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文化心理转型和异变的群像描画
——对徐东新近四部中篇小说的解读

周　航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文化心理转型和异变的群像描画
——对徐东新近四部中篇小说的解读

周航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408100)

〔摘要〕徐东是最近几年文坛冒现出来的一个较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往往以城市里的漂泊人生为主题，着力表现中国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文化心理的转型和异变，为当代社会发展的过程留下了清晰的精神轨迹，丰富了一向较为疲弱的城市叙事。文章以他新近发表的四个中篇为解读对象，整体上围绕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以及城市文明对人性的异化来展开阐述。

〔关键词〕徐东；中篇小说；城市化进程；农民文化心理；转型和异变

徐东近期的小说，其内容多关注当下城市漂白和打工的现实生活，尤为重视挖掘城市文明对传统和人性的扭曲及其变异的深刻内涵。他新近发表的四个中篇：《新生活》《洗脚》《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消失》， 都无不是对这一内涵的形象化阐释。徐东是个理想化的写作者，他希望通过书写城市生活中的美丑善恶，来揭示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城市文明给人心灵带来的无形重压和伤害。本文通过对这四个中篇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内涵进行分析，来探索中国现代化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文化心理转型和异变的症候。

一、进入城市的“他们”：爱情和婚姻的云雾

徐东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男主人公形象。他们大多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后经过一番拼搏而成为中产阶级的特殊的一群，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物欲横流影响并改变了原本朴实甚至是充满理想的他们。作者惯以男性视角从侧面来剖析这些平凡人物的情感生活，爱情抑或婚姻在经过时间冲刷而变得再无新鲜感时，男人们会会做出如何的反应？他们在坚守和诱惑的双重考验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或无奈的妥协。这其中寄寓着当代性十分强烈的人性变异和十分隐秘的一个心理过程。

(一)变质的爱情

《新生活》里的李明亮是一个真实而敢于追求自我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是绝对不会被传统道德所接受的人物。他做报社编辑工作，收入不高，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小青。最初炽热的爱情被时间冲刷得不再强烈之后，他“想和小青分开，想再找一个能带给他激情的女孩”。于是他借口要去北京“发展事业”而离开西安，从而摆脱了小青。到北京后第二天他就进聊天室美其名曰地想和陌生人交流想法，其实是想勾搭女人。李明亮善于伪装，一边欺骗小青，把对她的爱说得深谋远虑，同时也欺骗自己，为背弃爱情寻找合理借口。最后，经历了四个不同女人之后的李明亮无法面对内心的矛盾和扭曲，终以自残的方式收心。变质的爱最终导致李明亮心灵的异变。

《消失》里的孙勇宣扬自我欲求，主动把自己肮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赤裸裸地呈现出人性虚伪的真实。孙勇从未有过固定的女朋友，但他内心却又渴望爱情。他认为只有“有钱的男人可以让女人围着团团转，有钱可以让一切变得更艺术”，这成为他进入城市后的人生信条。孙勇在父亲死后分得两百万遗产，这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他找到之前一直让他念念不忘的演员小江，出资三十万帮她拍电影，买钻戒向她求婚。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两百万越来越少，小江慢慢暴露本性，最后竟然威胁孙勇向他要“分手费”，这是导致孙勇“消失”(死)的直接原因。消失的又何止是爱情呢？孙勇的“消失”无疑是对城市物质化和人性变异的一种最为惨烈的诠释。

(二)束缚中的挣扎

钱锺书在《围城》里有一句名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婚姻就是一座城，围住了男人也困住了女人。深圳也是一座城，它改变了男人，也改变了女人。时代裹挟着那些身处其中的男男女女滚滚向前，只是他们的心灵再也无法回到农村淳朴的原初之地，面临和经受的只有挣扎与无奈罢了。

《洗脚》里的胡英山高考落榜本想复读，可大队支书的女儿张素青看上了胡英山，央求父亲前去提亲，于是他的梦想被农村父母的包办婚姻打碎了。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胡英山婚后即外出打工，很快事业小有成就，不过他每年才回一次家，中途会按时寄少许钱回家，算是尽一个丈夫的责任。胡英山曾向妻子提过离婚，但作为农村传统女人的妻子无法接受离婚并一度寻求自杀。这让胡英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养情人也就成为他心理的一种平衡。不过，随着儿子的突然离世，夫妻关系迅即瓦解崩溃。令人吃惊的是，提出离婚的竟然是妻子，这是小说中人心的一道闪电，让胡英山不得不接受挥之不去的自责、灵魂的忏悔和人生的煎熬。

时间是个神奇的魔方，变化多端。十五年前的赵涌是个精明能干、体型偏瘦的人，而十五年后过度推崇男女之欢的他体型越来越富态，眼神也不再清明，变得越发浑浊。这难道仅仅是体型的变化而不是人心的扭曲？在追求男女刺激的过程中，或许使他暂时忘记外界的一切烦恼，仅此而已。他是一个能够真诚面对欲望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被现实琐事缠住了脚步的人物。赵涌和妻子孙慧是高中同学，青涩、纯真初恋的美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从热烈趋于平淡，逐渐被婚姻的日常琐碎所替代。经济条件不错的他们各自过着自由轻松的日子，这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另一类人生的写照。赵涌其实也想过和妻子离婚，但是因担忧离婚会对妻子和双方家庭造成伤害而作罢。在赵涌看来，和妻子的婚姻关系除了之前爱的因素之外，每个男人还得履行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契约关系。这是对现实的一种清醒的认识，惟其过于“现实”，才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又陷入一种看似平静，却实以一种超乎伦常的行为来麻木自己。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种无奈的挣扎。

作者还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善于自我反思且有一定自控能力的人物形象。《洗脚》中的叶代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曾经深深地爱着妻子，并育有一儿一女，而且生活日渐富裕，在别人看来，这就是一个美满的家庭。然而，叶代这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却深得年轻貌美的小姑娘们的喜爱。这使得叶代日渐空虚的精神似乎找到了某种寄托。悖论的是，有家不想回的这个男人却在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婚姻于他而言并非围城，他有相当的自由度；但生活对他来说却升起了另一股无形的压力，追逐财富和女色之余又让叶代感到生活缺乏追求而没有价值。如此对现实生活的自我反思，明显带有不满足的意味，这无疑又形成了某种生命存在缺习感极强的精神挤压状态。《洗脚》里的其他主人公是不能做到这点的，这个人物的存在，使小说具有了多层面的精神映射，同时也就达到了某种杂语性的复调效果。

(三)挣脱后的得与失

在徐东的这几个中篇中，爱情和婚姻仿佛就是一个个永无休止的轮回，同时又是一个个不断循环错位的起点和终点。当男主人公在某个新接触的女人面前感受到爱情之后，时间会证明，这段感情又会像上一段一样流于平淡，直至黯然结束。每个人都会在挣脱中得到而又失去，这似乎成为徐东小说中的某种现实悖论和情感炼狱。挣脱后的主人公，他们无一不同时品尝到得与失的甘苦，除了有些不为现世道德所接受之外，其中所付出的代价却未免太大了。

李明亮打定主意要离开小青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莫名的挣脱心理。(这与想挣脱农村和融入城市有着高度的寓意暗合之处。)这种挣脱心理最终形成某种恶性循环，致使李明亮先后经历顺子、安佳、王芳和小红四个不同身份和性格的女人。李明亮的精神世界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着滑落和变异。在经历第一个并不喜欢的女人顺子之后，李明亮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他自己都不熟悉的人。第二个女人安佳，是一个有钱又漂亮的女人，这深深刺激了李明亮，他感到了自己的卑微。然而，相对被动的李明亮突然爆发某种征服欲，这种征服欲在安佳拒绝床第之欢时遭到重创。这种打击是巨大的，自此李明亮觉得爱情是不可靠的东西，也不再相信爱情。在他看来，金钱的重要远远胜于对纯粹爱情和理想的追求。这种爱情观的转变，导致李明亮把爱情、性、金钱三者搅和在一起，他自己也变成一个“怪兽”。李明亮这场寻找自我的旅途最终以进拘留所收场。不过，他认为自己应该从小红的做法中受到教育，于是他选择了以自残的方式来提醒自己该收心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明亮确实在这场“旅行”中收获了经历和自由，但也失去了对爱情的某种尊重和责任。在纯粹的精神层面上，他从此再也回不去了，将来他要面临的沧桑和“轮回”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勇是个活得很真实的人，当初他并不是没有理想和追求，但他在城市生活中逐渐明白了金钱和欲望的“真理”，所以他因此而活得过于现实和明白。他的理想从写作到模特，再到演员，一步一步地变得更重视权利与金钱，但无论哪种，都与女人脱不开干系，与欲望紧紧相连。同时他也想成就一番事业，只是最终止步于现实。作者借孙勇之口说出了都市人的精神窘境和矛盾心态：“我落魄，堕落，喜欢说大话，甚至自私，目空一切，但我至少活得比你真实”(《消失》)。孙勇这个把金钱和女人看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人，最终的命运却与金钱、女人紧密相连。他因为有了钱而得到了小江，得到小江就意味着他得到了爱，正因为爱她，才无法接受小江的虚荣和虚假，最终的结局可以说是小江因为钱而逼死了孙勇。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突如其来和急转直下，连读者都始料未及。孙勇竟然是用死亡来结束了他真实又短暂的一生，代价可谓无比巨大。其中的叙事效果和对人性的剖析是十分深刻的，而这些又都与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漂泊一族的心理和文化变异密切相关。

二、物质化的都市：灵与肉的博弈

徐东小说中的几乎所有男主人公的心灵与肉体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博弈，其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大概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进入城市后的宿命。如此情形其实在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德莱塞等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早就有所体现，只是当我们读徐东的小说时，这种感觉尤为真切，离我们更为贴近。徐东的小说无疑丰富了我们当今的城市书写经验，同时也画出了一道难能可贵的时代精神轨迹。

他四个中篇里的男主人公几乎都有过崇高的理想，当初他们都满怀激情甚至饱含人性的光辉，只是他们进入城市后很快就被物质化、欲望化了。他们都是“成功”的都市群体形象，而不是底层的血泪书写。惟其如此，这类叙事才会超越司空见惯的底层书写，笔触才能更为深入地去勘探人性的隐秘世界，直打文化和心理层面。

(一)欲望和伦理的冲突

“欲望”意为“想得到某种东西或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伦理”简而言之就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二者在常规意识里难以兼容，有时甚至是矛盾冲突的。在徐东的四个中篇中，男主人公们的欲望和伦理纠缠不清，通过看似不经意却又很深刻地把一些平凡的生活事件抛给了读者。其实作者的文字并不露骨，并不像很多当代小说把欲望描写得过于直白和尖锐。其小说故事情节并不故意复杂化，很多时候都是用最浅白语言来讲平凡人的故事，然而流淌其中的情感和意蕴却能打动人心，而且潜藏着对社会现实、传统文化道德以及自我的反思。

《洗脚》里的男主人公都有家庭、事业有成，然而他们越来越空虚和彷徨。工作疲于应酬，婚姻得过且过，混迹于车水马龙的都市，精神的空虚、道德感的缺失成为他们身上普遍的表征。这些生活现象融入都市的叙事空间中，加上小说主人公灵与肉的冲突也就成为通向另一个微观世界的路径，从而形成都市生活多元存在的一部分。比如赵涌认为有悖伦常的男女之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不认为那是一种堕落与道德败坏，同时他又不肯与从大学开始就在一起后来成为妻子的女人离婚。他一边维系着和妻子的关系，一边又享受着和不同女人的交欢，似乎只有和各种对他来说充满新鲜感的女人品尝性爱，才能让他觉得生活并非那么无聊。男主人公们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改变，这让他们对婚姻或者爱情已不再抱有责任和尊重。虽然他们渴望爱，但这种渴望已渐变肉体的狂欢。其实，变化的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改变了。比如女人对婚姻感觉的淡化表现为对男人的不加管束，除此以外，女人也能常年沉醉于游戏玩乐之中而麻木度日。

现实和精神矛盾的写实性叙事，似乎并不能满足作者对时代精神轨迹琢刻上的深度追求。于是，《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作者虚构了一个在远方挨着他的女子——“瓷”。他们渴望渗透彼此灵魂的爱，渴望毫无瑕疵像山间清水一样纯净的爱。但他们总是无法遇见，“我”从来都没遇到过“瓷”，作者似乎想为现实中欲望和伦理的冲突开出一剂药方。那个虚无缥缈的女人仿佛暗示了这世间没有人能得到那般纯洁的爱，或者说这世间的爱都已被染上不纯洁的气息而无法净化。尽管如此，虚幻之中相信爱情的双方却依然寻找着彼此，为读者也为作者自己描下了一道可望不可及的彩虹。

作者清醒地意识到，欲望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与血同在，挥之不去。伦理道德是社会产生之后出现的产物，是否符合其标准是大多数人予以认同的约定，这种约定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流动而改变。作者和读者似乎同时在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进行着对话，其核心内容都会指向当今社会还远远不能达到多元化的并存，有些行为离我们的理解和接受还太遥远。

(二)金钱和情感的纠缠

物质化的都市使金钱成为人与人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情感大多时候成为生活中的点缀或调味品。徐东小说中的“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不再纯粹向上(而他们大多数是一定意义上的文化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又是农民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原初精神在日渐枯萎的同时，又各自产生了对物质和情感追求以及对其他事物的新的看法和理解。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和思维日益蔓延，理想、爱情、金钱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而且往往搅到一起，纠缠不清。

孙勇是个满口不离金钱和女人的人物。当初他没有金钱时却怀抱极其强烈的情感追求和事业心，但小说笔锋陡转，孙勇“幸运”地分得了父亲两百万的遗产。然而，金钱和情感之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纠缠。小江并不是一个本分的女人，她渴望金钱带给她快乐与虚荣，此时“富有”的孙勇一厢情愿的爱并不能换来小江的感动，有的只是利用和虚伪。这种用金钱来维系的爱情，最终会随着金钱的流逝而暴露出本来的面目。

《新生活》里的李明亮可以说是可怜又可悲的，他把金钱和情感变成了一种利益关系。他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也变相出卖肉体以获得金钱。他通过和顺子不能见光的肉体关系挣到了三万块钱。顺子本是一个李明亮认为不会爱上的女人，但是当他发现顺子可以带给他金钱时，他似乎又觉得爱上了顺子。李明亮这种真真假假的感情得到了顺子的回报，她把公司利益转送给李明亮。后来李明亮感觉到顺子不再愿意帮他时，他却想通过另一种方式以求得与顺子关系的延续。“那天晚上，李明亮很投入也很卖力，好像他在顺子身上挥汗如雨的同时也在撒下可以收获金子的种子”。这种以性开始的关系，本来就不牢靠，后来融入金钱利益纠葛，则更是摇摇欲坠。

作者在金钱的认识上，在《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里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当人们习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时，男主人公的朋友胡博首先发表了“一分钱”的演讲以支持男主人公的“乞讨”行为。这被认为是一种行为艺术，一个“疯癫”作家做出的出格行为。但不可否认，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金钱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并且人们对于金钱的理解也日益扭曲，以至于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和金钱扯上关系。小说在虚虚实实之间，明明暗暗地告诉了读者一些东西。

不过，把金钱和情感强扭到一起，这或许是最让作者心痛，也是最令世人警醒的。

(三)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英国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主人公一方面无法割舍身边的“六便士”，一方面又执着地追求虚无缥缈的“月亮”，小说揭示了逃避现实的主题，其中的寓意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徐东的四个中篇用十分朴实的文字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个城市生活的场景，透视了进入城市后的年轻人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无力感和挫败感。现实的残酷让人面临各种选择的无奈，充满了生存中人作为矛盾体的切肤之痛。这其实凸显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融入对人性矛盾的思考和对人生内涵的探索。

《洗脚》里有个灵魂性的人物老邹。老邹和胡英山、赵涌、叶代、李江河等人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异类，他怀抱以自己的艺术理想来拯救人类精神危机的宏愿。老邹的纯粹是在与胡英山等人的世俗比较之下显现出来的。相较于胡英山他们的物质化、欲望化和自我迷失，老邹虽然有些偏执和迂腐，但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老邹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电影梦。可是老邹的“理想”与胡英山他们的“现实”距离太远了，老邹的理想最终因胡英山、赵涌等人在和女人纠缠不清舍财免灾之下而破灭。与其说这是对老邹不合时宜的理想破灭的辛辣讽刺，还不如说成是对现实腐烂沉坠的哀叹。

老邹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实在四个中篇里，每个主人公都曾经是热情而充满追求的，都怀揣理想走入城市。可叹的是，他们的理想还没来得及去实现就已经被“祛魅”了。尽管有人还在执着地为理想奋斗(比如老邹)，与现实抗争，可多数人已经向现实妥协，把曾经的理想踩在脚下。比如说赵涌在二十三岁时怀着当画家的梦想来到深圳，但是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去做推销员，后来又不得不进了工厂，理想在生存面前竟然那么的不堪一击。之后赵涌一直没有画过画，即使画过两幅素描，也是为了讨好和他上床的女孩子。理想或许是天上腾飞的翅膀，而现实永远在地上，这种距离感在徐东笔下是难以弥合和驱除的。

在此又不得不提到《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里的“乞讨”行为。这种乞讨，并非因为“我”走投无路而去乞讨，而是代替“我们”的乞讨，其中侧重于精神上的唤醒和警示。很明显，作者意识到了城市文明给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所带来的精神困境。“一分钱”的乞讨暗示了对物质和金钱的某种鄙视，乞讨本身也包含着精神拯救意义上的施予。这种“行为艺术”意在唤醒人心，意在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吊诡的是，这种意识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某种理想，那无异于身临无处不在的都市文明冲击，而做出某种仪式意味浓烈的灵魂的挣扎。

三、灵魂的挣扎或希望：“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

《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是徐东小说中最见特色的一篇，是对都市人的精神生活挖掘最为深刻的一篇，是对当代中国城市文明对人性异化和扭曲的又一篇独特的“变形计”。这个中篇让读者在颇具魔幻和变形性质的文字之中，难以分清徐东本人和小说中的“我”，或许二者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

(一)带着梦想与自由的写作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可从多方面来溯源。从最初喜爱看画册到初中时期喜欢看武侠和言情小说，徐东很少接触严肃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十八岁徐东西藏从军，从此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尤其爱读博尔赫斯、尤瑟纳尔的作品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对他近年来的创作影响很大。

从西藏军旅生涯到后来的都市闯荡，经过时间和思想的沉淀积累之后，他的创作逐渐洞开心灵的广阔空间，题材和主题也不断拓新。徐东离开西藏十年之后才开始写作。十年的磨砺，让他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都市生活经验，另一方面西藏的纯净又与之形成一种比较，这使得徐东对文学理想、写作动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使他明白内心的强大更需要一个像西藏那样纯洁和自由的空间。徐东从“北漂”到“南漂”，深圳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呈现的精神状态深深吸引着作为作家的徐东。深圳就是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符号，文学最能形象化地描画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代人、尤其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一代人的精神轨迹。在这方面，徐东往往揭示了很多人不愿正视的内心世界。

在西藏，徐东尤其喜欢读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徐东认同漂泊，渴望自由，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双翼。一路上的追逐和漂泊，他一直在尝试性地表现现代人对爱的困惑，对爱和性以及物质之间关系的探求，其中充满了对人类自身欲望的剖解，也带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焦灼感。徐东把人与人之间情感纠葛的难解难分刻画得细致入微，爱和欲渗透于自我的矛盾体之中而显得无比缠绵悱恻。当然，这些和徐东的个人气质、他的漂泊经历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外因都分不开。

(二)虚实相间却指向存在和反思的写作

人是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读徐东的小说，让读者在品味小说主人公多彩而复杂人生的同时，也能对自我、整个社会和人生进行存在本体意义上的反思。

徐东这几个中篇，有实有虚，虚实并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或明或显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和不堪，尤其是农村人进入城市后的人格蜕变，然而却没有多少人能正视和作出深刻的剖析。自从波德莱尔“恶之花”盛开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完成，作家主体就从来没有放弃过揭示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使人变异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徐东也是一个致力于揭示人性变异，尤其是中国转型时期人性变异的作家。

从故乡到西藏，从西藏到西安、北京，再从北京到深圳，徐东经历了这个时代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人生，也经历了这个时代很多人未曾经历过的人生。我们透过他小说中对都市人性的真实描写，会发现徐东正在力所能及地解剖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都市人生的精神怪胎。他四个中篇所塑造的男主人公们，有的背弃了爱情，张扬了自我欲求，有的违背了传统道德，在都市中沉沦和迷失。在手法上，徐东在讲述那些故事时，语言未曾雕琢，情节也不刻意求新，整体上虽不大胆表露却把矛盾纠葛写得细致入微。很通俗地讲，徐东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在真实感受整个社会因为时代转型而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进步”对人心发生的侵蚀和对人性造成的扭曲。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所以他不需要在故事本身上故作姿态、吸人眼球。在这个意义上讲，徐东的小说在见证中国社会和城市的变迁以及人类精神蜕变的两个层面上，都是极具认识价值的文本。

不过，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揭露只是一方面，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以灵魂救世主的身份出现，他没有对小说中的任何人物都持一味否定的态度，而是有意无意地强调在这个社会中多元人生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徐东在塑造李明亮这个人物的时候，通过李明亮朋友之口批评了他；但是这种批评，是无法让李明亮的人生观再次发生改变的。如此情形，既体现了徐东在小说创作中的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也暗示了在现实面前他的无力感和包容心。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有过类似都市人生的经历，徐东通过创作意识中存在的整体上的“复沓”书写，细致地表现了都市人真实的内心世界。

(三)形而上的文本实验和精神诉求

《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是最具异质性的，也是他诸多作品中最具文学品质的一篇。当然这不仅是他的一次文本实验，更是他选择了一种最适合表达他内心矛盾，对现实的反思和对当下人性变异的思考的方式。

与其说这个中篇最具总结性，还不如说它离作者心灵最近。“颜色是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的信仰。”读者可以把“颜色”理解为照亮我们生命的那一束光，也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是我们内心纯洁的空间，是信仰，是自我审视的镜子，是一切的可能。在塑造李明亮、孙勇、胡英山这些人物，描述他们背叛传统道德、正视真实欲望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去一味地否定或者批判？一般的做法是，作者借主人公朋友之口批判他们，或者塑造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来进行对比，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道德价值的评判。不可否认，婚外情、一夜情、网恋等等这些有悖伦常的行为是不符合传统道德的，但是存在的普遍性会让人产生幻觉，存在即合理也常常成为人们某种行为的理由。作者对社会诸多不正常但在现实中又司空见惯的现象持何种态度？这成为他执笔前的一个难题。简单的评判，必然落入窠臼而毫无新意，同时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然而，一个作家的精神高度，除了文字性的追求之外，还必须对社会现实之下的责任有所担当。于是，作者只好以一种虚化甚至是荒诞的手法，以一种朦胧的语言和可供多元选择的观念，始终闪烁游离于字里行间。最终，在这个风格独特的中篇里，徐东实现了文学性和对社会与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责任担当的合二为一。

徐东近期的小说创作，通过平易的文字将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物欲横流世俗化到普通人身上，以及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匮乏和生命沉沦，并将这些与触目惊心的现实形象地结合到一起，给人一种理性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审美观照。尽管徐东的小说故事相对单一，没有宏大叙事的野心，结构也有让人产生浅尝辄止的不尽兴感，然而整体上却能给人以切肤之痛。徐东始终在写“人”，写“人”的精神，写“人”的变异，写“人”的复杂性。 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里说：“人就像河流：每条河里的水都一样；但每条何都会这里狭窄，那里更湍急，这里缓慢，那里更宽阔，有时清澈，有时浑浊，有时寒冷，有时温暖。人也一样。每个

人生来就具有每一个人类品质的萌芽；有时候显现出一种品质，有时候是另一种，而他则常常变得不像自己，但同时却仍然始终是同一个人。” 徐东塑造的人物就是这样，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就像“变色龙”一样。李明亮仍是李明亮，孙勇也依旧是孙勇，只是当来自农村的他们身处城市时，他们则变得不像自己了，一种新的“品质”也就萌生了出来。当然，我们更愿意把主人公的这种情形说成是现代都市对人性的扭曲和变异。

注释：

① 《新生活》载《长江文艺》2013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13年第12期选载；《洗脚》载《中国作家》2014年第2期；《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载(《大家》2014年第2期；《消失》载《山花》2014年第3期。

②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林森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版，第254页。

(责任编辑：胡光波)

doi:10.3969/j.issn.1009-4733.2016.02.00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4733(2016)02- 0017- 06

[作者简介]周航，文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5—12—01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进城农民文化转型研究——以“打工文学”为切入点》(2013YBWX083)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