者的伤痛感，造成永不停止的心灵折磨。

三、延宕的“9·11”创伤叙事

大屠杀之后，西奥多·阿多诺(1992:87)曾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就太野蛮了”。此语不仅指出历史灾难留给世人的创伤，并告诫作家尽可能与历史事件保持适当的距离。“9·11”作为“一个不能言说的事件，因为它违背了想象的力量。在它发生之前，它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很久以后，它基本上依旧是无法想象的”(Yersluys, 2007:65)，即便如此，小说家以独特的想象力重回这一历史灾难，进行了各种反省。多克托罗将灾难、创伤、爱情融为一体，使受创主体在延宕中渐进灾难场景,形成了艰难的叙事结构。创伤记忆改变了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延宕叙事是成功的，因为“故事的结局是一种连贯、合理的记述，交代了事情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Robinson、 Hawpe, 1986:111)。安德鲁的叙事依赖于他对创伤的特殊认知结构以及他在创伤中的位置，他的回忆再次唤起读者对创伤施害者与受害者关系的关注，成为创伤本源探究的重要叙事线索。

尽管安德鲁一直在逃避，最终在分析师的引导下，他讲述了布里奥尼之死。安德鲁与玛莎离婚后，他逃离到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在一所小规模的州立大学教书。在那里他被学生布里奥尼吸引，教授与学生的巨大差异没有阻碍他们在一起。布里奥尼大学毕业之后，他们来到纽约西村住下来。孩子出生后，她积极准备参加纽约市的马拉松比赛，恰在这时昔日男友迪尔克打听到了她。布里奥尼与迪尔克再次相见之后，安德鲁感到她依旧像往常一样和他亲密，照看孩子。他信任她对家庭的责任感，认为前男友的出现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布里奥尼每天为马拉松比赛积极训练，有时会在世贸中心停下来跑楼梯，然后向北去百老汇。“世贸中心”一词的出现立刻调动读者对“9·11”事件的联想，因为这个词的“意象现在仅仅重新唤醒创伤性疼痛”(Davis, 2006:40)。至此，读者开始预设布里奥尼之死与“9·11”有关。

安德鲁的叙述以“那天早上”开始。“那天早上”布里奥尼因为女儿夜晚的焦躁不安起床晚些，所有快8点她才出去跑步。安德鲁强调“那一天是问题所在。就是那天”(Doctorow, 2014:128)。难以指明的“那天早上”正是叙事的核心事件。安德鲁首先讲述那天早上迪尔克给布里奥尼打来的告别电话，电话录音录下了他从世贸大厦北楼跳楼时的遗言，也记录了遇袭时的恐怖声音。迪尔克遥远的话语混杂着火焰灼伤的声音，95层楼上人群爆发的恐惧声，燃油大火、油烟混合发出的吼叫声等，最后听到的是迪尔克下落身体在空中遇阻的声音。安德鲁通过听觉让读者再次回忆了“9·11”袭击事件的场景。至此读者意识到“那天”指的就是9月11日。“9/11”这个词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代替的是“那天”或“那天早上”，表现出安德鲁对这个日期极度敏感，那个如人间炼狱的时间成为他心中盘桓不去的永久记忆。为什么多克托罗选取跳楼者作为描述“9·11”事件的切入口，有何意义？“9·11”虽然过去了十余年，然而世贸大厦内约200人为了生存，孤注一掷选择跳楼的景象，给无数人留下了恐怖记忆。人们看到“两栋摩天大厦上，一些人抓着窗户，被烟火包围，男人和女人跳下以避免残暴的死亡，然而坠落的死亡也一样残暴(Gentile, 2008:15)。媒体刊登跳楼者的照片曾在美国引起了极大争议，遭到美国人的抵制，强烈视觉冲击下的跳楼者照片违逆了公众的接受度，成为不可言说的禁忌。然而德里罗《坠落的人》在小说标题就表明跳楼遇难者给作家留下的强力冲击；多克托罗对这个禁忌再次书写，通过伴随浓烟、火焰包围的人们，向他们的至爱所打的告别电话场景，令读者想象跳楼者的悲壮、无奈与残酷。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称“9·11”是“一个不仅对抗道德，而且是任何阐释的事件”(Baudrillard,2003:13)，媒体公布的跳楼者照片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死亡的亵渎、冷漠的记录，是不道德的，然而小说中迪尔克的坠落成为合理的情节设置，是安德鲁永久的创伤记忆。

在这些创伤叙述的延宕中，安德鲁最终面对心中最难以承受之痛，即布里奥尼之死。袭击发生时他冲向市中心去寻找布里奥尼，他所到之处尽是满身灰尘的人群从他身旁蹒跚走过，他看到布里奥尼，而她让他走开，他无奈地在街角逃离的人群中等待着她，然而她再也没有出现。多克托罗让安德鲁从有限视角讲述布里奥尼之死，强调了他作为叙述者的可靠性。安德鲁狂乱时想布里奥尼冲向世贸中心是去救迪尔克。“在糟糕状态中我想是那样”(Doctorow, 2014:133)。到底布里奥尼是去援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去救迪尔克，安德鲁的叙述令读者深陷困惑。不过他又认为“无论如何，那又有何区别？”(Doctorow, 2014:133)的确，无论援救对象是谁，面对死亡威胁，援救行为本身就足以令观者肃然起敬。安德鲁感慨“他们彼此并不知晓的同时死亡可以理解为他们命运的特殊结合——他们变形为薄命的情人”(Doctorow, 2014:133)。他们的死亡不仅再次强化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更表现为他强烈的自责。因为他无力拯救，眼睁睁看着她走向死亡。他无法接受死亡的事实，经常产生幻觉，感觉她就在他的生活中。他痛苦万分地说，“如果我疯了，那将比现在孤独冥想、头脑清楚要好”(Doctorow, 2014:141)。

多克托罗通过迪尔克跳楼和布里奥尼冲进世贸大厦救人的景象描述了安德鲁经历的“9·11”伤痛。小说起始安德鲁就强调自己是布里奥尼死亡的施害者，读者在了解真相之后，知道布里奥尼之死与安德鲁没有什么关系，但为什么他说“无时无刻无法忘记我愚蠢的杀害”呢？安德鲁以幼女死亡、儿时创伤、以及“9·11”创伤重构了创伤序列，使读者产生了悬念、好奇、惊讶，搭建了认识创伤本质的一座桥梁。对于灾难，安德鲁总徘徊于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认知模式，无法不诉说他的痛苦，同时又因施害者的身份而强化了自责的痛苦。他将妻子的死亡归咎于自己，这正是内化的创伤认知模式的践行，打破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小说没有对制造“9·11”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控诉，而是通过安德鲁在白宫的一段经历叙述了他对创伤本源的看法，展现了“9·11”小说的政治化指向。

四、“9·11”创伤叙事的政治化指向

“9·11”袭击事件开启了美国历史新的一页，一方面美国政府借袭击事件通过“爱国法案”、“军事委员会法案”、建立国土安全部门、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加强了全方面的管控，另外这一系列的政策改变了美国民众的安全感。通过各种媒体和不断播放袭击视频，美国政府打造了美国无辜受难者的形象，同时断定19名中东穆斯林恐怖分子带着对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强烈仇恨发动了劫机的恐怖袭击。这种官方叙事营造的无辜受害者与恐怖施害者的话语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抵制。朱迪思·巴特勒(2009:47)曾言““9·11”袭击之后，美国国家主义当然受到提升，但是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将管辖权越过其边界、暂缓其边界内宪法义务、免受任何国际条约限制的国家”。多克托罗的小说没有迎合美国政府的官方叙事，而是敏锐地意识到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下反思“9·11”会带来更剧烈的创伤后果，通过安德鲁的行动，发出了“9·11”叙事的政治化声音。

小说在结尾试图回答“9·11”后通常无法逃避的两个问题，即“(1)为什么‘他们’要袭击‘我们’?(2)‘我们’在世贸中心倒塌后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生活本身?”(但汉松,2011:67)。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安德鲁在白宫的短暂经历，从而将创伤叙事政治化，成为“9·11”小说的重要特征。布里奥尼死后安德鲁将孩子交给前妻照顾，自己来到华盛顿的一所高中执教。巧合的是总统来学校巡视，他们彼此认出是耶鲁大学时的室友。一周后他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室神经学研究的主任，不过这样的任命是为了监控安德鲁，因为下一届竞选就要开始了，而总统及顾问担心他会揭发总统在大学时作弊的劣行。安德鲁的任命仅维持了不到三周的时间，他亲眼目睹了总统及顾问们无视生命的态度、任意发动战争的行为。正如曾艳钰所说“在过度渲染的过程中，创伤成了美国意识形态及政治的工具，美国的不安全感及美国现在已时刻处于恐怖危机之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或者说成为美国发动反恐怖主义战争的一个借口”(曾艳钰,2014:11)。安德鲁观察到总统的“战争进行的不好。他入侵错了国家。你无法想象这产生的焦虑”(Doctorow, 2014:174)。他叙述的总统让读者自然联想到布什政府。美国人对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形成了两派观点：少数美国人经历了高压的焦虑，不支持布什政府发动激进的军事行动；而大多数美国人担心未来在美国再次发生恐怖活动，从而支持布什政府在国内、国际的反恐政策(Huddy, et al, 2005:593)。属于少数派的安德鲁对总统发动的任意战争予以严厉地斥责，他说“你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还会有更糟糕的到来。……你将我们引入了黑暗森林之路”(Doctorow, 2014:191)。他的话语控诉了政府对恐怖袭击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家战争暴力是引发包括报复性恐怖袭击恶果的原因，从而将美国民众引向了灾难的深渊。安德鲁的观点属于左翼派，他们“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欧洲的合作，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这一恐怖行动”(Gupta, 2002:10)。

安德鲁的创伤认知转变为政治行动，他对总统的直接批判成为威胁总统生命的借口，其结果是他遭到逮捕。“美国政府对逮捕闹事者、镇压异己、宣告言说为不合法行为、散播怀疑、推迟正义有着悠久而黑暗的历史”(Michaels, 2002:7)，安德鲁对政府发动战争的批判将自己置于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他在白宫的经历正是这一黑暗历史的再现。巴特勒(2009:157)指出，“我们将看到国家暴力引发的破坏和侵略远远超过被归类为‘恐怖主义者’引发的行为”。安德鲁的被捕正是国家暴力的典型表现，而这对普通民众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创伤。“当感觉到应当是保护的变成了威胁，这种背叛感和损失感引发了创伤。……创伤与政治社区和政治权力的形式息息相关”(Edkins, 2002:247)。安德鲁在白宫的经历愈发增加了他的伤痛感，因为本应保护公民的政府可能背叛人民成为灾难的潜在引发者。在安德鲁创伤叙事中，美国人既是受害者，而政府的行为也使美国成为创伤的施害者。受害者话语不是单向性的，创伤的形成既是袭击者制造的结果，同时也由受害一方决定，他们固守的敌对意识形态相互行动，制造了人类创伤这个现象。

多克托罗指出“在独裁和专制的社会里，作家政治上的介入必须在文学手段的掩盖下体现——以寓言的形式，或者是诗歌，看起来是有关久远的事态的，跟当代毫无关联”(陈俊松,2009:89)。然而在《安》中作家以更加锐利的视角直接介入政治，这种非典型的直接性成为“9·11”小说政治化的显著特征。“挪用归零地提供了将我们定位为史无前例的恐怖无辜受害者的一种方式——同样地，我们要求全世界予以认可”(Davis, 2006:6)。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话语受到安德鲁的抵制和反抗，他对归零地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盲从，“创伤至少导致理智的清晰”(Gray, 2009:131)，他坚持自己的观察，警示战争可能引发更多的袭击，从而将创伤叙事的政治话语定格为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的形象。其实，“9·11”小说中对灾难施害者的叙述并不像大屠杀文学一样罕见，如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早就对施害者恐怖分子进行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想象，这显示了两大历史灾难的不同。“9·11”文学的政治介入使得人们对历史事件有了多维、全面的解读，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增强了文学的现代影响力。

五、结语

多克托罗笔下的创伤叙事显示出当代美国人陷入的政治、文化、创伤困境，可以说政治化是“9·11”小说涉及的重要主题及显著特征。“在‘9·11’毁灭性的袭击下，那些原本被认为是犯罪者的(西方)和他们的同盟者变成了受害者，那些被认为是受害者的(西方权力政治和自我利益的目标)变成了犯罪者”(Gupta, 2002:10)。施害者同受害者并非只是相互联系，他们的关系也会发生逆转，他们的生死搏斗终将造成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不断循环，这就意味着施害者与受害者实则互为彼此。美国摄影记者詹姆斯·福莱(James Foley)被伊拉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当众斩首的消息再次让全世界震惊，总统奥巴马声言美国将“毫不留情”地惩罚极端分子，我们看到故事世界的预言在现实生活中再次上演。美国人不仅是受害者，他们的前“9·11”行为以及“9·11”后发动的战争也成为创伤再次发生的潜在威胁。可见，单边式同情受害者的阅读方式已不再适合“9·11”小说，“你将我们引入了黑暗森林之路”的警示之语，将启发我们对恐怖袭击进行哲理性的本源性思索，以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注释：

①“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医学术语是在1970年代研究越南战争退伍军人时提出的，在1980年进人美国的《心智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指个体在遭遇重大创伤性事件后，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调，反复复现创伤体验。这些事件包括暴力伤害、残酷战争、灾难事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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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莲华]

On the Trauma Narration in Andrew’s Brain

ZHAO Na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241003,China)

Abstract：Andrew’s Brain, Doctorow’s new novel, is a trauma narration and depicts the cognitive scientist Andrew’s traumatic life with the emphasis on his 9/11 sufferings. The narration of Andrew’s trauma shows that the conflicting roles of victim and perpetrator become a subject’s double identity.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only the victim, their former actions before 9/11 and war actions after 9/11 form a potential threat for the forthcoming trauma. Thus, the unilateral and sympathetic reading on victims is no longer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9/11 narratives. The statement “you have shown us the path into the Dark Wood” enlightens us on thinking the nature of trauma and proposing philosophical ideas of preventing disasters.

Key words：9/11; trauma; Doctorow; victim; perpetrator

收稿日期：2015-09-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辛西娅·欧芝克小说中的身份书写研究”(15YJC752048)；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当代美国后“9·11”创伤小说叙事艺术研究”(15JK2156)。

作者简介：赵娜(1976-)，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6)01-004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