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儒学的智慧

周 桂 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盛世儒学的智慧

周 桂 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儒学具有包容性、进步性、入世性，在历代儒者的努力下，形成庞大的深刻的切实的治理社会的智慧体系。盛世时代的儒学，称为“盛世儒学”。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公认是汉唐时代。汉武帝时代，董仲舒被史家称为“群儒首”“儒者宗”，他的思想可以称为盛世儒学的代表。代表唐代盛世儒学的应该是魏徵。治国理政，首先是国家体制问题；制度确立以后，选拔人才，委任职务，就成为头等大事。

儒学；盛世儒学，治国理政；人才；智慧

一、从儒学讲起

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了儒学的基本思想及其理论框架。孔子提出的儒学思想丰富多彩，德目有几十个，其理论主要是仁与义，被称为仁义之道。孔子也提到智仁勇，被后儒称“三达德”。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归纳为“四善端”：仁义礼智。汉代被史家称为“群儒首”的董仲舒归纳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君主要指诸侯王。孔子称当时诸侯王为“斗筲之人”，气量不大，水平不高，素质很差。孟子更瞧不起这些当政的“君”，明确提出“民贵君轻”论断，认为君不为民，就要批评，批评不改，就要换掉，甚至杀掉，不算篡位，而是“诛一夫”。因此，平时对他们也不必太客气，“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也”。孟子的说法，表达了他的浩然之气。孟子的形象，成为中国后代士人敬仰的典范。近人有称儒生为“犬儒”的，是偏见。孟子之前的子思曾说常给国君提意见的是忠臣。对君要谏，对父“几谏”，“三纲”说法不见于先秦儒家。关于“四端”与“五常”差别不大，“五常”只是多了一个“信”。孔子将“信”列为一德目，但他对此并不简单绝对肯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灵活权变。春秋时代，殉难是信的表现，管仲没有殉难，孔子表扬他。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隐就违背信。孟子说得更直接明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义，指合理。只要合理，就不必守信。言必信，行必果，那是小人的信条。春秋战国是乱世，社会秩序很乱，情况瞬息万变，很难守信。因此，乱世无法守信是普遍现象，无法要求人们守信。汉朝建立统一稳定政权，社会就需要守信，维护共同的安居乐业。这时的统治者成为社会秩序的代表，一般情况下，维护统治就是维护平民的安定生活。只有当百姓无法正常生活，统治者无法统治的时候，人民才需要推翻这种统治。平时的当政者是社会秩序的代表，才称为“纲”的君。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都是为了维护统治，稳定秩序。三纲五常，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两千多年。

儒学产生于乱世，诸侯分裂割据，士人走向决定诸侯国盛衰兴亡，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儒生也因此有了浩然正气。在秦统一中国以后，强调以法治国，相信实力，不重视道德，而儒家主张德治，于是酿成焚书坑儒大祸。儒家不能与时俱进，当政者偏信实力与法令，矛盾导致两败俱伤，秦因此很快被推翻。

汉朝统治者继承秦朝制度，对他的缺陷进行改革，使汉朝延续了数百年。这主要得益于儒家的智慧。陆贾向刘邦提出文武之道，下马治天下，叔孙通、贾谊、公孙弘、董仲舒都为汉朝当政者出谋划策，为巩固汉朝江山作出重要贡献。从此以后，历代统治者都采取德法并行的办法来治天下。以后历代儒家仍然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各种理论，为统治者服务。并且吸收包括外来的佛教思想，融入儒学，发展儒学。儒学具有包容性、进步性、入世性，在历代儒者的努力下，形成庞大的深刻而切实的治理社会的智慧体系。

二、盛世儒学

孔子创立儒学以后，在两千多年中，儒学不断丰富、发展。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儒学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在盛世时代的儒学，称为“盛世儒学”。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公认是汉唐时代。汉武帝时代、唐太宗时代都是盛世。

汉武帝时代，董仲舒被史家称为“群儒首”“儒者宗”，他的思想可以称为盛世儒学的代表。真正的哲学，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就是汉武帝那个盛世时代精神的精华。董仲舒哲学思想主要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所收录的《贤良对策》中，这是董子三次应对汉武帝的三次策问。与皇帝对话，当然要特别用心准备。他“三年不窥园”，很可能就在对策之前发生。另外，他退休以后，仍然专心于著述。现存有《春秋繁露》一书。《史记》《汉书》还有一些董子的资料。汉代著作中也还散见董子闪光的思想瑰宝。在《盐铁论》中，在桓谭《新论》中，以及纬书中，都有董仲舒思想的痕迹。在王充《论衡》中更为突出。王充认为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策既中实，文说美善”(《别通》)，“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别通》)，“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超奇》)，将周文王、孔子、董仲舒三者思想相传承，实际上认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圣人。王充认为，董子论“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可以与经传并列，“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案书》)，古代圣人说的话，也不能超过他。王充在《论衡》中62次讲到董仲舒，几乎都是高度赞扬的话，其评价仅次于孔子。认真阅读《论衡》的人都不会认为王充与董仲舒是针锋相对的，事实如此而已。而在非常时期，王充是大法家，由于《问孔》《刺孟》，又是不赞成天人精神感应的。董仲舒为群儒首，又讲天人感应。有人就从儒法对立的观念出发，从对天人关系的不同观点出发，就不看事实，而断定他们是针锋相对的。从观念出发，不从事实出发来研究学问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一直反对的。这种思维方法也可以称为唯心主义的。古人说：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一只犬见到影子，就以为是贼，吠起来；许多犬没见到影子，只是听见吠声，都跟着吠起来。如果有这种学风，那就可以肯定搞不好学问，也得不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如果董仲舒是汉代盛世儒学的代表，那么，代表唐代盛世儒学的应该是魏徵。我们可以从《贞观政要》看到唐太宗君臣讨论治国理政所表达的智慧，其中就有《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这是传统的民本观。许多人虽会说民为邦本，思考问题、作出决策时，却没有先存百姓。一些人从政当官，并没有想为人民服务，只想为人民币服务。有的人无德无才，却能青云直上，只是会受贿行贿。他们弄到很多钱，却花不了，只是增加了罪行；他们占了很多豪华别墅，却住不上，住到监狱里去。因此他们走的是歪门邪道，最后落入罪恶深渊。

魏徵还主编《隋书》，以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新当政的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二十四史”是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共同创造的政治智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这也包括魏徵主编的《隋书》。

更重要的是魏徵还为唐太宗主编了《群书治要》。他将唐代以前的典籍收集整理出来，然后将其中对唐代的治国理政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内容选择出来，汇编成书，供唐太宗参考。其主要内容按经、史、子、集分类。经类首先是《周易》，他选取其中部分内容。为什么选这些内容，而不选另一些内容，说明魏徵针对盛世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决策者提供参考。《群书治要》所选录的内容，史类约占一半，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些是史家总结出来的特别有价值的政治智慧。从他对史事的取舍，也可以知道他对盛世社会问题的认识，以及儒学是如何解决的。当然，在诸子中，不限于儒学。其他各家有价值的主张，也给予关注。说明儒学具有开放性，有很大的包容性。

唐代宗写《帝范》，武则天写《臣轨》，也是为盛世君臣定规矩，对于后代也有启发意义。

三、高明决策

高明决策，需要三个条件：一要了解历史，提高素质，借鉴古圣先贤的智慧，这是通古；二要熟悉社会，知晓时代特点，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这是达今；三要集思广益，将众人的智慧汇集起来，形成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又能在实行中不断及时修正方案，使失误减到最小。

治国理政，首先是国家体制问题。中国从秦汉时代开始实行的是郡县制，这个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是精英施权制。精英施权是普遍性的，号称民主性国家，人民也没有当家作主，每个平民都作主，国家机构就根本无法运转。所谓投票选举的民主制，多数人的意见也未必正确，选出来的人未必合适。现在中央集权是精英群体为人民谋利，而古代郡县制，是精英群体为皇上江山谋利，江山巩固，人民因此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古今制度有相通之处，许多人对制度化的优劣过度夸大了。

制度确立以后，选拔人才，委任职务，就成为头等大事。先秦儒家提出尊贤使能的原则是对的，如何落实，却少有办法。秦奖励耕战，主要从战争立功者中选拔官员，办法是有了，还不太恰当。打仗勇敢，不一定就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前者面对的是敌人，后者面对的是人民。对象不同，办法也不一样。前者用武，后者用文，文武之道不能乱用、错用。正如韩非所说，不能用木匠当医生，将人体视为木料，随便砍斫。到了汉代，选拔人才就有了多种方式，有举孝廉，有对策，有巡视考察，有推荐自荐，还有花钱买官。也有让大官的儿子一人入仕，所谓任子。汉代选人的办法多种，每一种刚实行时都有优势。时间一长，弊端就出来了。社会稳定以后，就成了官员互相推荐对方的儿子、亲属任官。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合理，虽有弊病，不断改善，延续了一千多年。不断改换朝代，也没有把这种制度换掉。这种体现身份平等与机会平等的制度受到西方人的高度赞扬，他们引进改造后形成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中国人废除了科举制度，再从西方引进考公务员制度，实际上是出口转内销。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许多政治智慧，可以整理出来。结合实际需要，再创造切实可行的新智慧、新制度。不要都等着出口镀上洋金以后，才转内销售。

现在有一些中国人虽然当了大官，甚至成为学界权威，却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甚少。凡事以西方文化为准，为治学宗旨，贬斥中华文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令世人难以理解。

盛世存在许多社会问题，例如贫富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凡事讲排场、重面子、好攀比，拉关系，任人唯亲，官二代、富二代因此而飞黄腾达，名门望族横行乡里……诸多不合理现象，逐渐腐蚀社会，导致长堤毁于蚁穴；到崩溃时，谁也挽回不了。儒家有些智慧值得重视，例如以“调均”政策来缩小、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等。用考试代替推荐官员，以尊贤使能，取代任人唯亲，上层严于修身，防止面子工程等等。这一切从上到下、逐级改革，稳定秩序，巩固政权才能实现。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Wisdom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ZHOU Guidi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Confucianism, which is inclusive, progressive and easy to go into the society, has formed a huge and profound system of wisdom in the practical governance of the society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Confucianists of the past. Confucianism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refers to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hich are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famous prosperous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times of Emperor Hanwu, Dong Zhongshu was called “the leader of Confucian scholars” and “the master of Confucian scholars” and his thought could be called the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Wei Zheng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 Governing a country should first establish state system and after it, selecting talents and appointing them to an office should become the number one problem.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governance of a country; talents; wisdom

B222

A

1673-2065(2016)05-0014-03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04

2016-10-09

周桂钿(1943-)，男，福建长乐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衡水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