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的社会民众运动分析

刘　成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历史研究

19世纪英国的社会民众运动分析

刘成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19世纪英国的社会运动具有民众和议会的两重基础，拥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不同的社会运动可能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但对每一个人而言又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意义。社会运动的共同点则是要求对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的问题进行改革。由于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尚在形成之中，因此各种运动经常在社会表层爆发，变成浩大的群众运动，给社会带来裂痕。随着各方面改革措施的深入，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渐趋平息，诉求的表达开始规范化与体制化。

关键词：英国；民众运动；激进主义

19世纪是英国社会运动高涨的时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化造成社会的分化，各种利益剧烈冲突，各种诉求也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稳的现象。由于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尚在形成之中，因此各种运动经常在社会表层爆发，变成浩大的群众运动，给社会带来裂痕。本文对英国19世纪社会民众运动的原因进行阐释，指出它们对英国工业社会形成的不同影响，进而表明社会民众运动与社会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

议会改革是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社会民众运动的主战场，其目标是实现从寡头政治制度向大众民主制度的转变。

改革前的议会选举和工作制度被称为“旧制度”，它是英国贵族寡头统治的基础。光荣革命后这个旧制度又存在了150年[1](P.25)，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君主一个人的统治转变成贵族集体掌握国家政权，因而克服了专制的王权。当时，英国主要的财产形式是土地，土地贵族是英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由贵族集体掌握政权，具有某种合理性。“旧制度”的基石是议会选举制度，光荣革命后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控制议会就控制了国家的权力，争夺议会就是争夺国家的权力。贵族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体，就是通过控制议会而控制了国家权力，其奥秘就在“旧制度”。

在1832年第一次改革之前，议会选举制度基本没变，保持着中世纪的许多特征。制度之“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选区划分和议席分配不合理，造成大量的“衰败选邑”(Rotten Boroughs)；(二)选民资格陈旧而不合理。郡的选民资格依然根据400年前的规定，即年收入超过40先令的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拥有选举权。该身份规定排除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因为自由持有农在持续的圈地运动中大量减少，在1831年只有约18万人(占农村总人口4%)符合这一规定。城镇选民资格千奇百怪，每一个选邑都有自己的选举权标准，一个选邑可以有几种不同种类的选民资格，一个人也可能在几个选区内拥有投票资格，即“多重选举权”(plural votes)。各选邑选民数很少，在英格兰202个选邑中，50多个选邑的选民数不到50人，只有7个超过5000人。[2](P.20)而且，所有女性被排除在外，男性只有不到16%的成年人有选举权[3](P.14)。(三)选举方法腐败。很多选区候选人的提名权掌握在当地贵族手中，在1832年之前的历次大选中，最多只有1/3的选区有竞争选举。在需要竞争的选区，贿选是成功的关键。当时实行公开投票制，不是无记名投票，拿了别人的钱，就要把选票投给买票的一方。一些候选人雇人袭击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有时还出现绑架选民、冒充死去的或缺席的选民进行投票的事件。

按照当时的规定，议员有财产资格限制，郡选区要求年收入600英镑以上，选邑是300英镑。议员不领取薪金，只有贵族家庭出身或者很有钱的人才可能去当议员。在这样一种议会制度下，贵族选出贵族子弟或贵族的亲信出任议员，达到贵族控制下院的目的。在19世纪的前30年里，下院约200个议席是由贵族控制的。贵族通过自己的人控制下院，而贵族自己组成上院，再由上下两院去组成政府。

贵族控制着改革前的英国政治，这是一种贵族寡头政治。土地贵族掌握着国家财富的最主要部分，由他们控制国家政权，体现了财产与权力的高度结合。客观地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很适合光荣革命后英国农业社会的状况，当然也符合土地贵族的利益。贵族通过“旧制度”中的不合理方面来控制议会，以保证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然而，工业化改变了社会格局，新的有产者阶级出现了，他们的财富赶上甚至超过了土地贵族，这些人要求改变权力的格局，“有产”者也应该“有权”。于是，他们要求改革议会，主要是要求扩大选举权，通过扩大选举权，把自己也变成“有权”的阶级。[4]“旧制度”还面对另一支强大的反对力量，他们就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尤其是工业劳动者。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以普选权为标志，希望通过普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在议会中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权利。[5]总之，工业化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意识到“旧制度”的不合理，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制度，由此引发了议会改革运动。在英国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中，各阶层全部卷入其中，是完全意义上的全民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英国政治制度[6]。

议会改革是和平方式，但19世纪的民众运动也有暴力斗争，北方几个郡爆发的卢德运动就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该运动以虚构的人物卢德将军(Ned Ludd)为号召，参加运动的人被称为卢德派(Luddites)。卢德派经常趁夜色在乡间聚集，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然后对使用机器的工厂发动攻击，破坏其机器。卢德派运动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透露机密的人会受到严惩，因此其内部情况基本不为人知。

运动起于诺丁汉郡，该郡制袜商使用一种生产长筒袜的机器，压低了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因此对使用传统工艺的织袜工匠造成强烈的竞争威胁。1811年3月11日，诺丁汉市的织袜工召开会议，当晚一批自称是“卢德将军麾下”的人捣毁了一个织袜商人的60架织袜机。此后运动迅速扩展，几乎每天都发生捣毁织袜机的行动，到第二年2月共捣毁近千架织袜机。诺丁汉郡当局动用400多名巡捕来保护袜厂，并悬赏50英镑试图获取卢德派的行动情报。然而运动却蔓延到莱斯特郡和德比郡，只是在多数织袜商接受了工人的条件，而当局又制定严厉的镇压条例后，运动才停止。

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反对的是动力织布机，当地手织工受动力织布机的影响，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812年4月20日，一批卢德派袭击米德尔顿的伯顿工厂，厂主进行武装反抗，有5名卢德派被打死，10多人受伤。第二天，上千名卢德派围攻厂主伊曼纽尔·伯顿(Emanuel Burton)的住宅并将其放火烧掉，军队赶来镇压，造成新的死伤。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冲突极其激烈，有学者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英国史就像是内战史。[7](P.1)至夏天，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有8人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约克郡是毛纺织业的中心，该郡卢德运动反对一种新出现的剪毛机。剪毛机替代了剪毛工人的工作，夺走了他们的饭碗，因此受到强烈抵制。1812年4月11日，卢德派围攻威廉·卡特赖特(William Cartwright)的工厂，有2人被厂方开枪击伤后被折磨致死。4月18日，卡特赖特遇刺但未被击中，10天后另1名工厂主霍斯福尔(William Horsfall)途中被杀。该案件在半年之后被侦破，主谋是当地的卢德派领袖乔治·梅勒(George Mellor)。1813年1月，约克郡巡回法庭(circuit judge)开庭，64人被判刑，其中17人被处死，另有7人被流放。在此期间，英国议会通过了《惩治捣毁机器法》(the Frame Breaking Act)，规定对破坏机器的人判处死刑。运动期间，英国政府曾派遣12,000名士兵到北方地区巡回镇压，这样才把卢德运动压制下去。

卢德运动是手工工人反抗工业化、反对使用机器的斗争，他们与工厂主的对立难以化解，最终爆发成剧烈的冲突。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政府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劳动者的利益完全不被考虑，这是酿成严重的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1812年2月27日，拜伦勋爵(Lord Byron)在上院指出：卢德运动的原因是无与伦比的贫困状态，运动的参加者曾经是诚实而勤奋的工匠，现在却被迫参加了对自己、对家人和社区都极度危险的团体。*Hansard, HL Deb,27 February 1812, vol 21, c.966.卢德派的手工工人过去是英国社会稳定的力量，现在却采取暴力方式保护自身的生存，这大大震动了英国统治阶级。

二

宪章运动的基本力量也是手工工人。宪章运动各级领导人和群众积极分子中，占绝对多数的是手工工人，工厂工人相当少。而且，在工业革命中受冲击越大的行业、手工工人越多的地区，宪章派力量就越大。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个纺织业地区：兰开郡、约克郡西区、中英格兰东部。[8](P.220)这些地区曾经是卢德运动和汉普顿俱乐部的中心，大机器取代了那里的大量手工工人，这些人是工业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宪章运动是以手工工人为主导的工人激进运动，它与工厂工人的工会运动有明显区别。[5]

1838年5月21日的格拉斯哥大会是宪章运动开始的标志，有20万人参加了大会。此后，全国各地宪章派组织风起云涌。1839年2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通过请愿方式要求议会接受《人民宪章》。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1840年7月20日，23名宪章派代表在曼彻斯特聚会，通过了新的组织方案。这次代表会是地方宪章派的自发性行动，当时全国性领袖几乎全部被捕。根据这个方案，各地宪章派组织将统一在一个协会中，称“全国宪章派协会”(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1842年6月，协会宣称拥有地方分会400多个，会员5万名。“全国宪章派协会”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地位特殊，它被称为是“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团体”*J. Epstein, The Lion of Freedom: Feargus O’Connor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1832-1842, London,1982, p.220. Quote from J. R. Dinwiddy, Radicalism and Reform in Britain,1780-1850, London and Rio Grande: The Hambledon Press,1992, p.407.，费格斯·奥康诺是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果“将他的名字和报纸除掉的话，英国1838—1848年的激进主义运动必将碎片化、地方化，并将失去其连续性”。[9](P.96)当然，宪章派代表不了整个工人阶级，很多工人热衷于工会活动，而宪章派也从来不与工会合作，工会地方组织与宪章派地方组织还常常发生直接冲突。

全国宪章派协会组织了第二次全国大请愿，比第一次规模更大，有331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1842年5月2日，议会又一次否决请愿书。由于受1842年8月北方工业区罢工的牵连，1843年3月前后，许多宪章派领袖被捕。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再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发动第三次全国大请愿。据议会说，这次请愿书签名的就有197万人，反映了人民对宪章的热烈支持。此时适逢革命风暴席卷欧洲，辉格党罗素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将维多利亚女王送往怀特岛，任命威灵顿公爵负责伦敦的保卫工作。威灵顿将大炮架在伦敦桥上严阵以待，还新征了8万多人的军警。[10](P.20)4月10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群众大会，准备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把请愿书直接送达议会。然而当宪章派发现政府已布置军队准备进行镇压时，就按照政府的要求取消了游行计划。参加大会的群众安静地散去，请愿书被议会拒绝。这一天是宪章运动史上最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候，却在极度平静中过去了。1848年请愿失败以后，宪章派大规模群众运动基本上就结束了。

宪章运动以如此浩大的声势震惊世界，最后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其目标一项也没有实现。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是作为改革运动，它不愿意联合其他力量，共同争取改革的成功。它不愿意和中等阶级合作，又对工会运动怀有敌意；它不打算采用武力夺取政权，可是又自我封闭，回避同盟军。宪章运动证明，通过依靠少数人的政治压力的手段无法达到政治变革目的。宪章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它的社会基础是手工工人，当工业革命最终把手工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消灭之后，宪章运动也就不存在了。

在工人阶级拉开宪章运动大幕的同时，中产阶级也发动了反谷物法运动。如果说工人阶级的抗争是求生存，中产阶级的运动则是图发展。谷物法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制定的，目的是人为地保持国内粮食的高价，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受到工商业资产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实行完全彻底的自由贸易，追求“自由放任”。于是，谷物法问题凸显了两个阶级的激烈交锋，是工业资产阶级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进攻。*国内学界一般认为，英国的“谷物法”是个阶级立法。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其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参见刘成《英国废除“谷物法”刍议》，《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

1836年，伦敦的激进派议员成立“反谷物法同盟”，其目标就是要用和平方式废除《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工业家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Anti-Corn Law Association)，该协会将反谷物法运动比作废奴运动，认为《谷物法》与蓄奴一样不道德，必须予以废除[11]。1839年春，曼彻斯特“反谷物法协会”改名为“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此后，反谷物法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是工厂主，也包括一部分工人。“反谷物法同盟”总部在伦敦，全国各地都设有分会，各分会组织结构完整，并都有正常的活动。“反谷物法同盟”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压力集团，它希望用群众斗争的手段造成院外压力，用政治斗争的方法达到经济目的。

然而，宪章运动对反谷物法运动采取敌视的态度，坚决不允许宪章派群众参与反谷物法同盟组织的活动。因为宪章派认为，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等贸易保护规定，可能对城市工人构成不利影响，因为食品价格便宜后，工人的工资就会随之下降。在很多地方，经常出现群众集会时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运动争夺工人群众的场面，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宪章运动基本占上风，“工人”毕竟比“中等阶级”人数多。在这一时期，“选举权问题”或“废除《谷物法》”是英格兰各地集会的主题[9](PP.273-274)。

尽管如此，反谷物法运动还是形成浩大的声势，工厂主有钱，可以调动各种资源，形成强大的宣传攻势；他们组织各种集会，招徕各色人物出席；他们办报、出小册子、散发传单、会见议员和政界其他头面人物；他们还“制造选民”，就是花钱让某些人达到选举所要求的财产资格，再帮助他们登记为选民。更重要的是，“反谷物法同盟”领袖科布登、布莱特先后在1841和1843年当选为议员，废除谷物法经常成为议会议事的话题，甚至成为议案在议会提出。1841年8月24日，在维多利亚女王对议会发表的训词中出现了这样的词句：女王陛下希望你们考虑《谷物法》的问题，确定《谷物法》有无加重粮食供给的自然波动，有无给贸易造成困境并扰乱市场，而且有无降低了(民众)满意度，增加了社会民众的(粮食)匮乏。女王训词就是英国政府政策的表达。

1843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出版发行，成为鼓吹反《谷物法》的宣传喉舌。该杂志的负责人是制帽商出身的经济学家詹姆士·威尔逊，并得到了反谷物法同盟的大力帮助。报道内容主要有：有关商业、农业和自由贸易问题的议会动向，各地民众自由贸易运动等。

1844年2月，里奇蒙公爵成立了“中央农业保护会”(Central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Society)，目的就是对抗“反谷物法同盟”，维护《谷物法》。里奇蒙公爵等土地贵族认为，工厂主废除谷物法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便宜的粮食，这样他们就可以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工厂的资本利润。

1845年末，英国粮食因农业歉收而严重匮乏，爱尔兰又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人口超过百万，同样数量的人流落他乡，两者相加占到爱尔兰人口总数的1/4。当时，放开粮价是解救饥荒的唯一办法，因此就应该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12](P.23)。“反谷物法同盟”乘机加强了活动力度，很多地区的自由持有农发动强大的抗议活动，反谷物法同盟的地方分会在某些郡的地位，实际上替代了地方保守党协会的作用[13](P.134)。工人中出现了反谷物法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认为《谷物法》严重伤害了工人阶级，当食品价格高的时候，工资就低，谷物价格低，工资就高。可见，经过反谷物法同盟多年的活动，要求废除《谷物法》的群众基础具备了。1846年5月15日，《谷物法》以329：231的多数票被废除。需要强调的是，两大党领袖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的态度一致，罗素勋爵代表辉格党阐明立场，对废除法案表示“真诚而衷心的支持”。*Hansard, HC Deb,15 May 1846, vol 86, cc.677-689.

1868年，迪斯雷利在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保守党就不再提出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了。1868-1870年，布莱特出任英国贸易大臣，他是反谷物法同盟的领导人之一。至此，两党都完全认可了自由贸易政策，土地贵族也作出让步，接受了已经变化的现实。受谷物种植面积和价格等因素影响，很多农业人口移居到城镇，据1881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英国当年农业人口比1871年减少了92,250人；相反，城镇人口增加了53,496人。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废除《谷物法》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1852年，英国议会承认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至此，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的理念终于被整个国家所接受。维多利亚时代是自由贸易的全盛期，“自由放任”发展到顶峰，而英国的国力也臻于极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

三

宪章运动衰落后，工会运动越来越成为工人活动的主要形式。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和激进主义不同，其宗旨是经济目标，而不是政治目的。尽管参加工会的人有可能也参与激进运动，但是在工会内部，却不讨论政治与宗教问题。因为工会内部的团结最为重要，团结才有力量，这是他们与资方斗争的唯一可能获胜的法宝。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政治与宗教是纷争最激烈的两个问题，工会卷入其中就可能造成内部分裂，失去战斗力。

工会组织最早出现于17世纪末，而它的发展壮大却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工厂制带来工业结构上的变化，工厂中一些技术工人组织工会，目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和生活水平[14](P.4)。早期工会只是技术工人的一种组织，排斥一般劳动者入会，会员很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保护他们自己的工资收入、工作条件以及工作机会，具有中世纪互助会的特点。他们一般采取集体谈判方式，对政府不造成威胁，也容易与雇主达成协议。但在18世纪末，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日益高涨，1799年托利党政府颁布了《结社法》，禁止一切工人结社。因为工会有助于解决工人群众所面临的生老病死问题，在此后20多年时间里，许多地方当局对它的存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824年，议会废除了《结社法》，其理由是：一旦禁果不禁，也就失去了神秘色彩，结社解禁后人们就不会再对它感兴趣了。可是情况并不如此，《结社法》废除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组建工会的浪潮，罢工四起。于是，政府又很快在1825年制定了新的《结社法》。该法案没有1799年《结社法》严厉，工会可以合法存在，但其行动要遭受很大限制。尽管如此，工会因此获得了合法的生存地位。

如前所述，工会原本是要专注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避开政治领域的，这有利于内部的团结。但是，工会不可能不涉及法律问题，因为工会的诉求以及劳资双方的冲突必然涉及法律问题，工会的合法地位也需要法律界定。法律是议会制定的，但工人阶级在议会没有代表，工人阶级的意志就很难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例如，1867年，蒸汽机制造工会的一个下属地方分会因会费问题寻求法院保护被驳回，其理由是工会不是法人团体，不受法律保护。当时，作为规范劳资关系的《主仆法》偏袒雇主，工人违反雇佣合同要被刑事审判，雇主违约只按民法处理。工人阶级意识到，经济利益是需要政治支持和法律保护的。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第二次议会改革后有了选举权，政党为了选票也不能无视工人阶级的诉求，这就有可能用它来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会开始卷入政治活动。

可以说，无论是保守党的“新托利主义”，还是自由党的“新自由主义”，两者都是对工会运动的一种应对，因为工人阶级有了选举权，已经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了。面对这支新兴力量，两党相继改革劳工立法，以争取工人阶级选票。于是，我们看到议会通过1871年《工会法》，工会收取会费的权利合法化了。1875年《密谋与财产保护法》规定，工会罢工时可以采取和平纠察行动；同年又以《雇主与工人法》替代《主仆法》，工人与工厂主不再是“主仆关系”，而是“雇佣关系”。1875年这两项立法被称为“工会运动大宪章”，一直处于法律边缘上的工会运动由此取得了基本完全合法的地位。此后，工会就成为英国体制内的力量了，英国统治集团用这样的方式，把一支原本具有很强离心力和破坏性的力量，从体制外拉到了体制内，最终成了体制的维护力量。

19世纪末，工会运动出现新的变化，主要由技术工人组成的“新模式工会”越来越不能体现大多数工人的愿望，于是在英国出现“新工联主义”(New Unionism)运动，这种新工会的会员主要是非技术工人或半技术工人，他们只需缴纳很低的会费，因而工人阶级底层群众都可以加入，包括码头工、运输工以及工厂女工等。这种新工会只能提供较低的福利待遇，但他们人数众多，战斗力强，常常采用激烈对抗的方式，以达到他们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新工会”按产业原则组建工会，罢工的威力更大，这与“新模式工会”的行业组建模式不同。

新工会是英国工会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被组织到工会之中。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出现了“码头工人工会”、“煤气工人工会”等一批新工会，罢工活动开始进入新的高潮，各种罢工此起彼伏。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是19世纪末影响最大的一次，被视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罢工得到英国内外工会运动的经济支援，引起了英国公众的广泛同情，最终雇主们作出让步，满足了码头工人提出的要求。

工会卷入政治的活动也在向前发展。“工会代表大会”在1868年诞生时，它就组建了一个议会委员会，目的就是选送工会自己的代表进入下院。1874年大选，在自由党的帮助下，两位工人候选人竞选成功，成为英国最早的工人议员。工会投桃报李，在大选中也支持自由党，“自由-劳工联盟”逐步形成。但从80年代开始，自由党因内部分裂而开始衰落。而且，自由党是商人与资本家的代言人，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双方的联盟基础是脆弱的，大选中的分歧情况一直存在。另外，第三次议会改革后，英国的男性工人阶级全部有了选举权。于是，工人建党并独立参加竞选活动的尝试开始了。

1893年，在哈迪等人领导下成立了独立工党，其目标宗旨是保障“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15](P.63)。独立工党的基础是苏格兰矿工，他们代表了英国最贫穷阶层的利益。然而，此时的工会代表大会并不支持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的主张，独立工党的这个纲领没有得到工会代表大会的支持。1895年大选，独立工党的28名候选人全军覆没。

此时，事态的发展让工会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其实非常不稳，工会在法律上还依然存在问题。比如在1899年的里昂斯对维尔金斯案(The Lyons VS Wilkins)，特别是次年的塔夫·维尔案(The Taff Vale Case)的法庭审判，工会的合法地位遭到严重削弱。1900年6月，南威尔士的塔夫·维尔铁路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条件，工会组织得到承认。罢工活动在未得到任何成果的情况下就失败了，但铁路公司坚持提起诉讼，将支持罢工的“铁路员工联合会”告上法庭。1901年7月，在经历了长达12个月的审理后，上院作出终审判决：“铁路员工联合会”支付塔夫·维尔公司2.3万英镑赔款及诉讼费。

塔夫·维尔案提高了工会对组建工人政党组织的认识，因为判决结果实际上取消了工会的罢工权和纠察权，而工会离开了罢工，就什么也做不了，工会的生存权利其实就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工会意识到，司法手段已经不可能消除这种威胁，工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必须进一步进入政治领域。因此，工会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竞选议员。[16]

与此同时，1899年的工会代表大会同意召开一次特别代表会议，议题就是组建工人阶级政党。1900年2月，会议在伦敦召开，全国的工会领袖出席了会议，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也有代表。会议决定建立“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其任务就是帮助和组织工人阶级候选人参加大选。在这次会议上，组建了“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由独立工党的12名代表、工会方面的7名代表、社会民主联盟的2名代表和费边社的1名代表组成。[17](P.362)在几次工会案件败诉后，工会纷纷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League)，到1903年有127个工会加入，包括持温和态度的比如“纺织工人工会”。

由于有了“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支持，1906年大选中29名工人候选人赢得选举；另有25名工人以自由党的名义当选议员。同一年，“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工党”。1906年，工党的党员和领袖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其中工会会员约有90万人，1914年超过150万人；工党的经费又主要依靠工会捐款。工党与工会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工党吸引选民、赢得选举和最终取代自由党的关键。[18](PP.36-37)因为工会最初参与建党的目标，只是为了在议会中制定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以解决工人的赔偿金、失业保险、退休金、妇女与儿童的津贴等问题，所以工党在很长时间里只局限于关注一些具体问题，工党直到1918年才制定了党章，明确了“公有制”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目标。[19]由于得到工会的大力支持，工党很快具备了替代自由党并成为两大政党的实力。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的社会运动具有民众和议会的两重基础，拥有不同的政治含义。那些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士包括议会改革者、共和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工会主义者，甚至包括乌托邦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这些不同的运动团体可能独立行动，也可能采纳或支持另一个社会团体的政治纲领或社会目标。不同的社会运动可能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但对每一个人而言又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英国19世纪社会运动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迫使或要求对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的问题进行改革。正是由于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随着各方面改革措施的深入，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整体改进，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才渐趋平息，诉求的表达也规范化、体制化了。可以说，到这个时候，英国的社会整合才初见成效，英国现代国家也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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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enry Pelling.AHistoryofBritishTradeUnionism[M].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Co LTD,1963.

[15]J. H. Stewart Reid.TheOriginsoftheBritishLabourPar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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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芳)

收稿日期：2016-03-09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英国医院国有化改革研究”(14ASS00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成(1964-)，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4-0104-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4.012

An Analysis on the Social Movement of the British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LIU Cheng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The double bases of British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were people and parliament, which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Different social movements may involve the interests of all walks of people, but do not have the same meaning to every participant. The common feature of all social movements i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reform of unreasonable problems taken place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the mechanism to resolve social conflicts is under its way, all movements often outbreak on the social surface, resulting in a huge crowd movement and bringing about the social ga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 measures in every aspect, the mass protests gradually subside and the demands of the expression turn out to be standardized and institutional.

Key words:Britain; social movement; radic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