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尽头在叙述
——《盲春秋》符号叙述学分析

唐　敏

（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四川成都　610021）

历史的尽头在叙述
——《盲春秋》符号叙述学分析

唐敏

（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四川成都610021）

《盲春秋》在完成之后，便独立自足，不再受作家掌控。作家何大草通过融入小说的特殊人格——隐含作者表达自己的意图。隐含作者无法直接在《盲春秋》中出面，而是通过叙述者、人物等具有虚拟主体性的人格体现出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历史无法还原已经过去的事实，其只能是对历史材料的言说，历史材料总是纷杂且具有无限言说可能性的，每一次对历史材料的叙述都会构建与众不同的历史，因此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

《盲春秋》；符号叙述学；历史

《盲春秋》脱离作家何大草之手后，便成为独立于何大草而存在的符号文本，有自己封闭的虚拟叙述世界。无论何大草回顾小说的创作过程还是解释小说的内容，都不能对该虚拟叙述世界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盲春秋》又永远摆脱不了何大草，何大草在它之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即便千百年之后，何大草的“幽灵”也将与它同在，而那时，它将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何大草的身份。《盲春秋》的创作过程，是何大草进行编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何大草的“幽灵”以隐含作者的身份融入其中，并成为所有符号元素中的主导性元素。《盲春秋》讲述了一段晚明的历史，隐含作者通过叙述者、人物、时空、情节和修辞等符号元素，构建了一个逼真的虚拟叙述世界。历史无法言说自己，只能被言说，就此而言，该虚拟叙述世界与历史学家建构的叙述世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就事实而言，历史，作为在时间中出现的现实世界，对历史学家、诗人及小说家来说，理解它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即赋予最初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和神秘的事物以可辨认的形式”［1］，言说没有尽头，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文学中的历史，都无法再现或还原过去的一个细节，因为即便是历史的一个细节，都具有无限言说的可能性。因此，历史并不是事实，而是对与事实相关的材料的言说，并在言说之上进一步言说；历史只是言说的结果，既不能真正如实地还原过去，也不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在《盲春秋》的虚拟叙述世界中，晚明的历史以另一种“真实”呈现出来。

一、不可信的叙述者

何大草在小说的编码过程中，设置了三个具有虚拟主体性的叙述者。最重要的叙述者是一个叫朱朱的瞎眼老妇，其自说是崇祯的私生女，是小说的主叙述者。另外两个叙述者分别是汉学家宇文长安和小说家何大草。宇文长安是纽波特大学老师，他通过书信向小说家何大草讲述了自己与一部手稿的故事，并希望小说家帮忙完成和修复他与女友翻译的、杂乱无序的手稿。小说家何大草是小说手稿以及书信的整理者，学过历史，手稿最终在他手上得以完成并问世。小说家何大草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虽与真实作家何大草同一个名字，但并不是真实作家何大草，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在真实世界中，一个处于文本的虚拟叙述世界里。小说家何大草与宇文长安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超叙述层。

宇文长安与小说家何大草，都真诚清醒，说话条理清晰合乎逻辑，然而他们的叙述，都有不可信之处。宇文长安通过书信，叙述了手稿和手稿主人的来龙去脉。他从自己的名字说到专业再到女友，又说要完成《蜀锦考》，这些都是可信的。即便是他与他舅公的事，也都是真实可信的。有问题的，是关于手稿的内容。从他的叙述可知，流传的手稿本是中文的，由意大利人郎世宁秘密交给同胞传教士皮耶罗，皮耶罗将之带回了意大利，并翻译成了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之后将原稿交给达芬奇博物馆，把拉丁文译稿交付梵蒂冈教皇；后来，由于战争原因，原稿遗失，拉丁文译本不知所踪，只留下了意大利译文稿《言辞》；拿破仑战争中，神父阿诺又用法文再译了一次意大利译文稿，取名《我父》；此后，宇文长安的舅公把玩和考订了大半辈子《我父》，得出了手稿是一部口述实录的历史的结论，并初步弄清了瞎眼老妇和执笔者的身份。宇文长安继续舅公的研究，只推断出了瞎眼老妇叫朱朱，拜了德吕翁为养父，未能再进一步。其中，舅公是如何得出这部手稿的流传史的？宇文长安语焉不详，只是说舅公谨慎，凡事讲究精确与逻辑，且把玩和考订了手稿大半辈子。他并没有拿出证据证明舅公把玩和研究的手稿《我父》就是当年皮耶罗带回意大利的那个文本，其间是完全有可能偷梁换柱的。他也没能证明朱朱为何要扣下手稿，手稿如何到了德吕翁手中，又如何到了郎世宁手中，小说中有关手稿的流出经过，只是一种推测，不足采信。且即便《我父》真来源于当初朱朱的口述，经过几次转译，结果也与原稿相差甚远了。而宇文长安却把皮耶罗得到的那份手稿当成了舅公研究的手稿《我父》，并希望通过对《我父》的修复还原真实的朱朱的口述历史，这是不可信的。修复出来的手稿，将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本。

小说家何大草是最高一层超叙述者，宇文长安和朱朱的叙述都由他的叙述呈现，同时他还叙述了“附录”的内容和“自无定河”的内容。宇文长安的信，小说家何大草是如实呈现的，直接把它作为了整个文本的“序”，这是可信的。手稿的内容，即朱朱的叙述，看似通过了如实的考证和整理，也是可信的，然而仔细推敲，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可信之处。首先，手稿没有条理，是一堆纷繁无序的文字，而整理出来的手稿，不仅符合逻辑，还充满诗意，可以推断那不再是真正的手稿，与真正手稿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完全有可能是小说家以手稿为依据的自创性产物。其次，即便小说家整理出来的内容，都出自于手稿，他对手稿内容的挑选、剪切和重组，本身已是一种加工创造，“在这部手稿上，后人添加的猜测就有二十三种之多”，“我选择的方式是，在这二十三种猜测中，挑选出我认为可能接近真相的一种，依然通过讲述人的嘴，一直说到叙述的尽头”［2］334-335。可以看出，小说家整理的手稿内容，不仅有手稿原作者的叙述，也包括后人对此的注解，手稿已经不实了，“但这部浩繁的手稿里，还夹杂着许多散乱的材料，如附着于泰坦尼克的藻类、贝类、无数的鱼虾，我无法把它们纳入正文中，大多数都割舍了”［2］335。小说家的这些话，进一步印证了手稿内容是他加工的结果，其是不是可信的，一目了然。最后，两篇附录，小说家自说是从手稿中整理出来的，其叙述者却已不再是朱朱，而是小说家虚拟的一个叙述者，是小说家加工的结果。由此可知，小说家自说接受宇文长安的拜托修复手稿内容的叙述是不可信的。他根本没有真正修复手稿，而是根据手稿的资料自创了新的手稿。

小说的主叙述层，是瞎眼老妇朱朱叙述的。朱朱自称是崇祯的私生女，她讲了父亲崇祯如何到妓院与丹桂发生关系后生下了她，以及她长大成人后被崇祯带回宫里，见证大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她的叙述优雅从容，娓娓道出了大明宫廷的许多隐秘。悬置超叙述层的宇文长安和小说家何大草的叙述，仅就朱朱的叙述看，也是不可信的。朱朱讲述这段历史时，已是一个瞎眼老妇，就算她所回忆的几十年前的事全是事实，也不能说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内容就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朱朱的背后还有一个潜藏的叙述者，或者说是作为叙述者的朱朱所创造的人——计六七。朱朱的叙述，都出自计六七之手，甚至朱朱本人，也出自计六七之手。世上也许根本就没有朱朱这个人，她只是计六七为了自己的历史野心虚构的人物。因此，他们的关系是：朱朱的叙述创造了计六七，而计六七又用实际的写作创造了朱朱，两个人都需要从对方那里得到身份证实，因而都不能证实自己的身份。由此可知，朱朱的叙述是不可信的。

朱朱、宇文长安和小说家何大草的叙述虽都是不可信的，但却是可靠的，他们所具有的虚拟人格的价值立场与小说隐含作者是一致的，直接为隐含作者的目的服务。这一点，将在后面隐含作者一节讨论。三个不可信的可靠叙述者，通过叙述构建了一个虚拟叙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物真实鲜活，他们与别的符号元素一道，构成了现实世界中的作家何大草对世界的文本化的切割与重组。

二、解构性的人物

《盲春秋》中的所有人物，都具有建构与解构的双重特征。前面所说的宇文长安和小说家何大草，一方面通过杂乱的残存材料还原手稿，努力建构手稿所蕴含的历史世界，另一方面又在实际行动中剪辑和修改手稿材料，使还原出来的手稿失去了可信性，建构手稿的同时又在解构手稿。主叙述层的人物，每一个都是解构性的存在，他们与正史相对应，在解构正史的同时，建构着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叙述世界。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靠不住的，不同的人从不同侧面看到不同的历史。然而叙述却是真实的，每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都可以独立于历史而存在，即便在其反对者那里，它也将作为一种参照性存在而存在。

小说的主要人物兼叙述者朱朱，身份暧昧难以确定，却作为崇祯的私生公主叙述了不同于正史记载的晚明历史的另一种“真实”。这样的“真实”并不改变明朝于1644年灭亡的事实，也不篡改魏忠贤觊觎皇权、吴三桂引清入关等历史事件，而是让一个与政治和历史没有太大联系的闯入者讲述她眼中的“历史”。朱朱是在明朝即将走向灭亡的时候被接入宫内的，她既没有受过宫廷的教化，也没有卷入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因而是一个站在历史之内的外围者，以崇祯私生女的身份，讲述“父亲的最后时刻”。在她的讲述中，崇祯不再是历史的“背负者”和一个历史成败的符号缩影，而是被置于历史舞台最前台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主人，最后才是一个皇帝。因而朱朱讲述的历史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史和情感史，人情世故和个人情感是其核心内容。在朱朱的讲述中，明朝的宫廷斗争和灭亡的事实只是构成人情世故和个人情感的背景。相对于正史来说，朱朱这个人物是解构性的。首先，她既不是史官，也不是历史进程的亲历者，不像昭仁公主和长宁公主，是历史的真实存在，她是没有历史身份的；其次，她的讲述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解释晚明最后的事件，因而她所讲的即便是真实的历史，也只能是个人史，是对客观公正的正史的解构。另一方面，朱朱这一人物形象又极具建构性，可以说是《盲春秋》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隐含作者借她之口，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历史是立体而丰富的，具有多个侧面，每一个侧面看到的历史都不一样，却又都是历史的一面，每一个侧面看到的历史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传统正史都以历史决定论为依据，认为书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出规律和方法，以供历史预测和社会发展之用。“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历史决定论'。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时常常遇到它；而且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它，甚至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我只需这样说，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3］这样的历史观，忽略了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无限丰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功用体。因此，朱朱这一人物形象，无论是从其在小说中的身份，还是在叙述框架中的作用看，都是作家何大草的独特创造。

朱朱的叙述中，皇帝不再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而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天启皇帝朱由校，虽贵为皇帝，却从小饱受宫廷争斗之苦，把客奶奶的奶头当成了安全的避风港。残酷的宫廷生活，让他从小就极其缺乏安全感，因而迷恋上了木工活，指望依照《天工开物》所说，制造一个木柜，在刺客到来时能钻进里面遁形。且在这种压力下，他不仅厌恶了皇权，甚至还希望通过柜子与客奶奶互换身体，因此当时的皇权，都操纵在客奶奶和魏忠贤手中。正史所记录的天启听信谗言，任由魏忠贤和客氏专权，迫害东林党和扰乱朝纲，在朱朱口里都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朱朱口中的原因在天启本人，天启是虚弱的，恋母和恋乳的，因而也是长不大的，为了逃避宫廷争斗压力，他宁愿变为一个女人。朱朱叙述的由外转内，突出了天启人性的一面，而非把他当成历史框架内的一块构材。

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是一样，在朱朱眼中，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在地上的父”，是十多岁的、在妓女丰韵的身体中寻找安慰的少年，是长期斡旋于权力斗争中的正步入中年的疲惫之人，忧郁而神经质，是被历史推入高位想要回到平地而不得的生存主体。得到皇权，覆灭阉党，这些丰功伟绩对于他来说都是迫不得已之事，不仅毫无意义，还让他迷失，竟至于把朱朱这种身份不明之人当做情感的寄托，把天启遗留的柜子作为游戏场所。朱朱口中的崇祯，虽身份上是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迷失者，权力、富贵和女人给他带来的全是迷失，唯有早年丹桂的模糊记忆，让他感到了一丝存在。不过命运让这些都失去了意义，朱朱到来后，战与火逐渐蔓延，最终使这一切都灰飞烟灭。从人性而非历史的结构框架塑造天启和崇祯等皇帝，解构了一直以来对他们的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给予其有思想和灵魂的肉身，这样的人物自然是一种创造性建构。

关于陈圆圆，她的来龙去脉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许多人根据《圆圆曲》或冒襄的著作推断其生平和性格，这是在别人言说基础上的言说，不足采信。小说借朱朱之口，给了陈圆圆另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有着独特贡献，其不仅让陈圆圆从画面中走到实际生活中来，也让她把木樨地和崇祯联系在了一起，把明朝的命运与一个女人联系到了一起。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她的身份创造也可能是作家何大草构思《盲春秋》的基础，是她的新身份带来了男女“三桂”和朱朱以及整个“晚明的历史”。陈圆圆在朱朱口中是一个船家从水中捞起来的弃婴，由金桂买来，取名小沅，金桂死后，又跟了银桂，银桂从良，又随了丹桂。小沅本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女儿不像女儿，丫鬟不像丫鬟，若不是崇祯的一时之念，她很有可能嫁了来顺儿，或是当了木樨地的另一桂。然而历史把她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弃婴推向了历史的前台，最终成为关乎明朝命运的重要人物。通过朱朱的叙述，正史中陈圆圆的形象也被解构，她不再是“秦淮八艳”，也不是艳冠天下的美女，而是一个不甘于命运却又被命运所迫的无力少女，在不情不愿中成为了历史的“枢纽”。

《盲春秋》中别的人物如魏忠贤、客奶奶、吴三桂和来顺儿等，一如以上人物一样，一方面是对历史的解构，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建构起另一种历史“真实”。他们不再是历史描述那样的奸邪之徒或忠志之士，在权力、金钱和女人面前，他们为自己的目标和欲望而奋斗，是真实的人。隐含作者借朱朱之口，通过强大的叙述力量，经由这些人物建构起了一个“真实”的虚拟叙述世界，曾经的历史人物以不同于历史记载的“真实”面貌而出现。隐含作者想要借此表明：人不是为了历史而存在，相反，历史是因为人而存在，历史只是一种偶然，在人的偶然行动中生成；人是复杂的多面体，每一面都可以映现历史，因而历史有无限的可能，是叙述的选择使历史成为历史，历史是对人物的叙述的产物。

三、隐而不显的真正叙述者

小说中的叙述者朱朱、宇文长安和小说家何大草，虽都在叙述着自己的故事，然而都不是真正的叙述者。他们不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只是真正的叙述者——隐含作者叙述功能的延伸。隐含作者是现实中的作家何大草在创作《盲春秋》时植入小说中的一种人格，他来源于现实中的作家何大草，却因小说文本而具有了独立性，当小说完成后，他就不再依赖现实中的作家何大草，而隐藏于小说文本中，随小说文本而存在。他虽掌控着小说故事的底本和述本，却不能把自己置身于虚拟的叙述世界之中，只能创造一个具有虚拟人格的叙述者执行其叙述功能。当然，隐含作者并不能真正从小说文本中遁形，他会以各种方式控制小说文本各个元素以建构虚拟叙述世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盲春秋》的隐含作者借以表现自己的目的的，首先是小说标题“盲春秋”。“盲春秋”涵括了小说家何大草的叙述、宇文长安的叙述以及朱朱的叙述。朱朱只叙述了主叙述层——手稿里的内容，没有跨层，宇文长安与小说家何大草的叙述与她无关。宇文长安只叙述了书信内容部分，他也没有跨层。小说家何大草既组织了宇文长安和朱朱的叙述内容，也叙述了《附录》与《跋》的内容，是小说中最高层的叙述者。然而他作为叙述者，也不能跃出小说文本的叙述内容而给其以“盲春秋”这样的标题。给出这个标题的，只能是隐含作者，他借此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盲春秋”是对小说内容的隐喻性表达。“盲”在这里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眼瞎，看不见；二是盲目，不明确；三是渺茫，不可追寻。“春秋”在这里都与时间相关：一是指计量单位“年”，一个春秋代表一年；二是代表一段特定的时光；三是借以指代历史。“盲”与“春秋”合起来，在隐含作者这里就有了多重意义：第一层意义指一个瞎眼老妇讲的一段已经逝去的时光；第二层意义表示这段时光已渺茫不可追寻；第三层意义则指瞎眼老妇讲的这段时光成为了历史；第四层意义倒过来，指历史都像瞎眼老妇的讲述一样不可追寻，不明确也不可信，因而历史就是一种叙述。几层意思综合起来，正是隐含作者的目的所在。因而标题“盲春秋”是对小说文本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以换喻的方式体现隐含作者对历史的认知。

隐含作者虽不能在小说文本中直接显身，却以价值观的方式左右叙述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主叙述者朱朱，身份存疑，其叙述难以相信，但其叙述却是可靠的，原因就在于她的价值立场与隐含作者是一致的。每一个历史叙述者，都受自身身份的限制，而构成这一身份的，包括社会身份、自我意识和观念等。朱朱的身份复杂，首先，她的社会身份难以确定，她由丹桂所生所养，但是不是崇祯早年与丹桂所孕，无法证明，仅凭丹桂自己的叙述或一点微不足道的信物，无法证实朱朱就是作为妓女的丹桂与崇祯一次交媾而怀上的；其次，朱朱是不是真正的叙述者，也无以证明，因为朱朱这个人存不存在，也不能证明，更不用说其叙述了，她完全可能是计六七杜撰的一个人物，另外，即便朱朱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其叙述也未必就信得过，她已是一个瞎眼老妇，叙述什么和如何叙述，都掌握在计六七的手中。然而，不管朱朱和计六七存不存在，手稿的叙述者是存在的，其观念通过朱朱得以表达，从这种意义上说，其就是朱朱。朱朱不可信的身份，表达了可靠的叙述——历史是历史观的产物，所有的历史材料，只有在统一的历史观中，才能借叙述成为历史。叙述中，朱朱有意避开了历史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而是拉家常般道出天启受客奶奶控制、魏忠贤借客氏掌权、崇祯杀魏忠贤等重大历史事件，又如讲述人际纠纷般展示李自成攻打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迎清兵入关等历史斗争和变故过程，并且把崇祯、李自成、陈圆圆、吴三桂等人从历史的画卷中拉到了地面，使其成为有血有肉的“活人”，因而显得更加可信而有说服力。朱朱的暧昧身份以及她的这种叙述，完全与隐含作者的目的一致，隐含作者借她的身份和叙述，完成了对历史的解构与重构的双重任务。

宇文长安的叙述，说明历史的材料在没有被言说前，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是叙述赋予了其意义，其在叙述中变成了历史的本体。他的叙述真诚、感性，充满恳请，然而他对于手稿历史的叙述是不可信的。通过他的叙述，我们知道了手稿已不再是原来的手稿，而是对原来的手稿不断误读、改写和重构的结果。宇文长安明知这一切，却依然执着于对手稿的重构，自己力有不及，还请求小说家何大草帮忙完成，希望从无限纷杂的材料中叙述出历史，宇文长安的叙述，正好对历史如何形成作了很好的注释，而这也正是隐含作者的目的所在。因此宇文长安及其叙述，也与隐含作者价值立场完全一致。

小说家何大草花费十二年完成了对手稿的重构，然而却并不是还原了手稿，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整理出了与手稿内容相关的故事，既有朱朱讲述的故事，也有带刀素王的故事，还有二十七个逃亡者的故事。从内容上看，带刀素王的故事与逃亡者的故事，或与朱朱的讲述有关，但却不是朱朱讲述的，三个故事都由何大草从手稿中整理而出，原手稿出自一人之口，而三个故事叙述者却不相同，这说明了两点，一是手稿作为材料并不具有十足的可信性，二是面对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叙述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小说家何大草的不可信叙述，隐喻了所有历史生成的本质：历史都是修辞性表达的产物，即便最严谨的历史，也是在无数的选择、删除和重组中形成的；每一个历史叙述者，首先要做的便是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和重组，然后再对所选的材料进行言说，这样材料就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叙述。这也正是隐含作者借何大草想要表达的自己的观点，因此小说家何大草与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也是完全一致的。朱朱、宇文长安和何大草，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实现了隐含作者的目的，他们都是隐含作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隐含作者所掌控的叙述框架中的一种功能。

从叙述者到人物再到隐含作者，《盲春秋》在朱朱、宇文长安和何大草的共同讲述下告诉我们：历史的尽头不在历史事实，事实一经发生，便一去不复返，历史无法重现已成过去的事实；历史的尽头也不在历史材料，历史材料无限丰富，能被我们掌握的，只有极不可靠的少许部分，即便这少许部分，也无限丰富复杂，面向四面八方敞开，而我们却永远只能从一个方面进入，因而永远无法把握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尽头在叙述，每一种对历史材料的叙述都会构建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因此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

［1］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0.

［2］何大草.盲春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The End of History Is in Narrating——Symbolic Narrative Analysis ofThe Blind Age

TANG Min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Movie Literature，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Chengdu，Sichuan，610021）

The Blind Age is independent and out of the writer's control when it finished.The writer controls it by means of creating an implied author to express his intention.The implied author cannot appear in The Blind Age directly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history is reflected by the narrator and the characters.History can not restore past facts and it is only the spee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always confused and have unlimited narrative possibilities and each kind of narration will build a new history.History exists in the narrative.

The Blind Age；symbolic narratology；history

I 206.7

A

1007-6883（2016）04-0050-06

责任编辑黄部兵

2016-03-06

四川音乐学院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Y2015106）。

唐敏（1976—），男，四川成都人，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