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和撒切尔的供给侧改革

刘军喜

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它们为中国式的供给侧改革，提供的是一个“工具盒”，而非标准答案。

20世纪80年代，在日德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和马克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历程，可谓是冰火两重天。面对本币升值的压力，日本采用低利率和宽贷款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一贯倡导的政策，结果等来的却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从此跌入“失去的10年”。

不同的是，德国马克在同时期虽然也升值高达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是在马克升值之前抢先收紧货币政策，因而躲过一劫。对此，时任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耐德解释道：“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却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解决问题。”

如今，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国家通胀的隐忧，再次此起彼伏。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但世界经济依旧复苏乏力。2015年最后一个月，美联储加息的靴子也终于落地。

中国经济也没有幸免于难，原来的“三驾马车”动力衰减，不足以担当继续提振疲软不堪世界经济的重任。凯恩斯主义“神药”的失效，暗示了投资刺激的不再可取。

经济增速下滑、产能过剩、创新不足……在一系列问题面前，为了寻求新的“马车”和解决长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高层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处方，并且提出了今年经济发展的五大任务，即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