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口商业生活对文学发展之影响
——兼论汉口文学发展研究的样本意义

李利民

（1.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56 2.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清代汉口商业生活对文学发展之影响
——兼论汉口文学发展研究的样本意义

李利民1，2

（1.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56 2.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清代的汉口已成为一座纯粹的商业巨都。作为其唯一经济基础和核心生活方式的商业生活对其文学发展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着积极的一面：商业移民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大批生力群体，轻商传统激发了他们重视文教，商人们凭借经济实力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合城经商的汉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商业题材和一定的活跃思想。同时，这种影响还有着消极的一面，这方面甚至更为深刻：纷攘庸俗之风对雅致滋润的文学创作心境明显产生了干扰；轻商的传统观念导致文人不可能正确理解商业和商人，从而导致文人不可能正确面对和书写汉口人的生活；浮华的生活风气对文学的深刻性形成心理上的限制。这些状况基本上决定了汉口文学总体水平非常难有大的突破。

关键词：汉口；商业；文学；影响；学术样本

一、绪论

成化初汉水改道，由龟山北麓入江，形成两水分三镇的格局，借助武昌、汉阳的丛聚之势，汉口充分发挥自身居全国之“中”的水运优势；加之，明朝政府顺其优势，更使其成为湖广漕粮交兑口岸和淮盐行销的最大中转枢纽。因此，汉口便迅速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水运、物流、贸易中心之一。正如刘献廷所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1］（p193）刘氏指出，汉口市镇的形成和扩张，势所必至，到了清初，汉口与京师，佛山、苏州并称四大商都已成广说。

作为一座纯粹的商都，汉口的生成和存在状态都不同于其他的行政性城镇。作为汉口的几乎是唯一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的商业生活，究竟如何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便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范锴曾言：“（汉口）肇始于有明中叶，盛于启正之际，其间屡遭兵燹，人民散亡十之八九。百余年内，文献莫征。自我国朝（清朝）平治日隆，休养生息，万里版图，渐仁摩义，岂仅化行江汉！是以人才辈出，名利兼修，即区区一镇，亦胜于郡邑。孝友忠贞，摛文游艺，多有足称者。”［2］（p211）范锴指出：明朝后期，汉口已颇具规模，但文献莫征。到了清初，方显出“人才辈出”，“摛文游艺，多有足称者”的气象。因此，本文限于文献，只考察清代的汉口文学，虽属不得已，但也是近乎实际的。而且，由于目前能参考的资料主要是范锴的《汉口丛谈》（以下简称《丛谈》）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以下简称叶氏《竹枝词》），因此，这两部文献是本文主要的考察窗口。

二、汉口商业生活对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汉口文学主力军起家于商人。

就文学的发展来看，汉口与其他地方的文人群体通常源自行政系统的吸附、长期敷文设教以及书香世家之绵继传承不同，其文人群体主要来自商人的入迁。仅就嘉庆道光年间的范锴在其《丛谈》中记载的文人群体看，书中记载的汉口自清以来文人总数约有100余人，其中标明汉口文人的只有张三异、劳必达、吴小含、彭念堂、刘光、戴喻让、朱在镇、赵秋屏、曾玥等约10位，这其中绝大部分估计也是早期从外地迁入的，也就算是老汉口人了。

在这100余位文人中，明言是仕宦、僧人、诸生的约有20人，明言是商人的有30余位，其他约70位基本上也可以间接看出是商人。即便是20位非商性文人，也多是由于汉商的吸附，才来到汉口的。

这些文人，多半来自江浙、徽州、桐城等文化发达地区，直接为汉口提供了优良的文人群体。

（二）轻商的传统观念激发了汉口商人重视文教的风气。

在古代，轻商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商人追逐利润，主要是为了生计，至于理想的出路，还是要由商而仕。商而富则儒，商而富则文，学而优则仕，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汉口商人有着重视文教的风气。很多商人自己设私塾，择西宾，教育子弟，如叶调元就是汉口的一位塾师。很多地方商帮都建有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培养子弟。如：徽州帮的新安书院（即紫阳书院），绍兴帮的阳明书院，咸宁帮的鈡台书院，等等，其中以新安书院最著。嘉庆时期的徽商程健学在《重修紫阳书院后序》中说：“吾乡前贤之请建于汉皋者并有义学、义渡，有藏书阁，有先儒讲堂，非袭书院名而有其实。”［3］（p265）记载徽州帮很早就在汉口建有义学、先儒讲堂、藏书阁。董桂敷在《增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序》中说：“乃议创建书院，将待其成，与父兄子弟朋友日相讲习于其中。”［3］（p113）明言在汉徽州乡贤创建书院，是为了能让父兄子弟讲习其中。

事实上，汉口商人从文教上寻求出路的记载很多。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2记载：汉上外籍侨商，一再传后，以文学科显者颇多。如：吴正治、熊钟陵、叶名琛、项诚、丁苹原、邱南屏、袁希祖、吴长庚、汪纟冋庵、洪汝奎、孙谋、余长春、孙鸣九一家（章、阜、兰芬、兰苾、先祀、兰茂、绍基、崇实、元恺、汉、松坪、煦——李按：详见光绪《汉阳县识》卷3及《汉口丛谈》卷3）、熊天楷等，这些人都出身商家，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其中不少人身至显宦，如：吴正治曾授武英殿大学士，叶名琛曾任体仁阁大学士。王葆心先生还列举了一些商人出身而以文学显名者，如：吴秋谷、夏芳原等。［4］（p47）另外，民国《夏口县志》所载汪璲、张宏殿、汪昶、孙兆麟，《丛谈》所载方晞原、方岩夫父子，项诚之子项大复、项大德兄弟，姚小山等，这些人身处商海，都曾勉力读书寻求出路。

（三）汉口商人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1.汉口商人建造的寺庙道观和园林，为文人雅集提供了场所。

在《丛谈》中，范锴仅就嘉道年间汉口主要街道坊巷之名列了一份表，其中的寺庵宫堂多达140多处。这些宗教场所基本上为各地商帮所建。同时，有些汉口富商建造私家园林，如巴莲舫的覃藻阁，彭堇门的红薇山馆，吴氏的揽蓝山房，洪旃林的谁园，包祥高的怡园等。这都为文人雅集提供了场所。

文人们经常随喜庙观，漫游雅集，息机涤烦，诗文酬答。如潘国祚等人屡次在天都庵修禊赏花赋诗；嘉庆十五年，林琴痷、黄心盦、黄谷原、范锴、范涛等人在此雅集分韵。当然，富商们也常常在自己的园林举行文艺沙龙。如乾隆五十年巴莲舫、彭堇门召集东南鹵客近二十人在红薇山馆举行修禊活动，分韵赋诗，一时颇有声色。

2.汉口商人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广泛结交文人，增强了汉口对文人的吸附力。

如巴莲舫“业鹾汉上，爱才好客，四方著名之士道经汉口者，无不相推侨扎之好，一时题襟雅集，仿之天津查氏，邗江马氏”。［2］（p449）曾预巴氏吟宴集的文人黄赤城尝有《谢暖寒会招饮启并小序》云：“《开天遗事》载长安富人王元宝，每大雪之际，则命仆夫扫雪开径，迎揖宾客饮宴，为暖寒之会。…予且有慨于后来之猗顿、白圭之徒，但能居奇挟赀，作守钱奴耳。…若王元宝之豪举韵事，盖未易载也。噫，投辖留欢，不亏陈遵名下士；倾财结客，居然郭解一流人。当六花舞瑞之时，开三径迎宾之路。…愧某非操觚之彦，惟君诚货殖之雄，分暖嘘寒，克苏肌骨伸笺呵管，敢布腹心！”［2］（p456）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像巴莲舫这些富商，富而好文，广结文友；作为文人，则钦佩这种豪举韵事。其他如盐商包祥高也是这类的风流豪商。汉口文场有了这些豪商作为核心，吸附力显著增强，人气红火，一时间仿佛唐代的襄阳题襟雅集再现汉口。

3.汉口的休闲服务场所，为文人交流提供了适宜的氛围。

茶馆是武汉休闲业的一大景观，特别是在汉口后湖一带，水曲柳次，茶肆星布，风光旖旎，文人舒坐其间，呷茶赏景，覃研诗词，品论书画。《丛谈》中的许多诗词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戏曲歌舞说书等文艺活动，成了文人交流和创作的典型触媒。黄心盦《汉口漫志》记载了荣庆部李翠官、存雅部双红，还有林韵卿等名伶的高超演艺，以及文人们对这些演艺的纷纷品论，写出了很多富于才情的诗歌。《丛谈》记载：有一次方岩夫、曹问林、黄心盦、范锴一起听说书者周在溪说《红楼梦》野史数则，“是集也，觥筹履舄，雅极缠绵，各赋十绝句纪事”。［2］（p461）

4.汉口商人收藏文物艺术品，滋养了文学发展的环境。

如“后湖茶肆帘名第五泉者，主人李叟酷嗜书画，所藏若徐青藤、八大山人、高淡游、查二瞻及青溪、石溪之画，皆属真迹，时悬于茶室之旁。”［2］（p489）这些珍贵的文物，文人们相互品赏，受其遗泽滋润，生发文心，诉诸诗词。黄谷原游后有诗云：“散步不知远，频来第五泉。品茶贪野趣，读画忆高贤。”［2］（p489）其他的如夏芳原、包山、闵秋舫、吴美堂、鲍筠庄等都是这种嗜好收藏的商人。

（四）汉口商业生活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一定的活跃思想。

在中国古代，像汉口这样合城经商的巨都极其罕见。作为汉口唯一的经济基础和核心生活方式的商业生活，是文人们很难绕过的题材。这方面充分体现在以叶调元《竹枝词》为代表的竹枝词创作之中。叶氏的竹枝词主要写的就是汉口市井百态，其中的主线是商业生活。全书分为《市廛》、《时令》、《后湖》、《闺阁》、《杂记》、《灾异》等六卷，以《市廛》置于首。该卷描写了汉口码头、摆渡、搬运、救生、贩烟、沽酒、浣衣、果行、盐店、票号、当铺、药店、餐馆、茶肆、米厂、行栈、木货、铜器、农资、疋头、制衣等五行八作、各类商铺的情形。其他五卷从不同的视角描绘了汉口的市井生活，可以说是一幅散发着浓烈商业色彩的浮世绘。叶氏以后，写作汉口竹枝词的代不乏人，到民国时报业界还出现了颇具声势的汉口竹枝词征文活动。这样的商业文学景观在古代文学史的题材大花园中确属一道特殊的风景。

在商业题材集中出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某些文化异质的新苗头也显露了出来。如对吃喝玩乐、口腹之欲的接受更加坦率，对人情的理解更加本色，女性生活更加开放。

汉口是一座平民化的商都，居民对人情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对高大上的统治阶级道德观念的崇尚，更趋于本色。人们喜欢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看戏“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5］（p150）听歌喜欢“十分悲切十分淫。”［5］（p143）他们享受着这种带着欲望活力的世俗生活。

汉口的妇女，突破了闺阁生活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社会生活。早在乾隆初年汪玉霞就创立了汉正街副食品牌店，这便是最好的例证。至于在文学中的体现，叶氏《竹枝词》屡屡写到汉口妇女的开放生活，如：“望湖泉里听笙歌，半是衣冠半绮罗。”［5］（p102）“大方全不避生人，茗碗烟筒笑语亲。”［5］（p91）“热闹场中总到临，莫教豪兴让男人。”［5］（p98）吴浦舟在他的一首竹枝词还说：“十数席中占一席，高抬纤足剥花生。”［2］（p208）可见汉口妇女参加公开休闲场合的消费生活是很普遍的，而且举止洒脱。叶氏在其第140首竹枝词下记载道：“汉有游女，余风未殄。烧香也，看会也，龙船也，下湖也，看戏与看花也，地方稍有胜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一任轻浮子弟评肥量瘦，眉语目挑，恬不为怪。”［5］（p99）这可是清代中期，男男女女在街上眉来眼去，浮浪调笑，已然成风，显出罕见的开放气息。

叶氏还有一首竹枝词颇具意味：“饥寒苦煞女婵娟，故卖风流好乞钱。饿死事轻名节重，程夫子语不通权。”被饥寒所驱的女子，为了乞讨而倚门卖俏，这种传统所谓伤风败俗之事，得到了作者的理解，作者自注道：“乞妇岂无廉耻，所以流目送笑者，欲速得一文钱耳。”［5］（p189）作者认为女子的做法也算人之常情，反而是程颐夫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不通权变。从这首诗，我们可以典型地看到，汉口居民对人情的评价，更加接近平民生活的本色。

总之，汉口作为纯粹的商业巨都，确实存在着对封建伦理道德有着瓦解作用的有效活力，正是它在汉口文学精神中露出了一抹瑰丽的朝霞。

三、汉口商业生活对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汉口商业的逐利环境对文学的纷扰。

“利欲驱人万火牛”，商人的职业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汉口形成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整体风气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整体环境无疑会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明显的挤压。

早在清初雍亁之际，来自歙州的盐商吴邦治就有诗句云：“如何自古风流地，剩有于今富庶家？”［2］（p236）对汉口只知追利逐富而忽略文雅风流的整体风气表示不满。这样的风气，反映在情趣上，常见庸俗。关于汉口的俗气，所载多有。如：

居斯地者，半多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尙。故会馆公所之名，野墅琳宫之号，楹贴榜额之文，悉皆从俗，未能雅驯。［2］（p114）

名园栽得好花枝，供奉财翁玩四时。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饮酒不能诗。［5］（p107）

这种俗气扰攘，与雅致滋润的文学创作心境之间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范锴在记述乾隆五十年东南鹵客近二十人在红薇山馆举行修禊赋诗活动后，曾有感而发：“鹾务中如此风雅领袖，藉以歌咏太平，真是不可多觏。盖汉上鹾业，乃淮商舟运岁额，分售湖之南北。司其事者，半皆《史记》所谓张汤与贾人田甲钱通注，亦《汉书》罗裒‘为平陵石氏持钱’者也。”［2］（p447）范氏感概说，在这样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淮盐中转枢纽汉口，欣逢这样的文学盛会，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感慨还有不少，如：

（程执斋）虽托迹市囂，而爱才耽咏。［2］（p453）

（常芝仙）闭户闲吟，不妄交接。虽处尘海中，无一点纤尘可缁其素。［2］（p313）

这类话都显示着汉口商业的逐利环境对文学的纷扰。可以说，汉口文学就是在与商潮涌动的环境对抗中存在的，正如在红尘滚滚中修佛一样。

（二）轻商观念对汉口文学发展的阻碍。

范锴的《丛谈》和叶调元的《竹枝词》，都明显表现出对商业生活的轻视。

从《丛谈》可以看出，汉口文人，特别是作为汉口文学主力军的经商文人，其文学情怀并不在于商业社会生活，而是弃俗从雅，沉醉在追求士子的风范之中。

范锴的同乡陆长春在其为《丛谈》所作序言中云：“然而登高而作赋者，大夫之志也，乘轺而采风者，太史之职也。吾人释靷名区，弛担乐土。玩其风物韶秀，山川邈绵。旧雨能来，浊醪无恙。亦宜囊琴忆往，捉酒谈今。”［2］（p605）陆氏看出，《丛谈》主要写的是经商文人寓身汉口这一名区乐土，玩赏风物韶秀，琴酒赋诗；而且他还将登高作赋的士大夫以及采风的太史作为他们这些驱车负担之人立言的榜样。

事实上，纵观《丛谈》，其中以经商为主的文人的主观趋尚、行为作派、诗词情调，都以文人士大夫为榜样。文人们在情趣上不仅不关注商业生活，甚至比较反感，“托迹尘嚣殊不耐烦俗”，因此藉文雅以豁心胸。他们的文学创作，对真正的商人生活，商人的喜怒哀乐，商人的命运，诸如“不辞晓夜载星行”“愁买忧忧愁卖忧”［6］（p299）之类，几乎漠不关心。《丛谈》收录了活跃在汉口的文人诗词约400首，除了专录的20来首竹枝词外，其他真正写到市井商业生活的只有10余首。即使写到市井生活，也不过是一幅奢华鸟瞰图或一点才子风情而已。

这就造成一种文学写作的异位现象，商人在商不言商，身为商人的文人不写商而写士；而对于士，他们又缺乏真正的士大夫经历，创作的诗词徒具其雅，不具其深。因此，汉口以商人为主体的文人群，雅文学创作难以产生动人的生命力。

再看以叶调元《竹枝词》为代表的俗文学。叶调元，浙江余姚人，中过秀才，长期流寓汉口。与一般士子一样，叶氏胸怀愤世嫉俗、教化天下之责。他写作《竹枝词》，正是这种责任感的体现。他在自叙中说：“（汉口）贸易之巨区也。夫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5］（p1）在叶氏看来，汉口是贸易巨区，商人追钱逐末，轻易致富，骄淫浮华，煽惑民心。因此叶氏“托诸嬉笑怒骂”于俚词，花了十年时间写就了这部《竹枝词》。可见，叶氏写作《竹枝词》，是以否定商业和商人做基础，以教化人心为目的。

事实上，叶氏作品除了具有汉口商业社会研究的文献价值而外，从情感立场上看，主要是对汉口这个贸易巨区市井生活的揭丑，其中固然有辛酸，但更多的是一种讥讽。贯穿在作品中的主线就是“习俗潜移人品坏”，甚至出家修行的人也未能幸免，如第193首：“不须募化布施缘，会馆僧人自有钱。闹酒吸烟都不禁，出家人比在家颠。”［5］（p131）

叶氏的这种用心得到了同仁的认同，胡大仜在为本书所作序文中指出：“犹复刊除绮习，提倡淳风；意主箴规，词通讽谕。涤邪汰艳，挽俗习之颓波；辫亮鞶贞，崇诗人之古义。…重其义属歌谣，事关风尚。反复而贞淫自见，沈吟而美刺尤深。”［5］（p199）赞赏叶氏歌谣，传承了诗人古义，深于讽刺，追求的是涤邪汰艳之教。

然而，正是这种风骚古义的立场，必然导致叶氏不可能正确看待商人的生命价值，不可能对商业和商人生活给予合情合理的理解。

文人们都轻视和不理解汉口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和核心生活方式——商业，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

（三）汉口浮华的生活风气对文学深刻性的限制。

汉口作为一座纯粹的商都，很自然便形成了一种浮华的风气。王葆心曾援引汉阳旧志对汉口风气的评价说：“汉口一带，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旧事繁华。今侨居仕宦商贾富家，多侈外饰炫耀，虽臧获亦穿绸缎，侈靡极矣。”“汉镇水陆珍奇，舟楫捆载，靡不备至，每一宴会，穷极丰腆，不独侨官富商为然，虽中产之家亦勉强徇俗，然务外饰而内实鲜积藏，至有典春衣以为之者，亦习俗使然也。”［7］（p4）沈颂康也在《汉口小志》中说：“（汉口）商贾辐辏，毂击肩摩，湫隘嚣尘不可终日，亦有歌台舞榭，弦管清扬，为游观者所娱骋，惟春华秋艳，亦只足移庸俗人之耳目。”［7］（p5）这些评价都注意到了，汉口这种追求感官享受的奢靡之风，特点是“外饰炫耀”，“务外饰而内实鲜积藏”，“只足移庸俗人之耳目”，即外在化和肤浅化。

这种外在化和肤浅化的社会心态，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的内容缺乏深度。

且看诸家的汉口竹枝词，叶调元、徐鹄廷、吴浦舟、彭心锦、施襄等，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写汉口的市井情形。这种写作作为时代的记录，是极其珍贵的；然而，从文学作为人学的角度看，这种文学显然是缺乏深刻性的。

再看范锴《丛谈》所记录的雅文学情形，照样肤浅。范锴的好友熊士鹏在《丛谈序》中说：“自古羁人游士，所过通都大邑，必有山水供登临。山水之隐见异同，必有诗词备考证。其错处乎山水者，古寺名刹，足以寄啸傲。”［2］（p2）熊氏看出，《丛谈》的主要内容就是登山临水，啸傲古刹，吟诗填词。事实上，《丛谈》所载绝大部分作品，无非闲雅风情而已，表面写得风致旖旎，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至于人物的命运、生命的追问、世道治乱、国家命运等深刻的主题，更是极少得到关注和思索。

四、汉口文学研究的样本意义

（一）汉口可以说是由天设、地造、人顺而形成的一座独特的商业巨都。特别是崇祯八年袁公堤筑成以后，汉口的城市规模迅速有效地扩张。据美国人罗威廉的记载：到1800年汉口人口约有100万左右。［8］（p52）这样的商业巨都，是当时其他所谓名镇如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根本没法比肩的。只有这样的巨都才可能形成文学生态，也才能清楚地体现出商业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二）汉口没有根深蒂固的原发性文化干扰。商贾云集，五方杂处是汉口居民的特色。乾隆《汉阳府志》云：“汉口一镇，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不事耕种。”［9］（p3）原来水灾泛滥，芦荻弥望的汉口，不具有土地耕种的吸附性，而是靠汉水改道后的水运优势丛聚商民。因此，汉口从一开始就是一座商业移民市镇。叶调元说：“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他还在诗句下面自注道：“一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5］（p5）连这一分居民也是迁入的。因此，汉口原发性土著文化的影响非常微弱。汉口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新起的文化，一种码头式商贾文化。在这样的市镇里，能更单纯地看到商业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三）汉口文化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宽松性。汉口与省都、府县虽为比邻，但有江汉天堑阻隔，而且它是一座长期没有设置独立行政机构的城市。它只是属于汉阳县的，在汉阳城外与之隔汉水相望的一座市镇。嘉靖时，为了司理繁剧的商务及治安，在汉水南岸的汉阳设置了汉口巡检司，隔江专理汉口。康熙年间，巡检司迁至北岸的汉口本土。直到清末的光绪年间，张之洞认为“自非有正印专官驻扎汉口不足以重交涉而资治理，”［10］（p1334）才将汉口巡检司从汉阳县析出，单立夏口厅，取得县级建制，这才终结了汉口没有设置独立行政机构的历史。因此，自明直到清晚期，政府只在汉口设置了少数实务部门，除了巡检司，还有淮盐监销局，驻军的汛署等，都是典型的实务部门，与文治无关。因此，汉口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也大大弱化了，汉口是一座平民意识特别浓厚的城市。这样的环境中，能更加典型地看到商业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总之，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汉口这座商都的纯粹性，研究汉口商业生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具有学术上的样本意义。

参考文献：

［1］［清］刘献廷.广阳杂记［M］.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清］范锴.汉口丛谈校释［M］.江浦，等，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清］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4］王葆心.续汉口丛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校注［M］.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6］［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悲商歌［M］.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合刻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7］徐焕斗.汉口小志［M］.1915年铅印本.

［8］［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清］陶士契.汉阳府志［M］.卷16，乾隆12年刻本.

［10］［清］张之洞.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邓年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5-0117-06

作者简介：李利民（1966—），男，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重点项目（2015A08），中央高校自主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015RC006）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