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域下老舍的东方主义批判
——以长篇小说《二马》为例

佟　杨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老舍的东方主义批判
——以长篇小说《二马》为例

佟杨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摘要]老舍将《二马》的背景置于一战后的英国，叙述了老马父子在英国遭遇的种种。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在整部小说里老舍先生反对两种殖民主义倾向：一种是西方中心话语建构下东方化的东方，另一种是东方人参与的自我东方化。在中国除了这两种倾向外，清朝覆灭后还存在“排满”情绪下的“内部殖民”倾向，小说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体现了老舍的反思。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东方学；老舍；二马

《二马》是老舍旅英期间的最后一部作品，较之前期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的写作风格发生转变，少了幽默的语言，更多的融入了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思考。一方面，工业革命后成为日不落殖民帝国的英国，对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极尽歧视抢占之能事；另一方面，中国人自身已习惯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屈居人下，尽显迂腐媚态。同时，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在经历国家殖民化战乱的同时，还遭受国家内部的种族非议和排挤。在此压力之下，老舍将其思想融入到作品以表达自己的东方主义批判。

一、西方中心话语建构下的东方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地是，东方并不是一种自然存在，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正如萨义德所说：“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是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1](P6)因此东西方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歧视的色彩。欧洲是西方，是强大的、文明的；亚洲是东方，是软弱、愚昧、亟待拯救的。且这一思想仿佛被当做定律一般烙在每一位英国人心中。

这是老舍在文中重点描绘的一点，也是最为反感和批驳的一方面。文中着重刻画了几位外国人：伊牧师、温都母女、亚历山大、首饰店伙计。曾远渡重洋来中国传教的白人伊牧师是一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处处流露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狂傲。正如文中所写：

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2](P390)

如果说伊牧师的种族歧视中还带有对中国人宗教下的救赎，那么温都太太对中国人的偏见则更为深刻。在英国，温都太太绝算不上是上等人：寡妇、没有工作、房子是唯一的资产。虽自己已处在英国殖民社会的下层且对东方完全不了解，然而一联想到中国人，便将自己委身于种族主义。当伊牧师希望温都太太把房子租给老马父子时，她先是拒绝：

“可是，牧师！”他从兜儿里掏出小手绢擦了擦嘴，其实满没有擦的必要：“你想我能叫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煮老鼠吃吗？”[2](P394)

后又摇摆不定，接连问了无数问题，把从小说，电影，戏剧，和传教士的谣言里所听来的事儿，兜着底儿问了个水落石出。最终在高额租金的诱惑下勉强同意，却也始终没有打破种族主义的隔膜，面对与老马的感情，最终坚信“种族比阶级更厉害”。

帮老马父子租到房子后的伊牧师，在离开温都太太家后跑到大街上低声说了句：“他妈的！为了两个破中国人……”难掩宗教救世的外衣下势利的倾向。伊牧师的太太更是怀有自我中心论，甚至不让在中国出生的两个孩子学中国话，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小孩子们一开口就学下等言语——如中国话、印度话等，以后绝对不能有高尚的思想。[2](P457)

曾经到过中国，并跟中国人做过生意的伊太太的哥哥亚历山大，深知中国人为人朴实勤快、热情，回国后却到处宣扬中国人不懂礼仪，脏乱差，好赌钱。不单商人如此，老舍还将一个首饰店里的小伙计列入了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的代表。当老马在首饰店想要看更贵的戒指时，小伙计“笑得很不自然”，甚至带有一丝恶意与嘲讽，认为“中国人有这么多钱一定是强盗”。

对这种普遍存在于英国甚至西方的东方主义，老舍做了戏谑式的描写。正如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解释说：“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写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3](P173)在这一点上，老舍看得很清楚，这种褊狭的爱国主义早已升级演变为狭隘的种族主义。老舍在小说中也多次阐明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西方看来，东方是弱小的，永远只能是被西方表述。而这种表述，正如萨义德所说：“因为东方由于存在于欧洲社会、‘我们的’世界之外而被修正，甚至被惩罚；因此东方被东方化了，这一过程不仅将东方标识为东方学家的领地，而且迫使不谙此道的西方读者将东方学对东方的编码作为真正的东方接受下来。”[1](P86)

这种随意捏造和歪曲的表述老舍在小说中有直接的描写：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的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了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2](P391)

老舍出国不是去留学，而是应邀到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教。他以教授者的身份进人英国社会、接触英国文化，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就不是单向接受的。[4](P125)他还在警惕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压制、歪曲和否定。因此，老舍在这段描写中指出了西方的三宗罪责：第一，这些写小说戏剧的外国人都是像温都太太般生活在社会底层，并没有到过东方进行实地考察；第二，这些写手肆意夸大、污蔑嘲讽东方；第三，这些作品一旦问世，所有的英国人都会对此深信不疑，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胡言乱语”，才产生了英国百姓对中国的误解。温都太太不了解中国，她从“传教士的谣言中”认为中国人吸鸦片、吃老鼠。其他英国老太太也不了解，他们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在穿长衫，娶多房姨太太。甚至路边的小孩子在老马出门遛狗时都跟在他后面起哄，叫他chink。

二、东方人参与的自我东方化

西方对东方不切实际的建构，并没有成为东方人奋发图志的动力，人人变成了“出窝老”，不想改变，也不愿改变。在英国有无数的人热衷于研究东方、表述东方，但在东方，至少是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研究英国的机构，甚至，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从事东方研究的机构。也就是说，中国人缺少内省的精神：

“我们的文明比你们的，先生，老得多呀！”到欧洲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们撇着嘴对洋鬼子说：“再说四万万人民，大国！大国！”看这“老”字和“大”字用得多么有劲头儿！

“要是‘老的’便是‘好的’，为什么贵国老而不见得好呢？”不得人心的老鬼子笑着回答：“要是四万万人都是饭桶，再添四万万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这些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们，听了这类的话，只好溜到中国人唯一的海外事业，中国饭馆，去吃顿叉烧肉，把肚子中的恶气往外挤一挤。[2](P420)

这是老舍最为痛心和忧虑的一点。顽固保守的国人即使在列强的轰炸下也只想明哲保身，安稳度日，面对他国人的奚落也只是怀有阿Q精神，在心中自我安慰一番。中国人正如小说里的老马，他一辈子没用过自己的脑子，活着便是为了做官，到了年岁便娶老婆，没别的事就一天吃了睡，睡了吃……他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老马似乎就是所有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就这样苟延残喘的存在着。正如萨义德在后期调查中所描述：“如果这里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东方学形象和学说的一种默认，这一倾向同时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交流中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简言之，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1](P418)

老马是典型的精神垮掉的一代。一方面，他口口声声称英国人是“蓝眼睛的鬼子”，对英国人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半点喜爱。但在英国定居下来后，却没事专门逗乐哄外国胖老太太们开心，夸夸其谈承认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娶好几房老婆，中国人都爱吸食鸦片……在老太太们好奇与惊讶的眼神中得到满足。更为甚者，他答应亚历山大的请求去演英国电影里的一个“看客”：这个故事是一个中国姑娘和一个英国人发生恋爱，……东伦敦的工人是扮演这群挨打的东西。马先生是扮一个富商，挂的小辫，人家打架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热闹。[2](P611)

这一行为自然激起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抗议，于是古玩店被砸、工人被抓。这个一辈子都只求苟活的老马自然想息事宁人，着急转手将铺子卖掉，设法与工人说和。我们自然想到鲁迅笔下的围观叫好的芸芸众人，永远在“看”却忘记反抗，麻木不仁，贪生苟且，甘愿成为附庸。老舍怀有与鲁迅同样的心情，他爱怜老马，知道这种性格的养成全然不只是他自身的原因，却又恨他的不争气。

如果只塑造老马这一形象，小说可能会显得太过消极。与大多数“五四”先驱者和现代作家不同，老舍在小说中塑造了马威、李子荣和许多爱国大学生，他们拒绝参与“自我的东方化”：马威和大学生是逐渐觉醒的一群人，怀有深切的爱国之情；李子荣是早已痛定思痛，励志读书救国的有志之人。可以说李子荣是老舍心中完美的、理想的新一代青年的形象，他在英国半工半读，白天看铺子，晚上到大学听讲，他刚强坚毅、正直善良的品格感染了马威，让更多的青年觉醒。在他身上同时折射着现代精神的理性之光：他能够从英国小饭铺的干净与中国二荤铺、大碗居的肮脏的对比中反思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自己国家的种种生活上的陋习也不无自省……李子荣形象的塑造无疑是《二马》这部作品压抑沉闷基调中的一抹亮色。[5](P71)此类人的出现，是作者老舍的期望，亦使读者看到了希望。

三、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内部殖民主义倾向

赵稀方在《后殖民理论》中曾指出：“从地理上看，东方不仅仅外在于西方，同时也内在于西方。所谓内在于西方，指的是居住于西方国家内部的东方人以至其他少数民族。殖民主义事实上不仅仅局限于外部，也同样体现在内部白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6](P193)在这里，赵稀方是站在西方的角度说明西方的殖民主义，而在中国，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同样发生了转变。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讲述的内殖民不同，俄国为了工业发展将边疆作为产品倾销市场和原料市场，而刚摆脱封建压迫的中国却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清王朝，掀起了“排满”的民族歧视活动。对于这一现象世人一贯认为是封建强压下的爆发，将其归结为内部殖民主义或许显得过于夸张，但无法否认“排满”这一在当时带有合法性的政治策略所带来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因此称其为内部殖民主义倾向。

基于以上论点，回望老舍自身。清朝覆灭，皇帝出逃，以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提出，满族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上至文武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不得不改名换姓，易宗易祖，惶惶度日。虽然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重新定义三民主义，为满族正名。但在民间，排满思想却持续了数十年。身为公众人物的老舍，更是经受了比普通满族人更多的歧视和非议。正如赵稀方分析萨义德撰写《东方学》的直接动因，是因为萨义德作为一个巴基斯坦人在美国所受到的歧视引起的。老舍的处境与之相近，甚至更糟：在英国，他是身处异乡的异客；在中国，他是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却也对朝廷覆灭后出现的“排满情绪”无可奈何。投入战争，将会面临被满族同胞甚至其他民族所不理解的尴尬；视而不见，却又对不住自己满腔的爱国热血，此时的老舍是矛盾的、痛苦的。也正是这些原因，老舍在旅英期间由此及彼，从东方到西方，对英国人的殖民种族主义敏感且气愤，更为切身承受这样那样的民族与种族偏见而嗟叹，借国人在英之遭遇传达自己民族之悲哀。

在英国讲学期间，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开阔了他的视野，另一方面公寓女佣人的奚落、房东的刻薄势利让他深刻反思种族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呐喊：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该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2](P392)

这不但是对所有国人的警醒，更是对满族同胞的希冀。习惯了“吃皇粮”的满族人，忘记了如何生存，也忘记了如何自省，因此在断绝经济供给后，只得从事拉黄包车、扛大包等体力活，生活在社会底层，更加被人看不起。老舍为此是痛惜的，他希望满族同胞打起精神有所作为，但他也深知这需要国家和人民在民族问题上给予公平的待遇。

老舍是一个不甘困于误解与歧视中的人，他为此做过努力，从1918年开始就投身于教育事业，想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改变民族间的偏见，先后担任小学校长、教育会会员、劝学员等。在任劝学员期间，尽心尽力，向教育部反映私塾教育思想顽固，教学守旧等问题。有感于“失学儿童日渐增多”，恳请上级增设公立学校。他这一认真负责的做法引起了地方乡绅的不满，双重压力下，老舍在1922年加入了基督教，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任“知事”，作些“社会服务”工作。从行动到思想，老舍的付出得到了学术界赏识：他对教育教学提出的建议大多被京师学务局采纳；担任南开中学出版委员会的会员；被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为中文讲师。以及后来担任抗战时期文协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授予的各种重要职务和荣衔，也由此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的重新确立，世人态度的转变，民族平等观的确认。

老舍之子舒乙在回忆父亲时曾说：“有人要求我用简短的几句话，把老舍先生的特质说出来，可以凭这几句话把他和别的作家，比如和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曹禺诸先生区别开来。我，终于，想出五句话，自认为可以交卷了。这五句话是：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十年在国外；他生在1899年；去世于1966年。”[7](P1)的确，老舍每部作品的内涵都可以用这五句话来阐释：他诞生于清末，作为京城的旗人，见证了清朝的衰败灭亡和国民的堕落苟且；穷人的身份让他养成了勤奋吃苦的性格；出国讲学的经历又使他开阔视野后回过头来重新反思民族性；死于文化大革命前夜更是展现了他对文化的坚守。在小说《二马》中，前四项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萨义德.王宇根.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2013.

[2]老舍.老舍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老舍.老舍文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李扬.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书写与想象[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9，(2).

[5]傅晓燕.多维视野中的老舍创作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舒乙.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张庆

Lao She’s Orientalism Criticism From Post-colonialism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Mr. Ma and Son”

TONG Ya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Lao She made his novel “Mr. Ma and Son” in the post-First-War Britain. The story is about the father and son’s miserable experiences in UK. From the post-colonialism perspective，Lao she was against two colonial tendencies：the East constructed with the West Cent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Easterners’ East. In China，in addition to the two tendencies，there was an “inner colonialism tendency”，that is the anti-Manzu tendency after Qing’s destruction. The novel criticizes those ideas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ws Lao She’s reflection.

Key words:post-colonialism；the orientalism；Lao She；“Mr. Ma and Son”

[收稿日期]2015-07-28

[作者简介]佟杨(1991-)，女，满族，山东青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5—0062—04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