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中的表情与会意
——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原因探析

樊亚平



群众运动中的表情与会意
——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原因探析

樊亚平

摘要：离开新闻事业是范长江人生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对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原因的解读，现有专门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数篇文章多聚焦于其离开《人民日报》的具体事由的介绍和探讨。而离开《人民日报》和离开新闻事业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故其原因也应有所不同。导致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的原因有人际积怨、自身性格、工作方法等，但他所秉持的新闻观、党报观以及党的新闻政策的变化等才是导致其离开新闻事业的核心乃至根本原因。

关键词：范长江；新闻界；《人民日报》；新闻观；“三反”运动；报刊史

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被不少人视为其人生的“悲剧”和“厄运”*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叶青青：《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制度构建与内部纷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王友梅：《滚滚长江归大海》，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有着丰富新闻工作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新闻宣传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同时在建国初期党的新闻事业由农村办报转向城市办报过程中正热情洋溢、卓有成效地做着开拓性工作的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对此问题，到目前为止尚缺乏较为集中、深入、全面且专门化的研究。虽然相关文章也有数篇，但范长江是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被突然调离，因此对其离开新闻事业原因的探讨遂被对其离开《人民日报》原因的探讨所替代。而笔者认为，离开《人民日报》和离开新闻事业是两个不同问题，故其原因也必有所不同。同时，由于这些文章多为范长江当时同事或与《人民日报》相关之人士依靠记忆或档案资料所写，故多为就事论事之作，史料价值有余，学术探究价值不足。

现有相关文章中具备较高学术探究价值的要数叶青青的《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制度构建与内部纷争》。然而，该文并非专门探察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乃至新闻事业之原因的，其考察的主要是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在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转变中的制度建构问题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观念冲突与权力纷争，虽然这种制度构建及内部纷争的主角是范长江，文章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乃至新闻事业原因的探讨，但毕竟其主要的研究目标和问题意识并不在此。

考察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弥补范长江研究领域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理解建国初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过程中，党报实施相应转变的曲折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正是基于对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原因问题的研究现状、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本文特拟对其进行尽可能系统、全面的探究。虽然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与其离开新闻事业的原因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但二者存在关联。在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人民日报》的原因中蕴涵着导致其离开新闻事业的因素，或者说是其离开新闻事业的导火索。基于此，对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原因的探究，仍须以对其被调离《人民日报》的情况和原因的探析为出发点，只是由此出发但不能止于此。

一

为了解决《人民日报》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从地方性报纸向全国性报纸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照搬老解放区经验、“严重脱离实际”、“游击习气积重难返”，不能适应新中国建立后党报和城市办报要求的状况，有着丰富新闻工作经验且被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列为党在未来的中央机关报主持人“重要人选”的范长江，于1950年1月被派到《人民日报》担任社长*钱江：《范长江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5年第1期。。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多，正当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开展的“大转变”效果初显时，1952年6月，范长江被“突然”调离《人民日报》，从此也永远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

关于范长江被“突然”调离的具体诱发事件，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一文曾做过较详细介绍*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人民网，2010年7月7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192301/192377/192680/196520/196522/12077244.html。。据该文记述，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与当时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有关。1952年初，在“三反”“五反”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范长江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该校的运动。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社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在进行。当范长江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搞群众“运动”时，他自己却成了报社群众“运动”的对象。《人民日报》一些干部，特别是在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在运动中联合起来“炮轰”范长江的“官僚主义”。

1952年1月17日，报社地方记者组秘书、党小组组长陈勇进写了一篇《我对范长江同志的意见》，按组织程序上交到中央。《意见》集中表达了报社各部门领导，特别是部分革命资历比较老的“群众”对于范长江的看法：一、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人物，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十分严重；二、在报社内搞家长制，动不动对“群众”特别是老干部恐吓辱骂，骂一些老干部“白吃小米”、“姓饭名桶字无用”，骂中上级干部“混”“老油条”“小老油条”，骂下级干部“混蛋”等；三、一些改革做法，诸如培养“社会活动家”等，脱离实际；四、讲排场，架子大，常请干部吃饭，下小馆，认为“吃饭好讲话”；五、违反中宣部规定，把历史不清白的旧朋友介绍到《人民日报》做特约记者或到新闻学校工作，还把地主成分的母亲接到北京家中生活；六、在《大公报》时，写过反动文章，如《中国的西北角》中对红军的诽谤。《意见》认为，范长江可以做一个名记者，但无论修养还是才能都不适合担任中央报纸的社长。

除《意见》之外，报社内一些对范长江心怀不满的群众，越过正常程序，在报社内召开大会，并匿名给新闻总署打电话，请新闻总署通知胡乔木到《人民日报》社参加大会；同时通知范长江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报社参加社内的群众运动，接受群众批判。范长江对群众运动没有经验，他赶回报社后，向几位同志询问开大会的事，被询问者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因此很生气，对这种反常现象很不满，说“那大概是捣乱分子(干的)”。他没料到，这句话后来成为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错误的又一证据。

胡乔木看到报社群众反映的意见后，派黎澍到报社调查。黎澍把报社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得出结论，认为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在向报社群众说明时说，范长江工作方式方法确实存在问题，需要改进，但范长江的历史中央是清楚的，关于他接母亲到北京来生活的事中央也知道，这些不是问题。新闻总署根据黎澍的调查，责成范长江回报社向群众作检查。

面对这样的群众运动，范长江不知所措。他调阅了批评意见的记录后，把这些意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工作上的问题，即办报方针问题；二、干部政策问题；三、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在6月12日的大会上，范长江作了第一次检讨。

在检讨中，他避开第一个问题不谈，直接谈第二个问题，并且不承认自己在该问题上有错误，为自己作了辩护。他重点谈第三个问题，说：“我是不是因为感到报纸成绩很大而骄傲自满，因此有个人主义？我考虑了很久，认为我的个人主义是表现在另一方面。……我的个人主义有特殊性，表现在不能任怨，对这样困难的重要的工作，常常考虑到：如果搞不好，要自己负责，在困难面前不能不顾一切，全心全意地来进行工作，随时想到能够不做这个工作更好。在这种心情下，遇到委屈的时候，就更发展了，就更不想做了。”在该问题上，他也没有完全认账。

面对这样的检查，群众显然不满意。总编辑邓拓在会上也对范长江进行了批判。他明确肯定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工作中表现出的魄力、朝气和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范长江身上的问题，比如有资产阶级庸俗思想作风，讲究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关系；有十分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看不起群众和干部；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实际锻炼很少，工作中逐渐发展了主观武断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脱离了群众；特别是好大喜功，害怕自我批评，对自己的错误在很长时间内借口工作忙不回社检讨；后来检讨不深刻，同志们提出意见，他一直置之不理。

面对几乎是群起而攻之的局面，范长江不愿违心认错，始终不承认自己有原则性错误。他表面上接受了群众的一些意见，但又举出一些事例为自己解释。他越是解释，报社一些群众就越认为他不愿认真听取和考虑大家的意见。虽然他作了两次“检查”，终究没有平息群众心中的怨气，无法获得群众的谅解。他与报社群众的对立情绪一时难以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将其调走。按照政治运动中人事处理的惯例，处分一个人一般都要对当事人做出一个政治结论，但是中央对范长江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结论，而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让范长江告别《人民日报》。他也从此离开了新闻事业。

二

据孔晓宁文章披露的上述信息可以确定，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是因为“三反”“五反”中人民日报社内群众和老干部对他的激烈“炮轰”。“炮轰”的起因，相关回忆和研究文章均认为是范长江领导《人民日报》“大转变”期间与社内老干部及群众结下了“人际积怨”。

陈勇进《意见》和邓拓的发言已多少透露出产生“人际积怨”的个中端倪。《意见》中所列范长江的问题虽有好几个方面，但导致积怨的实际上主要是前两点，即“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人物，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十分严重”和“报社内搞家长制，动不动对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恐吓辱骂”。邓拓所说范长江之问题中，有可能引发人际积怨的也基本是这两方面。他们所说是否属实呢？笔者在此从“大转变”部分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试作考察。

燕凌在《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时候——记他的一些谈话、批语和示范活动》中，详细记录了范长江当年在报社编委与组长“接头会”上的部分讲话*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244～246页。。从这些讲话所叙述的事理看，这些话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范长江对报纸工作的清晰思路与深刻认识，感受到的是他对做好报纸工作的急切心情与殷切期待。然而，若站在组织内沟通的技巧或听他讲话的人的心理感受角度看，不能不承认，其中确实有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这些讲话的语气多是命令式的和自上而下的，其中充满了“要”“都要”“不要”“不能”等命令意味或否定意味很浓的词；不少话是以教训人、责备人的口气表述出来的，甚至包括不少略带嘲讽和贬损的表达。其次，从这些话中可以感受到范长江居高临下的气势。这种气势，从积极方面看，是范长江对自己办报思想与业务能力充满自信的表现，但从听他“训话”之人的心理感受层面看，给群众的感觉是过于骄傲、自视太高。要知道，他这些话是面对报社编委和组长讲的。在当时《人民日报》能担任中层以上职务者，虽不能说全部有足以自矜的革命资历，至少可以说大部分是有“老革命”资格的。经常用居高临下、教训与指责意味浓厚的口气对他们讲话，他们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相应地，脱离群众意义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主观武断”“家长制”“官僚主义”等帽子自然会加到范长江头上。

燕凌还记述了范长江在“大转变”中对报社许多人在“高标准、严要求”背景下进行严厉批评的情形。其中一件事是，1950年5月，一位编辑把在政法委工作的民主人士叶笃义投的重要稿件压下未做处理，叶打电话催问，编辑很不耐烦，后政法委来信询问，编辑更反感，认为“政法委干涉我们的内政”。范长江发现此事后，立即追查。这位编辑作了书面检讨后，范长江在其书面检查上随手加了很多十分严厉的批语和一个总批语。这些批语往往上纲上线，诸如“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严重的关门主义”、“政治上的盲目自大”、“把自己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独立王国”等，而且措辞极为严厉，在许多定性性的词前面往往加有程度极强的修饰词，如“对于非党人士采取极端错误的轻视的态度”、“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党中央一再号召加强与非党群众联系的指示毫无共同之点”、“大大地妨害了我们与非党群众的联系”、“惊人的无组织与无纪律”、“以专断独行任性胡为的态度来处理政治性问题”、“对于政法委员会极不尊重”*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等。这样带有群众话语意义的政治批评无疑过于严厉了，其严重性与压力对于一个社内编辑来说可想而知。

这样严厉批评的事例还有很多。如1950年夏天对被派采访淮河铁桥的两位“老记者”的批评，对一位说自己不知道稿件作者之电话的编辑的批评，对机械照搬《真理报》编辑方式的批评，对报上发的消息老是迟到的批评等。这些批评大都很严厉，例如，当他要编辑给作者打电话核对稿子里的问题，编辑说不知道作者电话时，“他惊奇地说：做新闻工作，怎么对这样的事情能说‘不知道’呢？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为甚么不问清楚呢？”“‘我不知道’这种话”怎么能“从编辑记者口中说出来”呢？针对完全照搬《真理报》版式、标题的做法，他“生气地说：‘这不是学苏联，是学懒联’”。针对消息老是迟到的问题，他“难以容忍”，认为是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他十分生气地责问，消息老是迟到，“这是做新闻工作吗？”针对报社许多人工作中存在的“大致差不多”就算了的情况，他批评说，“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候还受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

关于范长江在领导《人民日报》“大转变”中对社内干部、群众的严厉批评，金凤也有记述：“他常常突然地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那时不超过一百人，也就是几十个人吧)，在他办公室门前的院子里，随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批评或表扬某个工作人员，或让大家对当天的报纸提意见，或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当场回答。我因成天出外采访，参加的次数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他突然向某某编辑或记者提一些问题，常常让某人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会被长江同志点中，会不会当场出丑。其实，这是社长对编辑、记者的一种当场的考试，是一种严格的职业训练。长江同志提的问题并不刁钻古怪，本来是记者、编辑应当知道的。不过，这种方式毕竟太特别，太尖锐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报社不少人有些怕长江同志，怕挨他批评，怕挨他骂。”“长江对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颇不客气，批评他们凭老资格吃饭，工作上不力求上进。……老解放区报纸没有时间性，办报纸如办杂志，人手多，工作没有严格的数量、质量要求。不少从解放区来的同志对长江同志雷厉风行的作风很不习惯，对他的尖锐批评不满意。总而言之，长江到人民日报工作没几年，搞得不很愉快。”*金凤：《长江同志风范永存》，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68页、269页。

孔晓宁也记述了在一次“飞行集会”上范长江对参加会议人员的批评。他说：“有些同志写文章又臭又长，流毒全党。有些同志不用脑子，脑子专用于吃饭，姓饭名桶字无用号浪费。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人民网，2010年7月7日。针对范长江对社内人员的严厉批评及所引发的不满，李庄写到：“在记者工作中，他有时要求过急，对某些拖沓作风批评很重，而且不大注意场合，引起一些同志的反感。”*李庄：《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38页。

可见，范长江在领导《人民日报》“大转变”期间，的确存在处事过于严苛，一些做法过于粗暴，对包括老干部在内的社内员工批评过于严厉，不留情面，不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等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导致范长江与包括老干部在内的许多群众关系紧张，进而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积怨。一旦遇到群众运动，这种积怨必然会发泄出来。“群众运动虽是自觉的，运动目的是要实现权威指定的某项政治任务，但它又是自发的，群众中的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投入运动，往往通过运动来宣泄自己在现实中压抑积淀下来的不满。”*陈涛：《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174页。

总之，对社内人员严厉批评和由此产生的人际积怨，的确是导致“三反”“五反”运动中报社群众“炮轰”范长江的重要原因。

三

范长江为什么会对包括老干部在内的社内群众表现出“近于粗暴”的态度，对他们的错误或拖沓作风进行那么严厉甚至尖刻的批评呢？对这个问题，比较常见的解释是范长江的性格使然，即认为范长江“个性耿直，而近于张扬，处事严格，而近于粗暴，因急功近利，而独断专行”*陈涛：《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第175页。。这种解释与范长江当年《人民日报》的许多同事的看法基本一致。燕凌试图从多方面解释范长江引发社内积怨的原因，但总体来看其解释仍偏重性格因素。他说：“也许是由于急切盼望‘大转变’早日完全彻底实现，也许是由于他性格中本来就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的因素，也许由于他思想上有某些偏差，也许还由于同志间因经历不同而有某种误解或不够了解之处，他对人的批评有些话说得失之鲁莽或过于尖刻。”*参见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人民网，2010年7月7日。受此类说法的影响，不少学者也认同此解释，如周亚军、陈继静就说：“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社与其性格太过急躁、锋芒毕露有直接关系。”*周亚军、陈继静：《试论范长江与〈大公报〉的分离》，《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7期。

这种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性格”绝非范长江以严苛态度对待社内人员的真正原因。范长江并非素来就喜欢批评人，并非素来就对人严苛、不留情面，尤其是在“青记”“国新社”时期，范长江给很多与他接触过或共过事的人留下的印象大都是谦和、热心、待人热诚、善于团结人、凝聚力强等。于友回忆说：“长江给予我很谦和的印象。他作为‘国新社’的社长，整天和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打成一片，同拿低工资，同吃大锅饭，有事同大家商量。”*于友：《解读范长江——记者要坚持真理说真话》，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莫艾回忆说：“长江同志有个显著的特点：善于团结人。在人的海洋中，既善于识别人，又有很强的凝聚力。”*莫艾：《青年记者的良师益友》，范苏苏、王大龙主编：《范长江与青记》，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赵悔深回忆与范长江在台儿庄前线采访时的情况时说：“范长江是全国知名的第一流记者……但他却毫无骄矜之色，作风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赵悔深：《台儿庄前线采访的回忆》，范苏苏、王大龙主编：《范长江与青记》，第366页。谷斯范在回忆“国新社”时期的范长江时也说：“凡是与他相处过的人，不仅钦佩他的才华，同时也情不自禁地被他那待人真诚、热情豪放的性格和水晶一样透明的感人品德所吸引”，“他对于青年更是爱护备至”*谷斯范：《回忆“国新社”与范长江》，范苏苏、王大龙主编：《范长江与青记》，第518页。。王维冰回忆说：“长江同志长我十岁，他早已是名记者，又是国际新闻社社长，但他在和我们相处中，从不以名人、领导自居，甘当孩子头，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滚在一起，有说有笑，又唱又闹。”*王维冰：《我的大学》，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3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民日报》时期范长江会对社内群众表现得那么严苛呢？也许会有人说是因为环境变了，范长江也变了，变得骄傲自满、不可一世了。这种说法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从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时的心态和批评社内员工的具体事由可以感受到，他绝非因为骄傲自满、不可一世而十分严厉甚至尖刻地批评人。

从其心态看，他内心在某个瞬间也许存在某种作为中央党报一社之长的自豪感，但要说他因此而骄傲自满，“看不起群众与干部”，显然不是事实。从他在斗争自己的群众大会上检讨时所说的一些话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社长一职在他身上显示出的似乎更多是一种压力和沉甸甸的责任，而非骄傲与不可一世。他说，自己“经常接近中央，知道《人民日报》离中央要求很远，离党的要求很远”；与此相应，自己经常“感到不能胜任人民日报的工作”，“随时想到能够不做这个工作更好”，尤其是“遇到委屈的时候就更发展了，更不想做了”；两年来，自己“曾两次想不做这工作，一次是在抗美援朝开始时，想到朝鲜去……一次是陈云同志说，毛主席提出要加强财经部门的宣传工作，我想逐步转到财委去工作”*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人民网，2010年7月7日。。范长江的这些话虽是面对群众作检查时说的，但应该是对其内心感受和当时真实情况的客观描述，而非临时编造和演绎。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对他来说显然更多是一种责任、一种负担，是一种负重前行且不能不做好的有很大压力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不可能有骄傲自满之心。

从范长江在“接头会”上的讲话内容和其批评许多人时所针对的问题看，这个时期他之所以频频批评人、教训人，实在是因为彼此对新闻工作的态度、理念，彼此在工作作风及工作习惯、工作方式与方法方面存在太大差异。很多导致范长江生气、不解，进而不得不疾言厉色加以严正指出、严厉批评的事，在范长江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根本就应是新闻工作常识，作为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记者、编辑原本就应知道，至少应该一点就通，用不着三番五次地强调；很多使他不得不予以严厉批评的问题，原本就不该出现。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当他认为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出现的时候，当他认为不该犯的错误一次又一次被人尤其是被一些“老记者”“老编辑”犯了的时候，内心的愤激、无奈、着急、不可思议感必然会陡然而生。激愤、无奈、着急之下，疾言厉色的教训、责备乃至尖刻、严厉的批评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范长江在工作上作为领导干部与很多社内人员等群众之间的差异，概括地说，是一种比较强调专业性的新闻工作与根据地、解放区新闻工作之间的差异，亦涉及建国后党的新闻政策重大调整等。

范长江这个时期在《人民日报》的做法，大方向上坚持的是党报方向，同时在新闻资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新闻职业精神。他理想的党报是，既能反映党的声音，又能反映群众的声音；既能做党的喉舌，又能做党的耳目；既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既要为党做好宣传，又要遵循新闻传播工作的常规。他在《人民日报》的许多做法，从思想资源乃至具体操作方法看，很大程度上均源于《大公报》。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按《大公报》新闻工作的部分理念、经验和做法来推动《人民日报》“大转变”的，是按照《大公报》对工作人员态度、作风、工作方式方法的要求来要求《人民日报》员工的。这一点在当时并无不当之处，因为在范长江受命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前，毛泽东就曾要求《人民日报》应该“学学《大公报》”，并说“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参见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在这个意义上说，范长江被派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本身就含有让其结合《大公报》的经验改进《人民日报》工作之意。既如此，在《人民日报》工作中较多融汇《大公报》的新闻理念、作风、工作方式方法，按《大公报》对人员的要求来要求《人民日报》人员，就是情理当中的事。

然而，由于当时《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根据地、解放区，他们在新闻工作的方式、方法、态度、作风、习惯等方面大多沿用在根据地或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做法和习惯。李庄在述及范长江“决胜于社门之外”这一决策对“从根据地来的记者”的督促作用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根据地)记者不写或少写新闻，是山区农村交通、通讯不便，人们的时间观念普遍淡薄，除了战争、生产、教育三件大事以外的事情一般不报道等习惯造成的。我们长期没有树立时间是新闻的首要(或极重要)条件的观念。人们最关心的是战报。但什么战报发，什么战报不发，是单独发或者综合发，及时发或者看看再发，都由军事指挥机关掌握和操作，报社记者概不与闻。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地方工作”，而后者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人民日报(指华北《人民日报》——引者注)就出过这样的笑话：一位很有成就的记者，终生没有写过一篇新闻，他的工作就是写通讯。这是大家不以为异的事实。还有一位记者，大家说他“一篇通讯写两年，压了一年才发表”，也是基于事实的笑谈。原来他头年秋季外出采访，翌年春季写出通讯稿，大家戏称跨两年。由于通讯稿没有严格时间性，迟至年底才发表，戏称又是一年。这些基于事实的笑话，说明我们这些从小在根据地长大的新闻工作者多么缺乏时间观念。*李庄：《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36～237页。

这段记述虽主要说的是根据地、解放区的记者缺乏新闻时效观念，但从具体描述中可以感受到根据地新闻工作的诸多侧面，如新闻题材的单调，体裁的单一，以通讯为主、不看重新闻，通讯完全不重视时间；新闻工作态度方面慢三拍、不紧不慢，缺乏主动精神，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其他领域概不与闻；目光只局限于地方，只聚焦于地方性、局部性问题，缺乏全国视野与全局意识等。这些观念、意识、态度、习惯与做法，与“大转变”中的要求显然存在巨大差异。以这样的观念、态度、意识、习惯和做法应对“大转变”中的新闻工作，必然处处显得格格不入。

从这个角度看范长江在报社“接头会”上的诸多讲话，就可理解其大多带有教训、责备和批评意味之原因了。显然，那些讲话针对的正是《人民日报》许多编委、组长、记者、编辑身上显现出的过时观念、作风、视野、态度、方法。在范长江看来，身处新的新闻工作环境，却固守着旧的不适应新时代新闻工作的观念和做法，只知“作‘侠客’”，缺乏主动负责精神，对“自己负责的方面的主要情况”不清楚，抓不住“责任范围内的重要问题”，“手头有甚么稿子就只编甚么稿子”，“政治神经”不灵敏，斤斤计较于部门利益，在“接头会”上只知“争地盘”，缺乏利用新闻工作“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的意识，只“为用稿而发稿”*燕凌：《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时候——记他的一些谈话、批语和示范活动》，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44～246页。，缺乏创新意识、读者意识以及新闻时效意识，工作不认真、不细致，是多么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既然感到难以容忍，言语中不自觉带出不满和责备口吻便是很自然的事。

总之，范长江在《人民日报》时期之所以苛责社内员工，的确不是性格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在新闻工作理念、作风、态度、方式、方法等方面与来自根据地、解放区的员工存在太大差异。他对员工疾言厉色和不留情面，是面对这种巨大差异时内心产生的焦急、无奈、愤激、不解等情绪的不由自主的流露与发泄。这种流露与发泄，虽然客观上伤害了被批评者的自尊和感情，但确非针对具体人的，而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是为了尽快实现党的新闻政策重大调整之际《人民日报》的“大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日报》时期的范长江对自己员工的严苛，反映出的是两种不同新闻工作理念、态度、作风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当然，无论如何，不能不说范长江对员工过分严厉、尖刻和不分场合的批评有其不当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运动期间黎澍做出的范长江工作方式方法的确存在问题的结论，显然十分准确。

四

因工作方式、方法问题引发与群众的激烈矛盾而将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这是可以理解的。此时强调办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与群众矛盾若一时确实难以化解，继续让其留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确很难开展。然而，仅仅因工作方式、方法问题而将一个有工作责任感、对党的新闻事业有过杰出贡献的新闻人才，调离新闻事业领域，显然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陈涛在《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中说：“报社的‘三反’运动，对范长江的调查结论最终归结为‘工作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本是屡见不鲜的，可以有多种处理方式，但不至于撤职调离，甚至逐出新闻界。且范长江深受最高领导毛泽东所器重，是毛泽东点头他才来人民日报社的，怎会仅仅因群众有意见而轻易作出调离处理？再说，《人民日报》是中央的‘喉舌’，他的社长人选，又岂是出版总署胡乔木一人所能轻易决定的？”(第176页)虽然陈涛此处将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和其被完全“逐出”新闻界混为一谈，但其对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之原因的质疑若转用于审视范长江离开新闻工作岗位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视角。。

如上文所说，离开《人民日报》与离开新闻事业，是不同的两个问题。离开《人民日报》，可以用工作方式方法存在问题、与群众的矛盾和积怨太深，进行较合情理的解释，但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仅用这两条理由就无法解释。因为工作方式方法存在问题，完全可以督促其改正；与群众矛盾、积怨太深，完全可以将其调到党的其他新闻机构。范长江被调离新闻工作岗位且从此未被续用，显然另有原因。

笔者以为，这个原因涉及其所秉持的新闻传播职业精神和党观报，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历程中党的新闻政策的重大变化。范长江这个时期的新闻观基本属于新闻传播为主体的本位观，办报观基本属于民本观，同时亦强调党的领导。虽然在《〈人民日报〉的任务》中他强调“《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发言机关”，要“注意党中央的意图”，但又强调《人民日报》“应当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舆论的代表”，应该“面向全国的群众”，“与各种实际斗争中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熟悉群众生活、思想、要求和斗争”，“使报纸和亿万群众呼吸相通”*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沈谱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22～1124页。。同时，虽然他一直希望自己主持的《人民日报》能让党中央满意，但在具体新闻资讯传播中表现出的却更多是希望报纸能让群众满意、读者满意，能对基层干部群众发挥指导作用。既然如此，在具体新闻资讯传播中，就必然会更加重视新闻性内容，必然会对来自群众生活中的鲜活内容更加重视。

将群众置于报纸工作最重要位置的观念，显然与当时毛泽东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希望与要求具有一致性。但毛泽东虽然要求《人民日报》学《大公报》，只是希望《人民日报》能“建立像《大公报》一样的报社运行的正规体制与机制”*陈涛：《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第176页。，改变报社内部松散无序、体制机制不健全的状况，以及报纸工作中不准确、不严密、不细致等“游击习气”。毛泽东虽然强调全国解放，包括新闻宣传在内的党的一切工作都应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变，都应“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28页。，但在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要求上，最为强调的还是党的所有新闻机构都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思想的宣传为核心目标与任务，做好党的喉舌，与此对应的就是政治家办报要基于群众路线。

对于这一点，范长江思想上应该是明白的，在跟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期间他就已经熟悉了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然而，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他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学《大公报》的真正用意，另一方面他个性中所具有的凡事喜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特点使他思想上虽然十分清楚党的最高领袖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但在具体操作中总是习惯性地融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范长江凡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特点，早在他年轻时期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陕北时期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过程中，基于当时严酷战争环境和党在战争时期对宣传工作的特殊要求而一度自我压抑了原有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个性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要求一切工作都要实现向生产建设这个中心转变，刘少奇也要求新闻工作者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范长江独立思考、判断的习惯与个性被重新激活。李庄回忆说：“长江1948年对我说，抗战以前，进步的新闻记者最苦恼的是不能说真话。《大公报》有时候号称敢讲话，其实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新中国不同，刘少奇同志号召我们‘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新闻记者的工作条件是根本不同了，这正是有作为的同志大展身手的时候。”(《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37～238页)。他知道“《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发言机关”，要忠实反映党的思想、主张，但又认为宣传指导群众，反映群众生活与要求，同样是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的党报”原本就“是人民的报纸”，“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范长江：《论人民的报纸》，《新闻研究资料(丛刊)》总第11辑18页，北京：展望出版社，1982年。。

范长江的新闻职业精神本位观和群众观，有其政治家办报的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不仅无法让中央满意，而且必然会被很快制止，调离新闻工作领域就是制止的主要方式之一。了解了这一背景，对范长江何以会被调离新闻工作岗位，就不会觉得难以理解了。

“三反”运动中范长江在群众大会上的检讨存在某些认识误区，特别是在群众乃至群众运动所涉阶级利益的政治取向方面。陈涛有这样一段评述：“显然，范长江再次表现出他对群众运动的无知。他不知道群众运动虽是自觉的，运动的目的是要实现权威指定的某项政治任务，但它又是自发的，群众中的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投入运动，往往通过运动来宣泄自己在现实中压抑积淀下来的不满。所以，任何群众运动都会像是社会‘堰塞湖’，一经溃堤，必将是洪水滚滚，泥沙俱下。在群众运动中，你须学会做一个‘运动员’，善于察时度势，收敛个性，顺潮流而为，要知道潮流难以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陈涛：《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第174页。陈涛的意思很明显：范长江当时若能懂得群众运动的奥秘，“善于察时度势，收敛个性，顺潮流而为”，承认自己的“问题”，也许不至于离开《人民日报》。但据笔者的上述分析，范长江是否离开新闻工作岗位，绝非《人民日报》社内的群众所能决定。

责任编校：张朝胜黄琼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4.010

中图分类号：G219.29；K82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4-0083-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5LZUJBWZY07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XW008)

作者简介：樊亚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甘肃 兰州730000)。

◇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主持人 王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