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看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李颖

（黄河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63）

从翻译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看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李颖

（黄河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63）

中国翻译史出现的几个重要时期，见证了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与发展。研究几个时期的翻译状况，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译论在历史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为中国翻译史研究提供借鉴。

翻译高潮；翻译史；翻译实践；翻译理论

一、引言

起始于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形成了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时期。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翻译史上又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翻译理论与实践不断互动。打开翻译史册，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时期的翻译高潮都产生了一大批翻译家，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对中国的文学、文化、社会包括中国翻译事业自身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几个重要时期翻译的发生与发展，再现了中国传统译论在历史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国传统译论的发端期

起始于汉代到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可以看作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有文字可考的汉译佛典应该是安世高于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51年）翻译的《明度五十校计经》。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东汉后期桓帝、灵帝时期来到中国，潜心翻译佛教经典。从公元148年到公元170年，他在洛阳翻译了《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等三十余部佛经，为中国的佛典翻译和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期的月支人支娄迦谶也在洛阳翻译佛经。支娄迦谶的翻译基本上是字对字对译，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谶与弟子支亮及支亮的弟子支谦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是西晋时期非常著名的佛典翻译家，他翻译的佛经在中国广为传播。

东晋道安设置译场，开始了较大规模的佛经翻译。道安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对后世的翻译研究影响很大。由于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对翻译工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研究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指陈以前直译方法的弊端，提出意译的翻译方法，纠正了过去音译存在的缺点。其译文神情并举、都是上乘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楷模。

到了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学者真谛来到中国翻译了大量佛经，对中国佛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的繁盛时期。隋代彦琮翻译了二十三部一百多卷佛经，并著有《辨正论》，提出了译才“八备”，对今天的译者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彦琮之后，中国古代翻译界出现了另外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玄奘。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五不翻”，并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一件罕见之事。特别是很多翻译家都直接参与翻译实践，并在实践中提炼出翻译理论。《法句经序》中的“文质之争”，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译才“八备”，玄奘的“五不翻”、“求真”、“喻俗”等，这些翻译理论形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佛经翻译的一大创新就是译场的设立，对后来的群体译者翻译很有借鉴意义。

三、明末清初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的翻译即包括了初期的科技文献的翻译和后期西方经典理论思潮的译介。由于受朝廷对外政策的影响，宋元明三代的翻译一度停滞不前。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的翻译事业又迎来了新的高潮，出现了以徐光启、林则徐、梁启超、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广泛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技术、文史和哲学，给落后的中国注入新的活力。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意义重大。徐光启是我国明末的杰出科学家、翻译家、进步思想家和爱国政治家，他与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藏仲伦，1991：51）但在康熙末年，清廷与罗马教廷在宗教问题上出现了所谓的“礼仪之争”，有关西方科学技术类书籍的翻译活动也随之停止下来。甲午之战失败以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现实，意图维新，于是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日渐形成风气。晚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主要的翻译活动发起人或译者有林则徐、徐寿等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创立译书馆翻译西方书籍，如《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徐寿也创立专门的翻译馆，他与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合作翻译多种西方科学著作，其中有《化学鉴原》、《营城揭要》、《西艺须知》、《宝藏兴焉》、《化学补编》、《化学求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说》和《法律医学》等。他一生译书13种，共数百卷之多（方华文，2005：60）。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引介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和林纾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严复（1854-1921）是我国清末著名的翻译家，他一生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严复的翻译带有很强的变革中国社会的目的性——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开启民智。他的译著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等多个方面，《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西方经典的译介开启了中国人的眼界和心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

林纾（1852-1924）也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他本人不懂外语，翻译时他的合作者口述，林纾笔记并加以润色，他们通过合作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多达184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呼天录》、《块肉余生述》等。林纾以他深厚的桐城派散文功底赢得了读者，他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林译除迭更斯、欧文以外，前期的那几种哈葛德的小说也颇有他们的特色。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本，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很多。哈葛德的原文很笨重，对话更呆蠢板滞，尤其是冒险小说里的对话，把古代英语与现代英语杂绊在一起。”（罗新璋，1984：719-720）林译小说影响了五四时期及以后的整整几代文学家和广大读者。在中国，很多文学家，如鲁迅、茅盾、钱钟书、郭沫若等著名学者都曾读过林纾的译品，并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

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道”、“器”并译，既有科技知识的引进，又有先进思想的译介，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大，都标示了它在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翻译有两大亮点：一是合作翻译模式的开展，二是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这些都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翻译事业的一度繁荣期

“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五四”以后的译介愈加兴盛，对中国的文学乃至文化观念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30年间达到空前繁荣，构成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生动篇章。（王建开，2003：1）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很多新文学作家都把目光投向翻译工作，广泛地向中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一些专门译介国外文学的团体，如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等人组织的创造社，鲁迅等人组织的未名社和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组织的新月社等。这些新文学团体同时担负着翻译任务，为当时中国的译介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相当活跃，理论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的译者多为文学创作者，所以他们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翻译风格。鲁迅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在1931年写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鲁迅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针对赵景深等人所谓“宁顺而不信”的主张，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意见。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与顺统一”的问题。鲁迅和瞿秋白在建立翻译理论方面，同梁实秋、陈源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辩。他们写的一系列有关翻译问题的文字，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茅盾的“神韵”说、郭沫若的“风韵”说、陈西滢的“形似、意似和神似”说，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等等，都是具有创建性的中国传统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译坛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很繁荣的。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事业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了更为广阔的交际空间，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开放的中国热情似火地迎接外面的世界，翻译实践与理论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数量和种类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也有了迅速发展，国外理论如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翻译理论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中国译界用几十年的实践走过了西方译界一个世纪的历程，可谓硕果累累。在大量的译介国外书籍的同时，我们开始将中国的文化、文学、历史、哲学等典籍向西方译介。在典籍英译者当中，许渊冲教授和汪榕培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大中华文库”丛书，成为中国典籍文化对外传播的窗口，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近年来，典籍英译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学者主要有许渊冲、汪榕培、潘文国、王宏印、傅惠生、王宏、郭尚兴、杨成虎、卓振英、李正栓等，他们在进行大量典籍翻译实践的同时，在典籍英译研究和理论创新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

六、结语

通过对以上四个时期中国翻译发展的综述，可以对我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每一时期的翻译活动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法句经序”中的“文质之争”，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玄奘“五不翻”和“求真、喻俗”，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传统译论“岸本——求信——神似——化境（罗新璋，1984）”的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不断与西方发生碰撞、冲突和融合，不断地产生并解决新问题。当前，随着中国典籍外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翻译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段。

［1］藏仲伦.中国翻译史话［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51.

［2］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60.

［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19-720

［4］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