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威尔逊之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陈必豪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



乔治·威尔逊之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陈必豪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

摘要：文章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从三个不同方面探讨造成威尔逊悲剧的社会根源，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颠覆与抑制、权力话语与“疯癫”，从而深刻把握历史与文本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新历史主义；权力；抑制；颠覆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以下简称《了》)充分展现了一战之后“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中的社会百态，他因此也被称作“爵士年代”的代言人。长久以来评论家的重点一直围绕《了》的美国梦主题。但不幸的是，盖茨比使用非法性手段而实现的美国梦，注定是要破灭的。菲茨杰拉德通过盖茨比的毁灭预见与宣告了美国梦的破灭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深刻主题。在已有对《了》的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者谈及乔治·威尔逊这一人物形象。威尔逊在小说中是一个老实懦弱的丈夫，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懦夫最后枪杀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威尔逊的杀人动机以及性格转变如此反差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细致分析和探讨，从而进一步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中的权力关系。

一、文本与历史

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和“文本”的关系，历史得以保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本，但历史文本撰写的真实性却难以保证。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只有凭借保存下来的文本，人们才有可能了解历史，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不可重现和复原，不可能真正找到；人们所能发现的，只能是关于历史的叙述、记忆、复述、阐释，即对于历史事件的主观重构。也就是说，人们最后得到的，仅仅是被重新串联起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说明，是一段经过编辑或者‘编织’过的历史”*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7页。。在《了》中，这样的“编织”是由尼克·卡罗威来完成的，他的叙述话语构建了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历史。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尼克的叙述没有其他的旁证，应该说并不可靠。社会以及阶级地位的高低差别使尼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叙述与评价威尔逊等人的形象。

“文本的历史性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的产物。”*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通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页。历史和文本相互交织，尽管历史被文本化了，但人们仍然能通过文本窥见些许粗略的历史事件。《了》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社会的全景。威尔逊住在萧条的“灰烬谷”，那里糟糕的生活环境令尼克感到恶心：“这是一个灰烬的山谷——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小山小丘和奇形怪状的园子；在这里灰烬堆成房屋、烟囱和炊烟的形式，最后，经过超绝的努力，堆成一个个灰蒙蒙的人，隐隐约约地在走动，而且已经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化为灰烬了。”*[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5页。灰烬谷位于西卵和纽约之间，好似一个巨型垃圾场夹在高级住宅区之中，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像是用灰烬构成的，它们大多来自于城市建筑垃圾。住在灰烬谷中的人们每天吸入大量灰尘，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居民们在为富人卖命工作，而富人们每天却一掷千金在毫无意义的派对上。

西卵的城市风景与灰烬谷截然不同。当尼克初次去西卵时，立即为这个城市壮丽的风景所倾倒：“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索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9页。汤姆和黛西豪华的宅邸令尼克印象深刻，这座豪宅具有鲜明的殖民时代特征，可以推测它建于北美殖民地时期。作者在此暗示了汤姆优越的生活和美国早期殖民历史密不可分。汤姆很可能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后代，他的前辈们通过残酷的殖民剥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汤姆的财产正是来自于祖上丰厚的遗产，因此他根本不需要任何工作，他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的消费。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像威尔逊这样住在灰烬谷里的普通人整日为了生存而辛苦工作，他们为汤姆和黛西们建造了豪华的宅邸，但是建筑所留下的那些无用的、有害的垃圾却毫无顾忌地全部倾倒在灰烬谷之中，不仅破坏着环境，也损害着威尔逊们的身心健康。《了》通过文学文本留下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影象，“新历史主义赋予文学为读者构建现实感的力量，它不仅反映历史事实还参与历史过程”*Hoover，Dwight W.，“The New Historicism，”The History Teacher，vol3，1992，p363.。历史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严重的阶级分化状况。不可否认，文学文本具有虚构性，但它无论怎样的虚构总是与社会现实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通过《了》这一文学文本，读者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窥见美国所谓的“黄金年代”的部分真实，也许那不过是一场表面繁荣的虚幻派对，是建立在无数底层民众付出身体与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之上。

二、“颠覆”与“抑制”

新历史主义者们非常关注权力关系，特别是“颠覆”与“抑制”的辩证关系。斯特芬·格林布拉特指出“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而抑制则是把这种颠覆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使之无法取得实质性效果”*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第388页。，可见新历史主义者更关心边缘群体，他们对这一群体的颠覆力量大加赞赏。因此，新历史主义者不断挖掘边缘话语，以此来捍卫弱势群体的权利。莱因万德曾说：“在颠覆—抑制的辩论中，颠覆是一贯的、不可避免的，也许是已经包含在其中的。”*Leinwand，Theodore B.，“Negotiation and New Historicism”，PMLA，vol3，1990，p.479.在《了》中，这种颠覆的力量集中体现在了威尔逊的身上，虽然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刻画远远少于盖茨比等人。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着墨不多、不起眼的小人物最终摧毁了金碧辉煌的盖茨比王朝，毫无征兆地枪杀终结了所有喧哗与骚动。

在小说中，威尔逊是一个非常惧内的丈夫，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发自内心地钟爱妻子茉特尔，对他来说，茉特尔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爱她胜过一切，如此深沉的、执拗的爱为此后悲剧的发生实际上埋下了伏笔。令人遗憾的是，与威尔逊的深爱相比，茉特尔不仅不爱他，也并不珍惜威尔逊的爱，她丝毫不尊重和不理解威尔逊，还用各种方式羞辱威尔逊，婚后不顾威尔逊的感受，肆无忌惮地出轨，茉特尔甚至不承认自己曾经爱过威尔逊：“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啦？我从来没爱过他，就像我没爱过那个人一样。”*[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37页。老实的威尔逊一厢情愿地信任妻子，从未怀疑过妻子的忠贞，更不相信妻子会和汤姆有染。纵使他的生活差强人意，前景令人沮丧，但是只要能拥有茉特尔，他就感到莫大的满足。威尔逊的存在犹如沙尘般随风飘逝，可有可无。但是愈加强烈的爱，带来的就是愈加强烈的恨，对妻子深沉的爱让威尔逊潜在地拥有了自我颠覆的勇气与力量，“从抵抗的角度来说，‘权力’是统一巨大的，但在这庞然大物之中也蕴含着自我颠覆的可能”*Harpham，Geoffrey Galt.，“Foucault and the New Historicism”，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vol2，1991，p372.，也正因为此，妻子的死让绝望的威尔逊最终爆发了这种力量。

希腊人米切里斯是茉特尔车祸的目击者，他的言语同样帮助构建了威尔逊的人物形象。当威尔逊告诉米切里斯他怀疑茉特尔出轨因而把她锁在楼上，米切里斯的反映更加能为塑造威尔逊的形象增添细节：“米切里斯大吃一惊；他们做了四年邻居，威尔逊从来不像是一个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通常他总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一把椅子上，呆呆地望着路上过往的人和车辆。不管谁跟他说话，他总是和和气气、无精打采地笑笑。他听他老婆支使，自己没有一点主张。”*[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142页。米切里斯为威尔逊出乎意料的行为所震惊，因为这与后者平时的习惯行为大相径庭，通常威尔逊总是想方设法、委曲求全地讨好妻子，现在他竟然一反常态，把妻子锁起来。米切里斯和威尔逊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在米切里斯眼里，威尔逊非常窝囊，整天坐在门口的角落里观察过往的行人。每当有人跟他说话，他总是开心地大笑，由此可以看出威尔逊内心深处其实是渴望与人交流的。只是他的边缘地位使他不敢贸然和别人搭讪，威尔逊总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在外，长年累月的抑制使他变得痴呆麻木。

作为一个长期被抑制的边缘人物，威尔逊缺少自主权，他的人生一直被他人所操控，好比一只傀儡被牵线人肆意摆弄。汤姆和茉特尔就是牵线人。“汤姆把威尔逊像玩偶一样提起来，提到办公室里去，放在一把椅子上。”*[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146页。威尔逊被比作玩偶，汤姆就是操纵玩偶的人。首先他的人生属于茉特尔，然后又被塞给汤姆。除非摆脱桎梏他的锁链，否则威尔逊注定要毁灭。果不其然，威尔逊无意中卷入盖茨比和汤姆的斗争之中，终于不幸成为了牺牲品。他好比汤姆手枪里的一枚子弹，只有当持枪者扣动扳机时才有用途，否则和废铁无异。当汤姆暗示威尔逊是盖茨比杀死了茉特尔时，威尔逊决心复仇。茉特尔的死将威尔逊逼到爆发的临界点，不幸的是他再次被狡猾的汤姆所利用。这一次威尔逊终于下定决心要颠覆，但他却找错了目标，半生的压抑使威尔逊急于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而妻子的出轨与死亡让他找到了宣泄的对象，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终结了盖茨比的生命，也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抑制与颠覆之间其实并不遥远，两者可以共存于一个个体的身上，抑制是颠覆的原因，而颠覆是抑制的最终结果。从威尔逊的身上，可以看到，来自于阶级、社会、情感的抑制使他将痛苦郁结在心，逐渐积累，这种痛苦的力量在积累的过程中，转化为毁灭的勇气，最后以暴力的方式不仅颠覆了他一直以来忍气吞声的懦弱形象，也颠覆了盖茨比那个声色犬马的奢华王国，更是颠覆了曾经励志向上、实际上如肥皂泡般容易破碎的美国梦。

三、权力话语与“疯癫”

如何界定“疯癫”，除了一般所认为的病理学标准之外，“福柯认为，话语形态常常以科学的名义，通过界定并排除疯子、病人、罪犯、穷人和行为反常的人，赋予某些机构行使权力，进行统治的权力”，而同时“话语和权力从来是不可分的，因为话语是每一个机构控制和发号施令的媒介。话语决定什么是可能说的、什么是评判‘真实’的标准、谁被允许有权威说话、在什么地方有可能说这样的话”*[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因此当权者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来界定并排除异己，以便更好地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疯癫成为统治的手段，它通过区别疯癫与正常的标准来将颠覆者以疯子的名义囚禁起来，颠覆者因为被塑造成疯子而丧失反抗的能力。盖茨比死后，报纸上刊登了盖茨比被枪杀的新闻报道，采用表面客观的语气，实际却误导读者，“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168页。，在没有彻底调查之前，仅凭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的一句话，便为整个事件作出判断——一个疯子毫无来由的疯狂之举。事实上，威尔逊并没有发疯，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复仇！但“权威”机构已经为新闻报道设定基调，记者统一口径认定威尔逊是个疯子。当报纸发行后，即使大家并不了解案件，所有人都会理所当然地把威尔逊当作一个疯子。从这一点来看，威尔逊的“疯癫”是被社交媒体所构建的，而主流媒体通常都被上层权威机构所掌控。“每一个个体都被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质询’(或‘欢呼’)为一个主体，而这一系列形式形态话语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222页。因此统治阶级通常利用话语权来维持统治，“格林布拉特常常认为颠覆是内在必然的一种表达：我们总是以我们不是什么为参照来界定我们的身份，因此，我们不是什么必将被妖魔化和对象化为‘他者’。疯狂、无法控制和异己的东西被内化为‘他者’，帮助我们巩固我们的身份：他们只有在作为既定权力正当性的佐证时才被允许存在”*[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223页。。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位神态自信的人是一位合格的侦探，只因他“偶然的权威”，他的话语就被民众当做真理，没人还会自找麻烦继续追究案件细节。由此可见，真理也是被权力话语所构建，掌权者同时也掌握了真理。事实的真相是威尔逊才是受害者，他的妻子被黛西撞死，他自己又被汤姆所利用，他就像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任人摆弄。由于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威尔逊未能及时对谣言进行反击，为自己辩解，于是被民众视作精神失常。然而威尔逊的疯癫实则源于所谓的“权威”的话语，正如尼克所说：“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168页。当社交媒体被当权者操控的时候，民众除了被动接受新闻，他们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充分说明了“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55页。。人们生活在由权力编织的密网之中，无法挣脱权力的束缚。当权者能够决定民众可以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169页。.。至此，威尔逊被判定为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而疯子与犯罪联系在一起总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再有人追究这个案件真实的前因后果，威尔逊和他的遭遇也随着案件的落幕而最终被人遗忘。也许人们还能想起曾经住在一栋豪华别墅里、一个名叫盖茨比的有钱人，他举办过许多盛大的派对，也许还记得盖茨比最后被一个疯子给枪杀了。威尔逊的颠覆行为是制造了让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一时成为社会话语的中心与公众视线关注的焦点，但是案件被定性为疯子的偶发行为之后，又使他重回边缘地带，连存在的痕迹也会被时间的年轮一并抹去，威尔逊短暂的颠覆行动彻底宣告失败。

四、结语

乔治·威尔逊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在小说中他的性格经历了巨大转变。从默默无闻的汽车行老板到冷酷无情的杀手，威尔逊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觉醒。他的死是浮躁的“黄金时代”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造成这起悲剧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些“体面”的特权阶级。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即是文学化的历史文本，可以帮助读者身临其境般重回历史原场，体验历史真实感。威尔逊的人生遭遇也并不是个体事件，而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共同经历，也许不一定有威尔逊那样惨烈的结局，但是浑浑噩噩、毫无希望与前景的活着，是他们的常态，这应该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特权阶层鼓吹的公平和正义不过是政治宣传的手段。此外，威尔逊的颠覆也是一种警示，特权阶层对底层和边缘群体无休无止的抑制必会积聚反抗的力量，最终导致由内而外的颠覆，最微不足道的人物或事件都有可能成为颠覆的导火索。《了》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工业时代的伟大创造力和随之而来的极尽奢华的上流社会生活图景，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图景背后那些不可言说的悲怆人生。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 Death of George Wilson: An Interpretation ofTheGreatGatsb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CHEN Bi-hao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Great Gatsb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and to probe into the social causes for the tragedy of Wilson, a marginal figure in the novel, from three aspects: 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subversion and containment, power discourse and “madness”. By applying the theories of new historicism in the analysis of the novel, on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ext.

Key words:The Great Gatsby；new historicism; power; containment; subversion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1-0094-04

作者简介：陈必豪(1991-)，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15-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