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传统在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的意义

张安强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论大传统在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的意义

张安强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摘要：叶舒宪重新定义的大传统超越了传统文字资料的范畴，他借助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等跨学科知识来研究考古实物与图像。叶舒宪认为，玉是认识中国大传统的原型符号，而神话观念则是认识中国大传统的基因。大传统解决了当下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只重视文献资料的弊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前史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

关键词：大传统；考古；神话；叶舒宪；国家探源

门罗代尔在《地中海考古》中说道，“我一直认为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1]中国文明有其非常独特的一面，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中国文明的世界文明是不完整的。作为中国文明史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探源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和其它文明古国研究相比，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工作，却要落后很多。比起西方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绩，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尚有很大的差距。过度依赖文献来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和历史是中国学界多年来在研究方法上的弊病。“中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对文献记载的历史钟爱有加，似乎觉得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才是真正的文明史，具有特殊的价值。”[2]5人类学者叶舒宪重新定义和倡导的“大传统”理论，恰是针对眼下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一、何谓“大传统”？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 是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以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

自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大小传统这一概念后，这一人类学术语对中国当下的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发展的跨学科趋势。近年来，中国大陆人类学者叶舒宪先生在多个场合持续发声，系统介绍了自己对大小传统的新定义，其中他重点阐释了大传统在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大传统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叶舒宪指出他重新定义大小传统是针对“认为文字创造了历史，无文字就无历史的传统偏见”。他认为，文字历史只是小传统的历史，需要大传统来探寻前文字时代更加深远的历史。“大传统的存在，需要借助于非文字符号的研究和重构，主要的非文字符号来自考古学的发掘实物。”[3]

二、大传统观照下的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

农业起源、人类起源、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是当代国际考古学界三大战略性课题。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对于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自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方法引用到中国以来，我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仍和西方有着较大的差距。陈淳在《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前言中说，“我觉得中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应该跳出本民族的视野，立足于世界文明探源的立场来为我们这项研究定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超越文献和编年学的范畴来探究文明起源的社会复杂化过程。”[2]8

1.文献与考古学、人类学相结合

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对文献资料记载的历史尤为重视，认为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才是真正的文明史。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只重视出土的文字资料。其实，实物显然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其实，文献记载留给我们的古代史残缺不全，需要梳理和辨析。因此，借助文献梳理和考古学的帮助能够重建古代史，并能够探索有文字记载之前的远古文明。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址，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运用这些材料去阐释社会的发展过程。对考古学资料的研究需要用本学科特有的手段和方法，系统地搜集和分析。“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期中的历史演变，并梳理影响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各种因素，如环境、人口、技术、经济等与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变量以及所起的作用。”[2]8

在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我们除了应该将古代文献和考古学相结合以外，还应该运用人类学方法。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里，澳大利亚学者刘莉用系统的分析方法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世界史前史中的地位。人类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使用人类学中的概念“酋邦”和“早期复杂社会”来描述龙山社会，并且用世界上其它国家研究酋邦的普遍理论框架来考察龙山文化。该书采用一些常用的中程理论分析方法来系统研究新石器文化，即考察聚落考古的三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户、社区和区域的情况。“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对于考察社会发展过程是卓有成效的。近年来，这一方法已经运用到中国的考古研究中，为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积累了宝贵的资料。”[4]

中国学者也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期在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取得实质进展。中国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知识，应用先进的断代技术，在4年的时间里，雄厚的国家支持使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得以顺利进行，使夏商周三代的编年明显比以前详细。从国家“十一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规划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文明研究对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等级分化和宗教艺术等专项课题制订了详细的探索目标，强调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中心都邑和周边聚落群结合的重要性。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学界已经努力突破文献的范畴，开始关注和探索重大的社会和历史问题。”[2]593

2.神话学的介入

我们对中华民族夏以前的历史知之甚少，后人只能依赖夏商周三代文献中的神话传说来重构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为“神话历史”，这样就带来很大的弊端，因此受到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疑古派”诟病。20世纪20年代，“疑古派”历史学家对中国传说古史提出批评，认为商代后期以前的历史均为杜撰。“古史辨派的重要缺陷是将上古史还原成神话传说，判定为后人伪造的‘伪史’，却没有对神话意象和神话帝王谱系进行有效解读，割裂了神话与历史的血脉关联。”[5]叶舒宪则认为神话思维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文明的探源中，以中国玉石神话研究和女神文明研究为代表，叶舒宪将神话与考古结合了起来。

叶舒宪多年来一直关注“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近年来，中国有了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诸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 全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陪葬品，这给叶舒宪的神话研究带来了极大启发。叶舒宪运用比较神话学和神话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古典文献中与“玉”有关的资料，并结合中国近年的考古发现，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的玉石神话观，揭示了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玉”这种独特材质在华夏文明中的独特意义。他的多篇与中国玉石崇拜相关的论文汇编成专著《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于201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叶舒宪认为，在史前时期，玉器为史前部落巫师专有的神器，后来发展为帝王权力的象征物和国家礼法的神圣器物。早在殷商甲骨文出现之前，玉器就先于夏代而流行各地，在唐虞时代至夏代走向交融和统一，最后在中原地区完成这一过程，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玉石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虞夏商周时期，“玉”的意义有所改变。神圣玉礼器在这一时期的圣王叙事中起到为天人沟通、神人沟通的作用。“玉”代表神圣和天意、天命，表示统治权的合法性。以“玉”为宝的习俗和观念，来自于“玉”代表神意和天命的观念，贯穿于虞夏商周四代王朝的神话历史中，这就给儒道思想的发生奠定了神话和仪式的原型。先秦以降，“玉”的内涵再次变化。史前巫师持玉祭神，后来被王朝国家的君主接替。“玉”是神明的代表，演变为儒家人格理想的象征物。继帝王之后，统治阶层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能用“玉”来比德，儒家的君子观和传统的神玉信仰相结合，把“玉”道德化、人格化。

在女神文明研究方面，叶舒宪深受美国考古学者马丽加·金芭塔丝的影响。金芭塔丝是20世纪女神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她以一位考古学家的身份终生从事欧洲史前考古的发掘与研究，立足于考古学的新发现材料，提出“史前女神宗教”“女神文明”等重要观念， “神话考古学”是她的重大学术创新。叶舒宪的女神文明研究中尤其关注中国神话中最重要的两位女神：西王母和女娲。在陕西神木大保当墓葬中的西王母画像中，西王母是人身牛头的形象，叶舒宪认为牛头相当于女性的子宫，长着牛头的西王母表示西王母掌控生育与再生的权力。[6]在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西王母都是戴一种叫做“胜”的头饰，叶舒宪通过研究认为这是女神崇拜与玉崇拜的结合。金芭塔丝所说的“女神文明”是指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古欧洲时期。叶舒宪认为，经梳理中亚、西亚的考古发现，表明此地区史前社会也曾经经历崇拜女神的文明阶段，而在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建平牛河粱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女神庙等考古新发现，也可以证明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也有过女神文明阶段。[7]尽管叶舒宪在神话考古学研究范式和女神文明学说上深受金芭塔丝的影响，但他并未把相关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的语境中来，而是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明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在女神文明研究中，叶舒宪发现中国的女神文明和玉文明是紧密联系的。

三、结语

没有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界文明是不完整的。作为中国文明史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探源意义深远。叶舒宪重新定义的大传统超越了传统文字资料的范畴。他借助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等跨学科知识来研究非文字符号的考古实物与图像。正是在这种学术范式下，叶舒宪的研究发现认为“玉”是认识中国大传统的原型符号，而神话观念则是认识中国大传统的基因。大传统及时地弥补了当下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只重视文献资料的不足，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史前史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

参考文献：

[1]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 史前史和古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

[2]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叶舒宪.文化大传统研究及其意义[J].百色学院学报,2012(4):4.

[4]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 迈向早期国家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3.

[5]叶舒宪.金枝玉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

[6]叶舒宪.牛头西王母形象解说[J].民族艺术,2008(3):87.

[7]叶舒宪.西王母神话:女神文明的中国遗产[J].百色学院学报,2011(5):17.

责任编辑：张彩云

The Significance of Great Tradition in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Early Nations

ZHANG Anqiang

Abstract:Based on archaeology, anthropology and mythology, Great Tradition re-defined by YE Shuxian surpasses the traditional written documents in the research into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nd pictures. YE Shuxian claims that jade is the archetypal symbol, and mythological thought is the gene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China. Great Tradition solves the problem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written documents only in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early nations in present China, promo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ehistoric China history and is academically innovative.

Key words:Great Tradition;archaeology;mythology;YE Shuxian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6)02-0093-03

作者简介：张安强(1984-)，男，江苏宿迁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

收稿日期：2016-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