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佛教宣扬者
——戚继光

王丽华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清醒的佛教宣扬者
——戚继光

王丽华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810000)

摘要：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儒将。他的三部兵书和一本诗文集中显示了他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名诗人，报国豪情碰撞失意之时，佛教在其诗歌中成为他心灵寄托的地方；作为一名武将，他将佛教化为思想武器，利用超自然力把兵将的思想武装起来上场杀敌。而在实际生活中，他却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对佛教的实际作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真正的轮回在人的心中，不是外界的某种力量强加来的。因此，我们说他是一个清醒的佛教宣扬者。

关键词：戚继光；佛教；寺庙；练兵

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抗倭英雄，抗击南倭北虏，“馘倭首殆万计”“土贼平者殆十余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1]418他将其丰富的军事实践总结成理论，写成了兵家必备之书《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十八卷本和《练兵实纪》。从军40多年，他还用诗文来抒怀言志、纪行载道，写成了《止止堂集》五卷，是一位横槊赋诗的儒将。他曾多次参与刻印佛经，还曾修建过佛塔。[2]另外，他的作品中渗透着大量宗教神学色彩，佛教对戚继光的影响渗透在他生活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并产生了不同的作用。那么，佛教在他心中是何种地位？

一、佛教是心灵的依托

戚继光在征战沙场之外，常常会游览山寺庙宇，其自述：“余宦游性僻，最不爱入民居，但丛林梵宇，虽窘狭之极，每乐憩焉。”[3]253在远离刀光剑影享受宁静的同时，可以“见一方之俗”，还“可以观世矣”。根据曲树程注释的《戚继光诗稿》，在戚继光的诗集《横槊稿·上》中，仅在标题中明确提到了游览寺庙的诗有15首，提到12座不同的寺庙，其中不乏佛教名寺。如春日生机盎然时，去圣水庙(《春日谒圣水庙》)；秋日天气舒爽，泛舟登高(《秋日承召泛舟后登峰台寺赋此》)；新庙落成，前去拜访游览(《观新庙》)；甚至除夕之夜，远离家乡，在寺庙遥寄乡愁(《普宁寺度岁》)。朝阳寺更是在其诗的标题中出现4次，可见这座寺庙在其生活中的常见性和重要性。

另外，记录登上佛教舍身台的诗有2首(《登舍身台》)；访佛教名山并登上寺庙的有1首(《雾灵山》)；观赏佛教山洞的有1首(《塞外观音岩》)。寺庙是戚继光常去观赏游览的地方，在赏心悦目之余，他亦被佛教文化日益浸染。

受“诗言志”的影响，戚继光往往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起伏。在一次次的晨钟暮鼓中试图找回忠君报国的强烈初心，或者洗尽官场的污浊和沙场的烟尘，这在戚继光的诗作中多次出现。如：

不因国愤冲双鬓，便与支公老翠微。(《宿阿育王》)

风尘久矣迷真觉，苦海何缘悟性空。(《在告暂憩小金山》)

“支公”是东晋僧人支遁，后指佛教高僧。扫平倭寇天下太平之日，便可以在山林中在佛理中度过余生。过去半生已迷失在俗世中，却还抱有对僧侣生活的向往之心。

在失意时将心依附于佛道，这是中国文人普遍的心态。从17岁世袭登州卫一职，年纪轻轻的戚继光时时写诗勉励自己衷心报国。“每经霜露候，报国常眼明。”(《辛亥年戍边有感》)此时他24岁，在蓟门戍边时感慨边境久戍不战的弊病。然而，每当想到秋天北方游牧民族会来骚扰，他便会为保卫边境而提高警惕。“指点封疆余独感，萧疏鬓发为谁皤？”从东南抗倭来到北方御虏，四十而立的戚继光不减当年满腔热血，但却强烈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人间苦海波犹沸，天上春风祗自偏。”(《赴粤途中述·其二》)皇恩仍旧浩荡，但恩泽的范围却偏偏不包括自己。从一腔热血报国的青年，到于出仕与入世间徘徊的中年，再到忠君报国却又心怀不遇的晚期，戚继光脱离苦海皈依佛门的愿望逐渐增强。

白发年来老更狂，爱寻幽僻到僧房。

精磨古石见山影，浸泡尼珠弄月光。

早为炎蒸休战马，那知秋色动清商。

翠微若有徘徊分，早谢丹书礼法王。

——《游翠峰寺》

这首诗作于戚继光55岁，即张居正逝世的1582年，也是戚继光被调任广东的前一年。张居正的离开意味着戚继光人生的辉煌时刻就要黯淡下去。老病中的戚继光，已经经历了上司谭纶、老友俞大猷的相继离世，此时游翠峰寺便产生辞官敬佛的愿望。忘却烦恼、诵经念佛的心愿在他成就无以为继的时候一遍一遍敲打着他的心。“乐界自迷归去路，却嫌苦海殢缨冠。”(《雾灵山》)被缨冠缠缚多年，已经迷失了极乐世界的归途。

带着失意从寺庙回到军营，军政肘掣之难也难解胸怀。明代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让武将受限颇多，并且同级文官武将的地位也有差异。《万历野获编》中提到文官武将的礼仪是有差别的:“边将如戚继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4]因文武之别，文官轻看武将的“无术”，受到后代景仰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在当时朝廷中的地位却是大打折扣的。何况在蓟镇御虏时期，因地理位置距离京师更近，受到的限制也更多。每有边防活动，流言蜚语就飞到京师，议论横生，自己的宏图志向难以实现，才能也难以施展。

在种种流言、猜忌和肘掣中，虽然他选择了调和自己屈就于环境，把杀敌志向变为御守，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还是造成了戚继光内心的彷徨与孤独。他在皇权的偏倚中失望，却仍放不下年少记住的儒家兼济天下匡扶国家的大义，只能用佛教来安慰自己的内心。在为国尽忠之外，戚继光需要一个出口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人生自然没有圆满顺利的，为官又岂能处处顺意，何况身在“防微虑重，军政肘掣”[5]194的明代？

二、佛教是领兵的思想武器

在戚继光的兵书中，渗透了佛教教义的影响。一方面，这反映了他个人对这部分佛教教义的肯定；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将宗教的威慑力引为己用，在不可抗的军令之外再起补充作用，增强士兵对军令的信服力和执行力。 明代中后期重文轻武的现象十分严重，“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6]195军备松弛到倭寇侵入东南沿海如入无人之境。戚继光力图扭转这种糟糕的局面，对自己的军队提出严要求和高标准。不仅在选兵任将、练兵练将方面形成一套理论，而且要求士兵在言行上符合道德标准，避免造成“贼如梳，兵如篦”的恶果。佛教对生灵的宽厚与戚继光的要求不谋而合，被戚继光用来教育士兵莫作恶，将士莫要贪。

释家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者，造塔也。地狱轮回之说，变做牲畜，偿他冤债。天道好还，鬼神报应不爽。……你我同是中国人一类，朝廷设来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杀其首级冒功，与子孙受用，此等无天理之人，天决不宥。今后战贼既败，所获子女人口，即是真达，不许杀取首级，只将生口送官，论功给赏。……此一节万万叮咛，凡我将士，务要痛改，盖洗此地方第一弊也。[5]151

戚继光强调，对战俘不可随意杀害，要押着活口送官行赏。世有轮回，不可妄杀。这一世作恶，下一世便会偿还债孽。做善事便结善果，为恶便会自食恶果，多杀一人，不如多留一条生路。对士兵尚且要求如此，对将士更是要求勿多取财利，不能为达一己之私而巧立名目，敛资敛怨，否则将“乐极生悲，死于刑戮，冥司报应，六道轮回，远则害在子孙，唾骂万世”。[5]170为将之人不可为财利而迷了心窍，最好能节俭寡欲。戚继光将轮回之说与因果报应引入将兵应遵守的纪律，便是为了警示他们成为优良的将士，不可为非作歹。

佛教核心教义之一，是要求信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戚继光希望众将能“完全做个德人”，因为“天未尝不有厚报于子孙”。[5]166他在《练将·胜人害》中提到，天地本福善，当善被小人欺压，天地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小人迟早会遭到天谴。用外界的超自然力来震慑兵将，激励他们能“无一事不为善，无一语不为善，无一时不为善”，[3]252为善之人会有祥瑞，为恶之人则会遭祸患。

由于戚继光对佛教教义的大力推崇，日积月累地影响着军队的纪律，促使军队摆脱以往的弊病，摆脱民养兵、兵害民的状况。况且，戚继光在选兵方面也有自己的标准：“切忌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7]在他看来，油滑伶俐而又无胆的城市居民爱捡便宜、贪生怕死，在关键时刻更会为一己之私而将别人陷入不利境地，不能被选入军队。而乡野老实之人，更容易接受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一支上千上万乡野人的军队更容易听令、执行，也就更容易操控。而农村一向是宗教神学色彩扎根更深的地方，用其本身接受的佛教轮回之说和因果报应来督促和警示他们。“你们如今把我的号令，当道经佛法一般听信，当做轮回报应一般惧怕，人人遵守，个个敬服，这便是万人一心了。”[5]297戚继光希望借用佛教的超自然力来震慑士兵，借用其隐形力在士兵内心形成一套奖惩系统，起到鼓励和威慑的作用，促使他们接受和执行军令，提高战斗力。

三、戚继光真的信仰佛教吗

虽然从当今唯物论的角度来看戚继光的思想没有超越时代局限，但其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却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培养了战斗力强劲的戚家军，为抗倭御虏做出了历史贡献。如戚继光带领戚家军取得了“台州大捷”，这在抗倭史上是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戚家军的胜利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6]212另一方面，戚继光对军队在佛教思想上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士兵向善的动力，减小士兵为非作歹的可能性，这形成了好的结果。而在评价戚继光个人时，涉及到他自身是否真的信仰佛教，笔者持否定态度。

他在《练兵实纪》中说到：“善报恶报，地狱轮回，岂真有哉？轮回亦在我心上，地狱亦在我心上。”[5]157一句“岂真有哉”，可见戚继光自己对这些佛教教义是持怀疑的态度，并非笃信不移。他认为恶的阴影会留在心中，思虑惊恐，夜间恶梦入地狱，这才是为恶的“报应”。真正的轮回是在自己心里，不是外界施与的,更不是非自然力对自己的控制造成的，这与传统的佛教教徒秉承的信仰显然不同。戚继光是心学理论的吸收者，被他的长子戚祚国描述为“私淑阳明，大阐良知”。[1]2戚继光认为，在同一件事情上，却分出了君子与小人，“盖由立心不正，则发之自异耳”。[3]262以心为本，不为外物所扰，从心中寻求答案。他将佛教教义与阳明心学融合，强调内心的自省，要立心持正，行为不可违背道德界限，否则将会受心神的折磨。与佛教信仰不同的是，他将恶的“报应”归因于内心。

《愚愚稿·下》记载了一个亲生子与继兄抢夺世袭官位的故事。亲生子的出生是受了其继兄的帮助，但他长大后因觊觎于继兄承袭的官位，不顾恩情陷害兄长，最后自己也一事无成，没有捞到半点好处。戚继光在故事最后评价道：“若谓天道好还，所以报其负恩，似矣。”[3]296在一个信仰佛教的人看来，故事最后是因果报应，这很好理解：不仅不心怀感恩反而陷害恩人，亲生子自然不可得逞。而在戚继光看来，这恶人有恶果的故事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是相似而已。他没有把结果归因于佛教教义，前面对士兵的训导之言并没有反映在他判断具体事件上，也就是说，他告诉士兵的因果报应与自己的想法是两码事。并且，他还提出了亲生子何以能免罪、终老，兄长及其妇之后人何以不能昌等反问，质疑因果报应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与《练兵实纪》中的轮回之说相似，他质疑因果报应原因在于佛教为他所接受，但并不是他的信仰。

由此可见，戚继光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自唐代三教合一，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逐渐深入，融入中国文化并为后世传承。戚继光也没有脱离佛教文化的晕染，所以他在心中建立一个寺庙供自己的心灵憩息，并且把部分佛教教义传播到军队当中，期望深入到兵将的心中，化作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的军队。总之，戚继光只是吸收佛教的有益面来为己所用，对待佛教持清醒理性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李子春,等.永旺塔与戚继光[J].文物春秋,2001(6):46-68．

[3]戚继光.止止堂集[M].王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452.

[5]戚继光.练兵实纪[M].邱心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15．

[7]戚继光.纪效新书[M].曹文明,等,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41.

责任编辑：张彩云

QI Jiguang, A Conscious Buddhism Preacher

WANG Lihua

Abstract:QI Jiguang, a great anti-dwarf soldier in the Ming dynasty, is versed both in literature and military affairs. There are countless ties between his three military books and a poetry and essay collection with Buddhism. As a poet, he could be consoled by Buddhism in his poetry when his ambitions could not be fulfilled. As a military general, he used Buddhism as an ideological weapon of supernatural power which worked for soldiers on the battle. In fact, he is not a real Buddhist, because he had a skeptical attitude to the effect of Buddhism. He thought reincarnation is not fact but in one’s heart. He is just a conscious Buddhism preacher.

Key words:QI Jiguang; Buddhism; temples; troop training

中图分类号：I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6)02-0098-03

作者简介：王丽华(1991-)，女，安徽宣城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诗学。

收稿日期：2016-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