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到“私”：中国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之变迁
——以《李双双小传》《人到中年》与《杜拉拉升职记》为中心

刘　芳

(1.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2.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 芒市 678400)



从“公”到“私”：中国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之变迁
——以《李双双小传》《人到中年》与《杜拉拉升职记》为中心

刘芳1,2

(1.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2.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 芒市 678400)

摘要：在李准《李双双小传》、谌容《人到中年》与李可《杜拉拉升职记》三部作品中，李双双、陆文婷、杜拉拉三位女性处在时代社会中心，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她们都无一例外地拼命工作着。在今天看来，她们的命运与性格是社会的缩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女性之命运变迁与写照。论文尝试从社会时代背景、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女性解放的历程等角度来理解以她们为代表的当代文学女性形象内涵。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人到中年》；《杜拉拉升职记》；女性形象；时代变迁

女性解放是中国文学中持久反映的重要主题，从《诗经》的“关关雎鸠”、汉乐府《陌上桑》、《孔雀东兰飞》、《花木兰》，到《牡丹亭》《西厢记》及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及现当代文学作品均有广泛的触及。单就女作家所写的小说来看，从清朝中叶“三大弹词”女扮男装到“五四”及现当代女作家作品，数量颇丰。更值得注意的是，提出“男女共顶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解放区与新中国，对女性的解放做出了更加卓越的贡献(当然也免不了产生一些副作用)。本文以李准《李双双小传》、谌容《人到中年》与李可《杜拉拉升职记》等当代不同时期影响较大的三部小说为中心，讨论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代表的中国当代社会三代女性形象的时代内涵及启示。

在这三部作品中，李双双、陆文婷、杜拉拉三位女性都处在时代社会中心，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她们都无一例地拼命工作着。在今天看来，她们的命运与性格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女性之命运变迁与写照。我们尝试从社会时代背景、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女性解放的历程等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三个女性形象所处的三个时代

建国以来，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女性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在发展巨变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中，这些女性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社会风貌，同时又被反映在文学和影视剧中。

(一) 计划经济与农业的付出：李双双及其生活的社会背景

晚清以降，中国经历了巨大的阵痛与变革，中华民国尽管基本树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壳，但其内部依然“一盘散沙”，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两党分分合合……在复杂的政治与贫弱的经济基础上，打下江山的共产党不得不依靠粗放型增长，依靠对劳动力的增加来积累国有资本；同时，充分利用农业大国的基础优势，大幅压抑和“计划”全国人民的消费比例，将农业剩余价值投放到工业、国防、科技、经济建设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困扰及束缚着自唐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两大瓶颈：财政货币问题与基层组织建设问题。*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13—214页。

因此，农民与土地几乎是二战后中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它以其微薄的资源支撑了中国的保卫与建设。这与欧洲因战争破坏农业，工商业反哺农业相反，中国是农业剩余价值完全投到工业，全民消费被计划和控制。中国农业处于低水平循环，所以需要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规模化经营，以农业剩余发展工商业，工商业再吸纳全民就业。“高度平衡陷阱”不是中国落后、无公共积累和创新革命的原因，而是缺乏组织能力，新中国的收入低但照样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使劳动者素质与觉悟得到极大提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09—250页。《人到中年》中女性的觉悟发生摇摆，而杜拉拉等其他职场小说中的女性(如伍瑜《我要的自由》中苏筱雨和林紫欣)拒绝违法违规干活，因为有公司严格的监控，但更重要的是避免坐牢以维持自身自由就业的权力。今天食品安全不断爆出问题也显示收入较高的劳动者或工商业主觉悟反倒降低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疏于监控)。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积的极性被空前鼓动起来，但激进与冒进主义也开始泛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过于冒进，尤其以前者最为典型。

李双双这一人物形象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准:《李双双小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个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勤劳的“革命妇女”何以能够大公无私、不计报酬地全心全意为集体劳动，不断同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坚决斗争，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动力及崇高精神。另外，当时的各种宣传画以及人民币上的人物设置也体现出农民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而是工农联盟中工人阶级这个“先锋队”要重点团结的对象。

此外，还有书写工人的作品《千万不要忘记》，歌颂士兵的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及歌颂先进农民的小说《创业史》等，这些“十七年文学”经典虽是以男性形象为主角，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工农兵群众如何极度压抑自身的需求以建设新中国，将集体利益无可辩驳地置于人生的最高点。

李双双、丁少纯、梁宝生等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必须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主体，他们的奉献也是当代中国建设的必需基石，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基础。没有他们，国家经济及基层组织能力将会下降并重回明清时期。以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发展，偿还外债，是当时迫不得已的作法，这也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提出工业要反哺农业的原因。

(二)市场经济的开端与知识分子的处境：陆文婷及其生活背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以“改革”和“开放”为两翼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和社会的重心发生改变，政策、社会风尚、价值追求也跟着转型，这也文学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处于这一转型时期的工、农、兵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改变与实际物质生活的变化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知识分子从“文革”期间被打击和被改造的“臭老九”阶层重新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尊重得到强化。同时，有能力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工作条件与环境进行最大幅度调整的也只能是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农民只能以种地为生并继而越来越多地外出务工，工人只能回到工厂上班继而大批下岗)：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参加高考或提干等重新进入社会上层，还可以选择出国、移民等获取更多的资源。当然，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情结的延伸、历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及忧国忧民传统也依然在他们身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以文学创作为例，王蒙的小说富含反思与辩诘，张贤亮的小说表现了自我欲望扩张但又向集体价值观靠拢。与之相适应，评论界对“大我”与“小我”的提法及对文学失去崇高追求的担忧等等，都展现了当时人们对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不安与思考。*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1945-1999》，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陆文婷这一人物就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谌容写于1979年11月的《人到中年》及198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以知识分子为讲述对象，他们既有大“我”的担当与胸怀，又有小“我”的困苦与艰难，日常生活的烦恼有机融入文本与现实，知识分子被作为沟通国家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桥梁，兼而写之。而与陆文婷及其丈夫坚守国内工作岗位相对照的，是陆文婷的同事姜亚芬及其丈夫，他们一家怀着欲留还拒的矛盾心情移民国外，在临登机前仍不断表示还要回国效劳。

小说和电影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焦灼与不安，因此陆文婷这一形象的塑造随即获得较大的反响，《人到中年——从小说到电影》一书即收录了当时的数篇讨论文章。*谌容等：《人到中年——从小说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

(三)新世纪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推进与白领的生存奋斗：杜拉拉及其生活背景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国企工人下岗并被全面推向市场，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大量涌现，用人单位与求职者的双向选择代替了上世纪80年初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就业政策，全球人口流动加剧，全球分工更加细致，全球化资源配置达到空前的程度，网络、通讯、交通快速扩张和普及，农民工、股民、房奴、白领等阶层迅速壮大，贫富差距加大、仇富仇商情绪蔓延，网络扮演了反腐、监督与聚集各阶层力量的便利工具……同时，政府不再承担某些具体的社会统筹、宏观调控与计划经济“看得见的手”等功能，使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迅速加剧。比如将社会保障大量推向市场，使在体制外的民众不得不自己建造自我保障的围墙，独立面对市场经济的风险甚至政策转型的代价。而今天正在激烈争论的延迟退休计划、养老保险金双轨制以及改革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都彰显了社会转型和政府决策对体制内外的民众均有深远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个体利益的维护显得极为正当，因为个体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足并寻求发展，就必须动用一切资源，为前途铺路，为潜在的风险设防或埋单。尽管维护国家利益仍旧无可辩驳，当地震等灾难事件发生时人们依然毫不犹豫地放下个人利益而主动参与救灾，网上越来越多的人自发捐助贫困失学儿童……不过我们也许可以说，正是个体在自我奋斗的艰辛中切身感受到处于灾难或困境中的他者之辛酸，发生情感的共鸣，继而伸出了援助的双手。

李可《杜拉拉升职记》写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李可:《杜拉拉升职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徐静蕾改编为同名电影。杜拉拉这一形象就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一线大都市，是个体小“我”的充分展示：作为新世纪职场女白领，她必须努力抓住每一次晋职晋升的机会方能在外企生存，又要避免性骚扰和爱情的暴露。她将进入富人阶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奋斗过程中不断进行维护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平衡与博弈。

同样反映都市女白领这类人物的艰难奋斗在诸多职场小说中也有相似的体现，如伍瑜《我要的自由》中的苏筱雨和林紫欣。*张颐武主编:《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官场与职场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二、对三位女性形象的多角度透视

以上世纪60年代的李双双、80年代的陆文婷、新世纪的杜拉拉为代表的三代女性均受到社会发展进程的直接影响与冲击，其工作和生活的变迁及其思想观念无不与国家战略的改变息息相关。

(一) 从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变迁来考察

从国家和历史的角度看，作为时代的“主人翁”，小说《李双双小传》及电影《李双双》讲述的是大“我”，一个将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女性，一个不计任何回报、充分体现“主人翁”精神且实现了“男女共顶半边天”的当代女性李双双。

小说中的李双双创造性地办了大食堂、托儿所，主张女性和男性一样平等地参加劳动，将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增加社会劳动力。在下班后继续工作，互相鼓舞，延长劳动力的绝对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小说中，众人笑话李双双的丈夫喜旺总把李双双叫作“屋里的”、“我家那位做饭的”老支书也对他提出批评，这些可看作是解放妇女的环境驱动力。如前所述，新中国在建立初期，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教育及基础设施缺乏、国家财力贫乏等原因，不得不靠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及劳动力工作时间的延长来增加剩余价值，以便聚积起来投入到工业、国防、基础设施等现代化建设中去。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力军也是农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农民都具有最重要的作用，社会地位也极高。不过，共产党仍把领导阶级的地位让给工人阶级这一为数不多的群体，也许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外更有战略的考虑：无论农民作出多大贡献，它都是一个需要改造的阶级，而改造的任务就当然由共产党来承担。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后将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基于战略考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此一来，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境遇就比较相似。

同名小说和电影《人到中年》中陆文婷的纠结在当时就引起较大的反响。它讲述了知识分子的大“我”担当与小“我”困苦的矛盾与纠结，知识分子作为沟通国家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桥梁，其过渡性与沟通性正是本身作为社会中间层的反应。因为工人阶级是由党来领导的，知识分子刚刚从“文革”的底层翻身进入工人阶级，他们还不能真正成为领导阶级，只是觉悟比较高，能满足社会和国家需要。后来的知识及其精英阶层，不少成为政治传声筒，真正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能发出自我声音、推动科技发展、引领社会前进的人凤毛麟角，这种自我驱逐和历史贡献的边缘化正好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境遇与悲哀。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教育的大幅度发展已经普及化的话，那么引领社会进步的只能是其中的精英阶层，其他大部分知识分子只能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他们与普通的工人、农民阶级一样，并没有更多的特权和资源，于是，拼命工作以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就成了当下众多白领的现实际遇。

同名小说和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从个体层面对小“我”充分展示：杜拉拉作为当前普通的职场女白领，大学毕业，“姿色中上”，家境一般，“她没有背景，受过较好的教育，走正规路子，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代表了当前广大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境况：“大部分人是要谋生的，不但要谋生，而且希望谋得好。”*李可:《杜拉拉升职记·自序》，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作为当代白领职场生涯的教科书，作品特别符合众多读者的生活感知而不断发生影响力，再版、拍成电影、电视、舞台剧、继续撰写续集……*李可:《杜拉拉2华年似水·杜拉拉升职记大事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总的看来，代表三个时代的这三名女性中，李双双还在为男女平等、“共顶半边天”扫清障碍，陆文婷和杜拉拉早已在男女平等的环境下工作，且背负了比职场男性更多的责任与烦恼：陆文婷因无力做家务而愧疚，杜拉拉不能公开恋情且要防止性骚扰和性欺骗。李双双想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摆脱家务，她办公共食堂就是为了解放更多妇女，同时又提供公共事务岗位。陆文婷则被社会公共事务所累，因让丈夫分担家务的愧疚使她试图身兼传统与现代女性的双重角色。杜拉拉先要争取到公共角色才能生存，在她的生活中，专门从事传统妇女角色事务，如相夫教子，似乎是一种奢侈。也许，这就是当前拜金女、小三等现象产生的根源：既然独闯天下要遭受性别戕害、承担工作与家务多重痛苦，为什么不让多种角色功能合而为一呢？于是，她们将自身性别与做家务看作和工作同等重要的资源，只不过家务衍变成了“三陪”和多陪(陪游玩、陪性贿赂、陪工作、陪谈判……)等功能的整合。 李双双和陆文婷是国家树立的劳动榜样，杜拉拉则是民众自发效仿的打工榜样。《人到中年》结尾陆文婷的同事姜亚芬满怀犹疑地出国，特意在机场给陆文婷写信，“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等亚亚学有所长，等我们在医学上稍有成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谌容：《人到中年》，张忆编：《人到中年》，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79页。杜拉拉则是想努力进入外企中的世界500强，她已经无暇顾及那些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只要有收入、能在北京过上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也就基本满足了。清代女作家所写的三大“弹词”(《笔生花》《天雨花》《再生缘》)中女性追求与男性一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这里又退回到争取经济独立的根本原则上去了。*鲁迅认为女性解放的根本基础就是要具备经济的独立性，否则娜拉的出走只有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参见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

(二)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劳动保障政策的社会变迁角度考察

《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这一农民妇女所处的时代讲究阶级成分，农民是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在那个以合作化、“大跃进”为导向，反对和极力限制私有经济存在的时代，李双双这样的“主人翁”才会拼命且不计报酬地为集体工作，并与任何违背集体利益的“落后”人物(首先就是自己丈夫)和事物作斗争。她白天正常出工，晚上经常加班干活，甚至会干到天亮，具有超凡的“神”一样的精力。

这和生活于21世纪的人物形象杜拉拉完全相反，杜拉拉也拼命工作，但她是为了实现自我的利益，她计较得失，并将其放在重要的地位来衡量，不惜设陷阱清除下属和同事。杜拉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场女性典型，代表了当前众多就业人群。

如果我们将李双双看作大“我”，杜拉拉无疑就是典型的小“我”；前者为了集体利益拼命工作，后者为了自我利益顽强战斗，两者分别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女性公民价值观的体现。如果从这两种经济体制下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考察，李双双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目标就是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办全部费用，公民无须为当代社会的“五险一金”担忧，更无须买房，因此李双双为集体作贡献的同时也是为自己作贡献。杜拉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必须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负责，老年丧失劳动力后的生活来源与当前住房问题的现实压迫使她不得不为自我利益着想，“一切均为稻粱谋”。更重要的是，她必须为自己找工作，找到工作后连恋爱都要由公司规定，而李双双和陆文婷的工作是由社会和国家安排的。因此，在两种经济体制的转型中，李双双和杜拉拉正好分别处于大“我”与小“我”的两端。《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则介于二者之间，她既有对集体利益这一大“我”的承担和责任感，又有小“我”的日常艰难与委屈，是沟通国家与个体利益的桥梁。她处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刚得以恢复而尚未全部落实。当时的医院还是国家全部包办的“政事不分”的部门，职工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虽不富裕但也能解决温饱，工资低但不用买房，一切都论资排辈地按照国家政策享受待遇。此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的前奏，“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市场的导向使资源开始重新配置，资源、成就与利益正在挑战着很多人的承受底线。陆文婷的同事姜亚芬一家选择出国，但小说最后仍然不忘通过信件显示那一代知识分子爱国的大“我”担当。

如果从国家对基层的组织能力来考察，对杜拉拉等白领的组织能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市场经济正是以它那只“看不见的手”，以物质的欲望牢牢地将她们控制在手里，迫使她们像李双双和陆文婷那样拼命工作，她们的劳动所得通过税收等途径进入社会的公共积累。也正是由于政府对个体的组织形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此三位女性表现出来的工作干劲虽如出一辙，但价值取向却显得大相径庭。

(三) 心理学阐释的可能：超我、自我和本我

如果把国家看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把李双双、陆文婷和杜拉拉看成同一个人身上不同的思想与行为模式，那么，这三者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就可以用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和本我这组概念来对应分析，“国家”正好扮演了自我典范(即超我)的奥狄伯司情结心理能量来源。

超我保留了父亲的性格，同时奥狄帕司情结越是强大，它屈服于压抑就越快(在权威、宗教教育、学校教育和阅读的影响之下)，接着，超我支配自我会更严格——以良心的形式或可能以无意识罪恶感的形式。……超我这种统治权力的源泉带有强迫特点的专制命令形式。*[奥]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陈泽传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李双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超我(自我典范)，只有超我才能做到大公无私、才具有不停奋斗的体魄，这也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建设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否则，在如此千疮百孔的废墟上建立一个不同于他国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李双双以“主人翁”精神彰显出来超我本色：一切皆为集体，从而一切皆是为我，或者说为集体贡献就是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这和今天的杜拉拉也是一致的：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与幸福的未来。

从本能控制的观点来说，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可以说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力求是道德的；超我能成为超道德的，然后变得很残酷——如本我才能有的那种残酷。*[奥]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206-207页。

杜拉拉出于生存本能的奋斗代表了本我(“小我”)：一个远离民族国家理想只忙碌于为个人生存奋斗的当代白领。她对自我的残酷和李双双特别接近，超我(“大我”)对本我(“小我”)的防范与攻击也使得二者具有相似的残酷性，甚至会超过对自我的残酷。

杜拉拉所处的时代，计划经济早已远去，全球化市场经济全面展开，她必须全力以赴地生存下去，以保存和拓展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既然国家不再插手，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便处于“自生自灭”状态，那么，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是不可以言说并追逐的呢？成功才是硬道理，以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成功才是王道。因此，杜拉拉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本我形象：内心自私的“本我”被询唤出来，并成为追求自我成功的指南，而不像陆文婷那样欲说还羞、似姜亚芬那样欲留还拒。自我对本我的克制与超越在这里显得没有多少必要或太过矫情。而且，自我甚至潜藏着将自身暴露在无法生存、无法立足于社会的危险之中，对超我的追求也就因此显得无病呻吟和遥远。

但为什么杜拉拉和伍瑜的《我要的自由》中的苏筱雨和林紫欣等这些处于本我(“小我”)层次的奋斗者们也会谨慎地不触犯法律，能够理性地协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呢？因为本我会升华为自我。

本我的内容可以通过两条道路进入自我。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由自我典范带领的；自我的内容采取这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对于某些心理活动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自我从觉察到本能发展为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发展为阻止它们。在这个收获中，自我典范占据了很大的一份，实际上自我典范部分地是对抗本我的本能过程的反相形成。精神分析学是一种使自我能够逐渐征服本我的工具。*[奥]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208页。

陆文婷代表自我(比超我更低一级，但又比本我更高)，既愿意照顾秩序、维护“大我”的利益、顾全大局，也不忽略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及自我维护需求，力求在两者之间做到平衡，个人与集体兼顾、共赢，最终走向共同胜利。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个体反应：既理解集体的重要性与难处，也注重自身价值的维护与保养。她向前一步就会迈向市场经济，需要自行解决生存问题、为社会生产力的延续进行自我维护；后退一步就会回到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付出消费被压抑的物质困境。陆文婷在超我(“大我”)与本我(“小我”)之间横着战斗：既要不断克制本我(“小我”)的欲望，又要努力向超我(“大我”)升华：

自我徒劳地保护自己，但在两个方面都是毫无办法的，就像反对嗜杀成性的本我的鼓动和反对惩罚良心的谴责一样。自我至少成功地控制着两方面的最残忍的行动；就它所能达到的范围而言，第一个结果是漫无止境的自我折磨，最终又引起对对象的有系统的折磨。

自我对本我的克制与超越、对超我的向往与追求正好经由陆文婷等知识分子形象生动地体现出来，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人们受到剧烈冲击的真实写照。

三、结语：中国当代文学女性形象变迁及解放历程

《李双双小传》中李双双努力通过办食堂和幼儿园解放更多的女性作为劳动生产力，使她们加入社会公共事务，为获得恩格斯所说的“加入社会公共事务是女性解放的第一步”而奋斗，比“女扮男装”的三大弹词《笔生花》《天雨花》和《再生缘》中的女主角前进了一步，将女性想要与男性一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初步变成现实。《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已经成功地与男性分庭抗礼，和男性一样驰骋于职业疆场，可是她却要同时承担更多的家务，为家庭付出更多的心力，这恰好显出了女性解放的悖论：传统女性角色的功能与作用阻碍女性像男性那样工作和生活，但从中解放出来的职场女性却并未感到幸福，反倒遭遇更大的苦恼，只能在传统与现代两种女性角色的重叠中痛苦地挣扎。到了新世纪小说中，女性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完全没了前两者的迫切、紧张与惶恐，因为新世纪女性在职场中已经完全与男性平起平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甚至连男性都不是她们事业上的对手。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可以担任多种职务。可吊诡的是，新世纪女性似乎是迫不得已才驰骋职场，她们更多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寻求经济独立。于是，不少职场女性又反过来开始羡慕家庭主妇相夫教子的生活，其理想又退回到拥有一个有足够经济能力养活自己与家庭、且能与自己长相厮守的丈夫。不过她们不再是任由男性宰割和摆布的传统女性，只要感到男性和婚姻不如意，她们立刻会投入到职场中“自我解放”和争取独立。

上述三代女性是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要求与塑造：当国家勒紧裤带、压抑消费、大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需要李双双这样“超我”的无私女性，和男性一样拼命工作，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也使她们没有社会保障之忧。当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便将知识分子提到较高位置，关心他们的待遇与走向，鼓励知识分子留在国内为国家作贡献。在此过渡阶段，以陆文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个体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产生矛盾与苦恼：重视国家利益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重视个体利益又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她们的价值观发生裂变而又未找到确定性的方向，是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自我”痛苦。当国家进入全球化资本生产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强调资源的自由配置，将社会劳动力抛向市场，任其谋求生存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就产生了杜拉拉这样的白领女性，她们像男人一样在职场上叱咤风云，毫不掩饰自己对优裕物质生活的向往及相应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本我”的心理特征。

(责任编辑：毕光明)

The Change of Female Imag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 Case Study ofAProfileofLiShuangshuang,AtMiddleAgeandAStoryofLala'sPromotion

LIU Fang1,2

(1.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2.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DehongTeachers'College,Mangshi678400,China)

Abstract:In Li Zhun’s A Profile of Li Shuangshuang, Chen Rong’s At Middle Age and Li Ke’s A Story of Lala’s Promotion, the three females—Li Shuangshuang, Lu Wenting and Du Lala—who are at the social center of their era and the backbone of society, all work hard invariably. Judged in the opinion of the present era, the three females’ destiny and character are the epitome of society—the change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femal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the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typical female imag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and the course of female emancipation, etc.

Key words:A Profile of Li Shuangshuang; At Middle Age; A Story of Lala's Promotion; female images;changes of the era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1-0046-07

作者简介：刘芳(1974— )，男，云南镇雄人，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