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方外纪》所展现的世界图像

张国刚

《职方外纪》印行200年间，国人多视之为西洋《山海经》或者齐谐志怪，直到鸦片战争后人家的船坚利炮打上门来，才如梦方醒。

“坐井观天”，是眼光狭窄，见识短浅之意。韩愈《原道》：“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晚明盛清时期，国人初次接触西方的世界图像之前，就如井蛙观天。

中国人的天下观，从地理空间上说，中华为中心，周边有四裔，并纳入朝贡体系。此外，就是遥远的“绝域”或者叫“绝国”。至于这个绝域何在？完全是一片混沌。战国稷下学宫的学者邹衍，号称“谈天衍”，尽谈天下事，提出“大九州”之说，赤县神州之外，另外还有八洲。历来认为不经。明朝末年，先是利玛窦携“万国舆图”（世界地图）展示给国人，后有艾儒略（1582～1649）的《职方外纪》（职方，意为版图，泛指国家疆土），展现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的成果。

晚明首批与利玛窦接触的士人，虽然知道利玛窦来自遥远的西洋，但多数人对西洋与中国的实际距离不甚究心，同一时期就有人说二万里，有人说九万里、十万里，还有说几千万里的。直到艾儒略《职方外纪》问世，国人方有五洲概念。

艾儒略是1610年在利玛窦去世后来中国传教的，1623年在杭州士人帮助下，编译《职方外纪》，共有“亚细亚总说”、“欧逻巴总说”、“利未亚总说”、“亚墨利加总说”、“四海总说”等五卷。前有《万国全图》、《五大州总图界度解》等，卷一“亚细亚”，介绍了“职方之所未载”的亚洲诸国，至于《大明一统志》等国人熟知的内容“不复赘”。卷二介绍欧逻巴，是“天下第二大洲”，“共七十余国”。卷三介绍利未亚（非洲），是“天下第三大洲”，“其地中多旷野，野兽极盛”。卷四介绍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瓦蜡尼加（大洋洲）。卷五是《四海总说》，介绍各大洋的情况。

最早的一些知识分子，因而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如瞿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说，邹子九洲之说，说者以为闳大不经。彼其言未足尽非也。天地之际，赤县神州之外，何只有九！“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自以为中土即天下，此外尽斥为蛮夷，“得无纷井蛙之诮乎！”瞿式榖明确指斥传统地理观有如坐井观天，称中国不过是亚洲之一角，亚洲则只是天下五大洲之一。

艾儒略在书中还介绍了哥伦布（“阁龙”）等发现新大陆的情况，只是颇带传奇色彩。

“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州，于大地全体中只得什三，余什七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哥伦布）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

“阁龙遂率众出海，辗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之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帆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诧异，或疑天神，或疑海怪，皆惊窜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阁龙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致其物产。”

这是世界地理大发现在中国最早的系统记载。

类似《职方外纪》的作品后来还有一些。艾儒略1637年刊出《西方问答》，分上下两卷分条介绍西方的风土国情，涉及有关地理地貌、物产、制度、礼俗、衣食、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的40多个问题。后来康熙向传教士了解西方风土人情，利类思、南怀仁等就节录《西方问答》相关内容，撰成《御览西方要纪》一书。1672年南怀仁还出版《坤舆图说》两卷，上卷为自然地理，下卷为人文地理，体例与《职方外纪》相似，分别介绍五大洲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

《职方外纪》被收入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纪晓岚总纂的《总目提要》云“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在介绍了各卷内容后，又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如此评论《职方外纪》，意大利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矛盾虚妄，不攻自破矣。其所述外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荒远偏僻，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所谓五洲之说，纯粹荒诞不经！

如此看来，一本书可以影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但是要想改变国人的世界观，还是很有难度的。

就以《职方外纪》最详细介绍的欧罗巴而论，盛清时期，国人对有关“西方”或“西洋”的地理概念仍是稀里糊涂。欧洲国家来华使团也不断遭遇这种尴尬，最典型的是荷兰使团。清人对远在欧洲的荷兰国与历次派遣使团的巴达维亚殖民当局，总是搞不清，把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理解为荷兰本土，称台湾海域向南就可到荷兰。其实每一次荷兰使团都是由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共同组建的，而且荷兰人也无意避讳自己来自巴达维亚，但这似乎并无助于中国官员们记得，荷兰与巴达维亚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一贯称巴达维亚总督为“荷兰国王”。康熙六年荷兰使团带来的大马和小牛在中文记载中都被归于“西洋”或“荷兰”，然而荷兰使节曾清楚地回答鳌拜等人，这些马和牛来自波斯和孟加拉。

中国人长期以来将欧罗巴视为一个国家。如文人沈德符称玛窦之国为欧罗巴，史学家谈迁亦称汤若望为大西洋欧罗巴国人，实则两人分别来自意大利和日耳曼。然而更多的人连大西洋与欧罗巴也不区分，只是泛称“泰西”、“西海”、“大西洋国”、“大西国”，而这些又实为耶稣会士常用以自称之名，如《西国记法》中署名“泰西利玛窦”，《职方外纪自序》中落款“西海艾儒略”，庞迪我和熊三拔在奏疏中自称“大西洋国陪臣”，《熙朝定案》题下为“远西臣南怀仁谨奏”，《不得已辩》自叙“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著”，不一而足。

其实，艾儒略《职方外纪》明确说“天下第二大州名欧逻巴……共七十余国”，但是传教士出于方便权宜、中国人出于观念固着，都更愿意使用“大西洋国”这类称呼。

《职方外纪》印行200年间，国人多视之为西洋《山海经》或者齐谐志怪，知道鸦片战争后人家的船坚利炮打上门来，才如梦方醒。

大约到了洋务运动后期，《职方外纪》方受到更多人的重视。林则徐所参考的《海国图志》已经充分吸收了其成果。光绪十六年（1890年）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随手携带的就有一本《职方外纪》，次年春，薛福成参观罗马以及彼得大教堂，他经常比照书中关于意大利的章节，作为导游。

《职方外纪》首用的地理词汇影响深远，如卷五说：“地心最为重浊，水附于地，到处就其重心，故地形圆而水势亦圆。”此处“地心”以及北极、南极、经度、纬度、热带、温带、冷带（后改寒带）、人类、冰川等，都是经过利玛窦、艾儒略等书首创，在洋务运动译学时被广泛借用，从一般名词变成专门术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