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征赋》看潘岳的政治理想
——儒家理念中冲突与重合

蒋艳南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从《西征赋》看潘岳的政治理想
——儒家理念中冲突与重合

蒋艳南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西征赋》“文清旨诣”，是潘岳赋的代表，也是两晋纪行赋的成熟代表作，潘岳围绕“生与位”，对所经历自周至汉的历史史迹进行理性的拷问，传达了作者的儒家经世理念。从文中可以看出潘岳的治世观和儒家理念既有冲突又有重合。潘岳渴望政治清明下君明臣贤，面对乱世却践行着“用行”而不“舍藏”的治世心。他以弘道为己任，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民本观。

潘岳；《西征赋》；儒家政治理念；矛盾与重合

潘岳，字安仁，臧荣绪《晋书》评其“总角辩慧，摛藻清艳。”①萧统《文选》收录魏晋赋家13人，赋作23篇，潘岳独占8篇，可见萧统对潘岳十分推崇。潘岳诗赋俱佳，李充《翰林论》赞“潘安仁为文，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1］而在研究中潘岳赋作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集中于以《秋兴赋》、《闲居赋》为发端，探讨潘岳文品与人品的矛盾，或是将《西征赋》定位于规制宏大，辞采丰赡，而对《西征赋》中个性化的理性思考并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文心雕龙·才略篇》曰：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2］可见作为纪行赋的《西征赋》的重要地位。

《西征赋》作于晋惠帝元康二年，潘安从洛阳赴长安令任途中，赋中记述了“自京徂秦”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地理，并对所经途中西周至曹操韩马的历史史迹结合自身感受进行点评。是年潘岳刚经历了杨骏被诛，自己被除名为民，生活状态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被外放出任长安令的途中，潘岳内心是沉郁不安的，他既为劫后余生庆幸，也为风云不定，朝廷争斗风波不平的现实后怕。《西征赋》作于此时，沿途对史迹的指点评价是潘岳心声的反映，也潘岳对现实政治的反思与讽刺，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理性胸怀。

潘岳有意识地将上下数百年与纵横近千里经纬交错，使时间和空间、历史和地理融于同一叙述结构中，使之极具伸缩性和涵括量。而故事选择的标准即“唯生与位，谓之大宝”。《西征赋》五千余字，引用“成辞”，融会史事，所据为儒家经籍，在繁杂的历史长河中作者的政治理念清晰可见。潘岳作为中国传统的士人，“学优则仕，乃从王政”［3］的入世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的政治理念与儒家经世理念既有矛盾又有重合。笔者试论述之。

在儒家传统中士以弘道为己任，弘道的平台就是走向政治舞台，这就形成了文人们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心理，身名俱泰是其理想追求。而面对魏晋朝代更迭的残酷，政治统一的脆弱与短促，贾充、杨骏、八王之乱，外戚宗室的执政起伏和兵戎倾轧相继发生，政治上始终没有一点升平统一的气象，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文士们在痛苦中挣扎，渴望政治清明而不得，匡世而不能，他们既不能逃离，也无力改变，只能寄希望于理想。他们企慕清明盛世，渴慕君主贤明，渴望实现人生抱负，功成名就。这一切在潘岳的《西征赋》中都有体现。“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中寓之。”［4］

一、君明臣贤的政治理想

（一）对政治清明时代的向往

《西征赋》在大胆评判自周至汉的历史，表现了对有周一代的极大赞扬。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5］潘岳和孔子一样向往远古公有制的大同社会，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时代是他们所心向往之的乐园，也是他们心中政治清明的时代。

“远矣姬德，兴自高辛”，“祚隆昌发，旧邦惟新”，“赫赫宗周”，是对周王朝开国君主的赞扬，也是对那个清明时代，政安人和的向往。“端策拂茵，弹冠振衣，徘徊丰镐，如渴如饥。心翘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1］（P971）潘岳丝毫不掩饰自己如鱼思慕水的激迫心情，寄托了自己无望的政治激情与抱负。而面对战火纷争，动荡不安的汉末，“愍汉氏之剥乱，朝流亡以离析。”“痛百寮之勤王，咸毕力以致死。”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个人存在价值的泯灭，朝不保夕的命运，志不得申的无望与恐惧，联系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现实处境，潘岳不仅为那个时代感到痛心，也为身在此时的自己感到可怜、可悲。

（二）对理想君臣关系的渴望

封建社会秩序运行的最高统治者是君主，他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提倡下，儒生正式走上与政权相结合的道路，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君明才能为士人提供一个实现抱负的发展空间，“人之升降，与政隆替”，要求君主德才兼备，知人善任，有胸怀魄力。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提醒君主关注民生，胸怀天下。要求士人志向高远，重视德行，以仁义礼智信为立身准则，与君主一同承担社会责任，维持社会秩序。

潘岳认为为君应“有为”，为臣应仁、智、勇、忠、信，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君主励精图治，居安思危，“成由勤俭败由奢”是不变的真理。君主居高位，应有所为。

文王、武王“守柔以执竞”，“夜申旦而不寐”，勤恳为政，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终“祀八百而余庆”。而夏桀“骄淫”，“坐积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只能是自食其果，“竄南巢以投命。”在对比中，可以看出潘岳对昏庸统治者无情的嘲讽与痛恨，对三圣披荆斩棘，夙兴夜寐开创基业十分钦佩。最后发出“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辽迥！”的感叹。

对于汉朝开国皇帝高祖，潘岳也给与了极大的赞扬。“乾坤以有亲可久，君子以厚德载物。观夫汉高之兴业，非徒聪明神武、豁然大度而已也；乃实慎终追旧，笃诚款爱；泽靡不渐，恩无不逮。”高祖赢得天下是“仁人爱人”，普惠天下的政治理念，赞高祖有君子风范。“胸中豁其洞开，群善凑而必举。”［1］（P968）而“庄武之无耻，徒利开而义闭”，而虞公贪利，卖邻而亡国，输先王之祀。秦始皇与王莽之所以二世而亡，在于“心不则于德义”，即不修德政。始皇之残暴，“倾天下以厚葬”“匠人劳而弗图，俾生埋以报勤。”置生民于不顾，终致“外罹西楚之祸，内受牧竖之焚。”幽王贪婪昏聩，致使身死国灭，这印证了“行无礼必自及”的古训。项羽天与而弗取，冠沐猴而纵火，西楚霸业犹昙花一现，与帝位失之交臂。

高祖后汉代君主，潘岳大胆的指斥他们的不足。文景之治的盛世，圣主并非完人，潘岳并不附和大众的评判，而是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惠声寂寞；景帝信谮而矜谑；武帝穷兵黩武，轻帝位，晚年昏聩嫉闇；成帝戮忠，纵淫嬖，贻汉宗；哀帝昏，僭天爵，法尧而承羞；平帝悲苦；宣帝纵声乐。潘岳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些帝王进行公允的评判，显示了他精准的政治眼光和爱憎分明的政治觉悟。

对于前贤潘岳抱有极大的同情与理解，这是因为他也有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入则“教敷而彝伦叙”，出则“兵举而皇威畅”，可衔使可震远，“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为国捐躯，青史留名。“长卿、渊、云之文，子长、政、骏之史；赵、张、三王之尹京，定国、释之之听理；汲长孺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皆扬清风于上列，垂令闻而不已。想珮声之遗响，若铿锵之在耳。”［1］（P969）

这些贤人志士清名流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士子们。他们或“从容傅会”，或“有大才而无贵仕”，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德行高洁。潘岳在同情他们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仕途失意的一种安慰。

对于擅权任势的王音、王凤，阿附取荣的李斯，制苛刑法严峻的商鞅，指鹿为马的赵高，称乱潼关函谷的韩遂马超，以及不能惜人才以弘大体，却严刑律以泄私怨的萧望之，以发乌亮获幸的卫子夫，以纤体获宠的赵飞燕，潘岳则是鄙夷不耻的。这也和潘岳鄙薄孙秀狡黠自喜为人相互映证，可以看出潘岳的志行是高洁的，他所渴慕的是志伟才高的贤士，荆轲之信，渐离之义，蔺相如之智，冯婕妤之勇，班婕妤之明，德行高洁，善行而声流。

潘岳在《西征赋》中渴望清明的政治环境，也企慕着和谐的君臣关系。东汉冯异“奉辞伐罪”，“初垂翅回谷”，光武蒙尘，却能“不尤眚以掩德”。刘秀用臣信臣用人不疑，“终能奋翼而高挥”，“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纲而更维。”开创东汉百年基业。为君不仅要信臣不疑，还要懂得自省，心胸宽广，眼光长远，面对挫折失败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秦晋崤之战，孟明作为统帅使得“曾只轮之不返，绁三师以济河”，秦穆公却能够“独引过以归己”，“明三败而不黜，卒陵晋以雪耻。”终致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周亚夫条侯受命忘身，戎政果毅，“距华盖于垒和，案乘舆之尊辔”。细柳营不为皇贵而折节。孝文帝英明神武，不以身重遭拒而怒，反而对条侯治军严明赞赏有加。

冯异、孟明、周亚夫他们无疑是幸运的，他们辅佐君王立下盛世基业，功成名就，青史留名，受万代敬仰。而面对昏聩的为君者，臣子所遭受的就是侮辱与身死，甚至是灭门之灾。潘岳痛恨这些昏庸贪婪的统治者，也同情赞赏贞臣的高义。

“劲松彰于岁寒，贞臣见于国危。”［1］（P967）郑桓公、郑武公父子相继，正言直行，“竭股肱于昏主，赴涂炭而不移”，身死而不悔，世善之。幽王诡惑于幽后，举伪烽沮众，终“军败戏水之上，身死骊山之北”。“赫赫宗周，灭为亡国”。身死国灭，可笑可悲。武安侯白起功高志伟，不愿再次伐赵，秦昭王却“扞矢言而不纳，反推怨以归咎”，致使“末十里于迂路，寻赐剑以刎首”。这是“主闇臣嫉”的社会现实，“祸于何而不有”。

二、“用行”而不“舍藏”的治世心

“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1］（P976）立功立事是潘岳的人生追求。“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6］从潘岳的《家风诗》里我们可以看出潘岳光宗耀祖的汲汲之心，立功立事也是他的家族使命。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概括西晋一朝“政失准的、士无特操”。朝代更迭的残酷，晋朝政权取得的不合法性，“在许多问题上，这个政权的占有处于一种道义上的尴尬境地，失去了凝聚力。他只能依违两可，准的无依。这就是西晋政风的基本特点。这样的政风，很自然地导致政局的混乱，也影响着士人的价值取向，导致士无特操。”［7］道德观的模糊性使得士人求取功名，成就一番事业的心空前膨胀，并且无所顾忌。这是中国文人政治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状态的扭曲，缺乏道义与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潘岳“干没不已”的深层社会原因。

当时统治者倡导承平受命，思想上“任自然”，认为“称情自然”，富贵，天地之情，“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皆“天理自然”，引导士人无所顾忌地追逐功名利禄。潘尼《安身论》：“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风颓于上，俗弊于下。”［1］（P1006）整个社会氛围是污浊不堪，毫无生机可言。

“西晋门阀制度盛行，政治斗争残酷激烈，文人若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势必依附权门。”［8］士大夫阶层的文士们只能随着政治上权力的起伏，不断地改变所依附的人物；自然也就有不少人因而丧失了地位与生命。“西晋的文士们，就在这样的政治漩涡中寄存着。”［9］“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0］士人们内在精神上对政治的极度亢奋，外在社会风气的腐朽混乱，使得文人的命运在封建社会中更加的不可控。他们托身于权贵，权贵的势力在互相争斗，没有一刻的停息，潘岳身在其中，势必不能善终。所以张华、陆机、陆云、欧阳健、嵇绍、阮修、杜育、嵇含、刘琨、卢谌等均死于非命，文人们的悲剧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中国士人的命运走上与政治结合的道路，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不确定，在国家政局极度混乱的时代，频繁的权力争斗也就注定了潘岳多舛的人生际遇。潘岳的仕途不可不谓坎坷，潘岳少以乡曲之誉举秀才，历任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太傅主簿，长安令，《闲居赋》潘岳自嘲波折的政治生涯，“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1］（P976）而潘岳归结于自身的“拙”，少以才颖见称的潘岳被呼为奇童，用语与事实的强烈反差背后是辛辣的讽刺，可见潘岳对现实的不满与无情的嘲弄。但是无论是武帝时期沉寂下僚的二十余年，还是永熙元年（290）被太傅杨骏征为主簿，后又因杨骏被诛，受连坐除名为民的惨淡命运，抑或是结交贾谧，加入“鲁公二十四友”行列，直至最后被狡黠小人孙秀所诬丧身，潘岳始终没有放弃参与政治的决心。他为才能不得实现不甘，也为不能济世所累。“仕宦情重”［11］很好地描绘了潘岳的一生。

儒家提倡“用行舍藏”的处事原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P617）这是潘岳在险被杀身后反省，是除名后的痛悟，也是对现实清醒的认知，身如“飘萍”，无所适从，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而他却并没有就此停住求仕的步伐。潘岳自幼聪颖，他不可能不知道政治上的风吹草动足可以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但他被追逐功名的热血冲昏了头脑，知而不改，忘记初心，反省而不自知，时而翘首以待皇命，时而自怨自叹，希冀隐世，小园以终老。然而他仅仅是停留在自怜感觉的那一刻，并没有真实的付诸行动，这是潘岳文与人的矛盾性，他极力地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价值，忘记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5］（P726）的准则，至死犹不悔，无疑是可悲的。

三、以民为本的政教观

儒家倡导“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教思想，潘岳是深受儒学氛围侵染的士人，他十分关注民生，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仕途上的失意并不影响他为政的信心。“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1］（P975）是对武帝躬耕于田最大意义的概括。凭《籍田赋》潘岳才名鹊起，此篇赋作文典词丽，文气通畅，描绘了一幅政和人祥图景，也是潘岳的政治理想国。

“土无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迁下，均之埏埴。”表明潘岳有着出色的行政观，“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也”，“上好信人莫敢不用情”。可以看出潘岳杰出的行政执行力。在担任怀县县令时，“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当除之。”潘岳上奏《上客舍议》，文典理畅，引述古今，从民生出发，说明逆旅利民防盗的作用，请求保留，为朝廷所采纳，是潘岳政治才干的集中体现。

潘岳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不以位微而废政，“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祗奉社稷守，恪居处职司”，他“视民不恌”，将先贤单父、子贱视为为政榜样，旨在“民和”，这是潘岳真实的民政观。《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任河阳令、怀令期间，政绩斐然，有令名。

潘岳关注民生，关心黎民疾苦，在诗作中时有体现。《关中诗》叙写了惠帝元康六年（296）氐羌叛乱的全过程，虽是应制之作，歌颂统治者的英明，将士们的艰苦下奋勇杀敌。但他也不忘关注百姓疾苦，潘岳真实地描写了民不聊生、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6］（P628）的惨烈画面，抨击了置百姓于水生火热中的战争者，体现了他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潘岳还很重视教民以礼，这和儒家倡导“既富而教”一脉相承，“如其礼乐，以俟来哲。”虽是谦虚之语，但可以看出对自己治理长安充满信心。“修文德”以招来远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P41）的精神延续。

西晋王朝因政治的尴尬性提倡以孝治国。孝是德之本，教之所由，因此潘岳对商鞅提出的严刑苛法十分不屑，“子赢锄以借父，训秦法而著色；耕让畔以闲田，沾姬化而生棘。苏张喜而诈骋，虞芮愧而讼息。”［1］（P971）可见法治使得人与人关系缺乏温情，不为潘岳所喜，而礼治则为潘岳十分赞赏。

《西征赋》以它精美的形式，宏大的叙事架构，将从洛阳到长安所经过之地70多处，历史人物140多个，涉及历史事件数十起，均囊括其中。贯行其中关于“生与位”的理性思考，“出握秦机，入专齐政。右眄而嬴强，左顾而田竞。”［1］（P997）是他的政治理想，凸现了潘岳作为传统士人渴慕贤君明主，清平政局，期望君臣良好和谐的关系，以成就出将入相，青史留名。但在西晋，动荡混乱，士人缺乏坚定信仰的时代，潘岳执着于“用行”而不“舍藏”，孜孜“奋进”，却未能善终。但他心系民生，关怀社会底层民众，仍是一个儒家弘道的志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注释：

①［齐］臧荣绪：《晋书》卷十，光绪广雅书局本。

［1］［清］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60.

［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810.

［3］［梁］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786.

［4］［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6.

［5］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256.

［6］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1.631.

［7］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51.

［8］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20.

［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29.

［10］［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60.

［11］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