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上的手印

詹妮丝·赫菲·德拉姆

2005年5月8日，星期天。这一天，我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那一天，我在家中浴室的镜子上发现了一个手印。

那天是我的丈夫迈克斯·贝斯勒去世的周年忌日。他被诊断出患有食管癌的时候只有56岁，我们结婚也仅仅4年时间。确诊6个月后，他就走了，只留下痛不欲生的我和我14岁的儿子坦纳。

临终前的最后两个月里，迈克斯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跟我们的朋友和管家海伦待在一起。他坚持让我继续工作——我是《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的出版商——我便回去上班，只在午休时间开车回家探望丈夫。

有一天，海伦和迈克斯正待在厨房里。外面阳光明媚，大雨忽然毫无预兆地下了起来。“我们俩都停下手里的活，看向窗外，”海伦回忆道，“我和他说：‘我知道你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可是今天这雨就是上帝为我们创造的东西。等你走了以后，如果可能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知道你那边的情况，告诉我们你还在。”

迈克斯答应会试一试。“不过，能不能接收到我的信息就看你们俩了。”他说。

惊现手印

迈克斯去世一年后，我和坦纳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中。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母子俩正待在我们位于加州萨克拉门托的住所，坐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旁。有他陪在身边我感到很安慰，我不禁微笑了起来。当时，我在忙着审阅稿件。过了一会儿，我起身进屋，打算去拿点零食。

我们的房子是U型的，“U”的右侧是厨房、客房、洗衣房以及通向车库的出口。迈克斯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里，一直睡在客房，因为当时的他正承受着难忍的疼痛，独自占据一张床对他来说更为舒服一些。

进入厨房之前，我先去了趟客房的厕所。正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了手印。一个小时以前，那里还什么都没有。我一下子僵住了。是有人在玩儿恶作剧吗？那似乎不大可能——如果有人来的话，我和坦纳应该会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声音的。

我大叫道：“坦纳，到这儿来。快点！”“妈妈，怎么了？你还好吧？”他一边问，一边跑了过来。“看！”我大声说，“这不是你做的，对吧？”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可能是坦纳，因为自始至终他都坐在我的旁边。然而，我还是让他把手贴近那个手印。很显然，手印比他的手大多了，形状也不一样。那不是普通的手印，看上去似乎是由一种细腻的白色粉末铺成的，显示着整个骨骼轮廓，就像一张X光照片。和大多数妻子一样，我能准确无误地记得自己丈夫手掌的样子。宽阔的手掌、细长的手指，分明就是迈克斯的手！

墙上的钟停在了12点44分——迈克斯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们盯着那个手印，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让人惊愕了。“妈妈，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坦纳问道。“我也不知道，坦纳。”紧接着，我反问他说：“你觉得这跟迈克斯有什么关系吗？今天恰好是他的周年忌日呢。”“有可能，不过这也太奇怪了吧！他已经不在了，怎么可能把手印弄在这里呢，妈妈？”坦纳问。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觉得我需要在极度的好奇中保持镇静。“我想现在我们都没法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要不你去车道上玩一会儿篮球吧！”我拥抱了他一下，告诉他我很快就过去找他。然后，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我真应该再做点别的，比如收集一点粉末以供分析，或者请法医专家来鉴定一下这些指纹等等。可当时的我实在太震惊了，根本没想到这些。

迈克斯是想用手印告诉我来生的存在吗？我一直是一个开明的人，现在也一样。可是我也很害怕。未知的世界令人生畏。

时间静止

出现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4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12点44分，迈克斯在我们的客厅去世，身边围绕着亲人和朋友。我们的后院里，就在门口的屋檐下挂着两串沉重的风铃，是当初我和迈克斯一起挂上去的。两串风铃都很大，一串会迎风演奏出低沉的音调，另一串经常让我想起大海上海浪拍打航标时发出的“咣咣”声。迈克斯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两串风铃适时响起，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美妙动听的乐声。我们都屏息聆听着。可是，当我们转头望向那两串风铃时，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惊诧不已：外面一丝风都没有。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带我们的黄色拉布拉多犬凯西出去散步。那天是周六，大概早上7点钟，坦纳仍然睡着。一个小时后回到家里，我一边解着凯西脖子上的皮带，一边瞥了一眼客厅壁炉上方的大圆钟。钟上的指针停在了12点44分，迈克斯去世的确切时间。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有什么不对，只是想着，到时间该叫坦纳起床吃早饭了。然后，我的脑袋就突然“嗡”地一声，为什么大钟显示出迈克斯去世的时间，而不是八点钟——正确的时间？

我走近坦纳的房间。“醒醒，快醒醒。你肯定不相信我看到了什么。”我叫道。他迷迷糊糊地跟着我穿过走廊，来到客厅。我心里盼望着等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钟上的时间会是正确的。“看，坦纳！”我指着墙上的钟说。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嘴里咕哝道：“不可能。”他的表情说明他同我一样迷惑不解。

前一天晚上大钟还是正常的，也没有外人来过我们的房子。另外，那座钟重得很，要搬动它，调整上面的时间根本没那么容易，我和坦纳都做不到。“妈妈，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我们换不了，不过可以找人把它搬下来。”坦纳说道，“指针停在12点44分说不定只是一个巧合呢。”“没错，很可能是巧合。”我迟疑地说，可是又不愿意深想。我需要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迈克斯被确诊癌症、他与病痛的斗争以及后来他的猝然离世都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钟上的时间一直停在了12点44分，直到星期三，我们的管家海伦来到家里。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后，我发现她留下一张纸条。她说当她在屋子里时，电灯闪烁了几下，墙上的钟也恢复了正常。“我觉得很可能是迈克斯来看我们了。”海伦的纸条上这样写道。

另一个信息

与之前时钟的异常不同的是，浴室的手印在我的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因为我确信那不是我凭空想像出来的——坦纳也亲眼目睹了那一幕——更因为它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我根本无法忽视。

“手印风波”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迈克斯被确诊为癌症之前，我们一家三口曾经计划去意大利旅游。他一直很兴奋，因为他对意大利的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颇为了解。我告诉坦纳我们要去一趟意大利，就当是完成迈克斯的遗愿。对我来说，它不仅是一次我跟儿子共度时光的机会，也可以让我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和坦纳游览了罗马和佛罗伦萨，我努力放松自己。可是，对迈克斯的强烈思念总是难以抑制，使我心痛得无以复加。我们在城市中观光，我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旅行的好奇和欣喜也使镜子一事的恐惧和迷惑逐渐消解。

然后，我们去了意大利里维埃拉。一天，太阳落山前，我们正在菲诺港散步，午后的阳光洒下一道神奇的光线。我拦住一位路人，请他给我和坦纳拍了一张合影。

回家之后，我把胶片冲洗了出来——当时我用的还不是数码相机。我一张张地翻看着照片，翻到我和坦纳在港口的那张合影时，我的目光一下子僵住了：照片中我们身后三十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艘船，船身上刻着的名字正好显露在我和坦纳之间，与我们的肩膀持平——如果迈克斯在场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那个位置。我眯起眼睛读出那个名字：迈克斯。

这样的“巧合”发生的几率似乎微乎其微。

最终的接受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想弄清楚这些“怪事”，我开始向专家请教，也开始阅读相关书籍。历时8年之久，我的足迹遍布整个美国，我拜访了许多的科学家、教授以及通灵师。其中一位是迪安·雷丁博士——思维科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研究所致力于研究与现代科学模式不相符合的意识和现象。2010年，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他看了所有手印的照片——迈克斯2006年和2007年忌日那天，粉末状手印又在同一个浴室的同一面镜子上出现。

之后，我问雷丁博士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他想不起任何与我一模一样的经历，但在研究过程中，他和他的同事经常碰到类似的情况——实际上有上万个。时钟停止在12点44分？这种与情感相关而又无法解释其原因的时钟停止事件实在是太多了，他说他可以据此写出一本书。

离开雷丁博士的办公室后，我在想这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会对我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然后，我突然醒悟了过来。自从迈克斯去世以后，我就一直过着一种战战兢兢的生活，不敢把这些惊人的经历公之于众，怕别人认为我不正常。可是现在，我第一次确信，我并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

我还记得雷丁博士在他的《意识宇宙》里写下的话。他提到了安德鲁·格莱利，一个天主教神父和社会学家。他发现67%的美国成年人都曾经经历过超自然事件。格莱利还说，许多寡妇都曾有过与自己死去的丈夫通灵的经历，而在那之前，她们都不曾相信“来生”这回事。

格莱利说：“经历过灵异事件的人——不管他们心理上接受与否——未必是什么虔诚的宗教信徒，也没有精神疾病。他们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拥有稍高于平均水平的教育程度及智力，参与宗教活动也并不频繁。”

这是我人生历程中极为关键的一刻。我从刚开始坚信自己的经历非比寻常，到此时开始明白自己并不是这类事件的唯一目击者。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换句话说，真正“非比寻常”的实际上是其中的“无比寻常”。

我认识到，现在是我开始敞开心扉的时候了，再也无需感到羞愧和尴尬。我对自己发誓：从这一刻起，我不仅会对那些我采访的人坦陈这一切，更会与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如果能借此给任何人带来一丝安慰的话，我将感到万分荣幸。

我终于突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我感到无比轻松。

[编译自美国《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