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战略看典籍英译的重要性
——以19世纪“侨居地翻译”为例

杨君君，张辩辩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从“一带一路”战略看典籍英译的重要性
——以19世纪“侨居地翻译”为例

杨君君，张辩辩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泱泱大国，历史浩瀚。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本应是微不足道的一段普通时期，却让这座古老的国家承载了意义重大的变迁。这一世纪的中国曾一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停滞不前，人们的封建残存思想依旧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桎梏。但之后鸦片战争的爆发，正如“导火索”般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为中国带来第一批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成果。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也把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者大都来自英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等，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侨居地翻译”。可以说，侨居地翻译是典籍英译发展的基石。而近年来习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即“一带一路”）正可以作为典籍英译发展的重要思想导向，同丝绸之路一样，不仅加深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突出两种文化的共性，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重要契机。

文化交流；典籍翻译；侨居地翻译；“一带一路”

典籍英译在翻译领域中可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可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突出两种文化的契合点，更是翻译史上不可取代和超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发展到近几年来，在全球一体化这一大背景的影响和感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典籍英译的文化与思想资源，我们无从忽视各民族文化和思想的融会交流和多方贯通。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要求在把握全球命脉的大趋势和新的机遇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知道，仅仅关注典籍翻译的翻译方面是不够的，必须把翻译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结合起来研究才可显示中国典籍翻译的价值和意义。［1］本文主要想以19世纪“侨居地翻译”为例，以“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为重要研究导向，阐释典籍英译的引进历程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在新世纪“一带一路”对典籍英译发展的重大作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侨居地翻译”这一现象的引进和发展历程。

一、19世纪大背景下“侨居地翻译”的提出

19世纪对中国这一泱泱大国而言，可谓是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这一世纪的中国一度仍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停滞不前，人们的封建残存思想依旧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桎梏。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带来的巨大影响，还独自沉浸在已有的缓慢发展中。而之后随着虎门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西方逐步打开了文化交流的大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成果，而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会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这就出现了“侨居地翻译”。进入世纪以后，除传教士继续来华外，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出现，外交官也来到中国，他们也长期在华生活、工作、翻译中国文化典籍，为所在国的对华政策提供决策信息。传教士、外交官等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除正常的工作外，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翻译中国文化典籍，这种现象可称为“侨居地翻译”。［2］

在“侨居地翻译”中，通常有以下两种现象：一种是，外国人侨居在中国并将中国文化典籍译为英语，即指将侨居地文化介绍到原住地文化之中；另一种是，侨居在中国的外国人将他们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这些现象其实是一种跨文化过程。而我们通常会发现，无论是那些传教士还是外交官，在中国生活、工作、传教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就越认可，对中国的认识也就更全面、更具包容性。“《中国哲学家孔子》实际上是从文人士大夫的视角介绍了中国文化”。［3］换句话讲，这种现象，正是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的升华。典籍英译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的慢慢渗透和逐步发展，不论东入和西传，都可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说，“侨居地翻译”归根结底就是外国人士根据自己在中国多年积攒的人文见解，对中国的古籍巨著进行翻译，从而呈现给其他国家的过程。它是一种文化传播以及中西交流的有效途径。

我们往往能够从译者译文的字里行间看出中方或是西方对其影响的深远。在“侨居地翻译”中，对于语言的理解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对中国人思想感情的把握，这需要合作者能够把握中国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通过高水平的合作者，译者才可进入到古人的思想精神领域，把中国文化典籍的精髓译出来。［4］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确需要长时间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才能感悟到这一古老国家不尽的魅力和深远的文明。

典籍英译并非简单通俗的直译，而是对典籍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之后，再经反复细致的琢磨与体会，才能够准确把握作者当时的心境和写作目的，进而才能全面、详细地反映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因此，在中国侨居的时间越久，越能够产生好的译本。而“侨居地翻译”正为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历史重任打开了凝重崭新的一篇，从而成为英译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2013年9月及10月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被称为“一带一路”。习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正在推动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合作倡议，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5］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我国为深化与周边地区如西部、南部及各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构想。这一重要战略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国际社会给予高度重视和正面评价。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打通了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在这条阳关大道上，不仅存在着商品贸易，还有文化的交流。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塞尔维亚共和国前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融，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构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中国全球战略的创新。缅甸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党报“联邦日报”主编吴温丁表示，缅甸国内对“一带一路”构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对外开放、锐意创新的发展思路。

各国以及国家各民族之间需要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归根结底，“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促进国家之间文化、思想交流的一种健康的可持续模式，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文化的发展带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在全球一体化脚步下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碰撞的契机与融合点。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看典籍英译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人文之间的交流，以及文化交流，推进教育交流。国内外专家都普遍强调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学者交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合作的复兴。而典籍英译的发展正是需要这种国家之间文化与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同时，其本身也是一种国家之间文化思想资源的传播。

汪榕培在《中国典籍英译》中已提到过：“中国古代典籍就是属于中国文化‘文化资本’的文本”。［6］南开大学的王宏印教授曾提过，中国典籍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将其传继下去，使其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并发扬光大，不仅能够实现“中学西传”，还有助于解决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入超”问题。

从19世纪初的拒绝外来文化，到该世纪下半叶主动引进西方文化，在这近乎一百年的时间段里，中国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几乎把儒道两家的著作和许多文学作品都译成了英语，侨居者们带来的翻译不仅扩大了中国与讲英语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沟通。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而在新世纪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的正确导向性正是典籍英译发展的一个大好契机，更是促进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新基点。典籍翻译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工作，更是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交流的时代，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经典，并对新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已成为一项历史使命。中国文化经典对外传播的效果将影响我国的对外合作与交流，并与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和形象塑造密切相关。我们要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be global，act local）的精神指导下，“尽国民之天职”，将中国典籍翻译做好做精。［7］

四、结语

“典籍”二字最早出于《孟子告子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8］这句话强调了典籍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精神思想的载体，在中国、东南亚、甚至在19世纪的欧洲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当今社会中，典籍文化的传播已成为必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要将其全面、系统、准确地译介给世界各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9］19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融入全球并出现国际化萌芽的世纪。中外文化交流或中西文化交流必然伴随着翻译活动，也可以说“文化史也就是翻译史”。［1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发展可谓前景光明。因为中国的古老文化在世界源远流长，华夏文明传承久远。而“侨居地翻译”的出现更是对典籍英译发展历程的巨大推进。

所以，我们相信，在“一带一路”策略的指导和带动下，典籍英译必将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添上重要的一笔。

［1］赵长江，刘艳春.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现状、研究问题及未来展望［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2］赵长江.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3］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M］.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4］赵长江.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5］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29，（2）.

［6］汪榕培，王宏印.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7］王宏印，李绍青.翻译中华典籍传播神州文化——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王宏印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5.

［8］李致忠，周少川，张木早.中国文化典籍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刘迎春，黄中习.典籍英译任重道远——来自“全国典籍英译新作展”的报道［J］.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出版社，（1994-2015），2007.

［10］蔡新乐.文化史就是翻译史——陈寅恪的历史发现与其翻译观初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