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源
——周恩来与中美“破冰”

贾同宇　　叶勇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源
——周恩来与中美“破冰”

贾同宇叶勇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由对抗走向对话，最终确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为中美“破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环节之一，也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走向。继承周总理的外交智慧，必将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和外交工作带来助益。

周恩来；外交；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

一、周恩来在中美“破冰”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在苏联军力上升、咄咄逼人的复杂局面下，中美两国逐渐找到了共同点，悄然开始了联络。1969年12月，在华沙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上，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告知中国代办雷阳的翻译，美方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联系。周恩来当晚收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电文，立刻向毛主席汇报。第二天，周恩来发出积极的信号，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并通知美国方面。

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美国队提出访华请求。外交部、国家体委报告周恩来，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机智而富远见的周恩来却签上“拟同意”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反复考虑，做出邀请美国队访问的决定。周恩来很快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我们展开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一周后，周恩来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乒乓外交”取得“小球推动地球”的戏剧性效果，加速实现了中美高层接触进程。在高层同意与基辛格接触后，周恩来多次约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方情况，对礼宾、民航、安全等做周密部署。他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二十年后第一次重要高级会晤……我们应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在中美逐渐对话的同时，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对美国加强对中国的交往带来一定动力，毛泽东、周恩来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1971年11月，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访问。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与尼克松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进行了五次会谈，《中美联合公报》在此期间顺利发表。

二、周恩来处理中美外交的原则策略

打开中美外交新局面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中美两国持续已久的对抗不可能立即消散，是从消除误解，减少摩擦，改善看法，到渐进合作逐步推进的。作为大国总理，周恩来深深地明白改善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这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又要尽量争取外援，改善周边及国际环境过程中，他充分展现了非凡的谋略与智慧，促成了当时的中美建交乃至后来的中美关系发展。

首先，周恩来绝不拿原则做交易，时刻保持谨慎，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事实证明：坚持原则不会使自己处于弱势，反而能赢得对方尊重，为形势发展找到转机。处理好台湾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无法回避。周恩来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了这一立场。对美关系，中国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要求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华沙会谈中方发言稿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美国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华访问时，带来了尼克松口信，尼克松愿意派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代表对话。尼克松尽管多次表示愿意会晤，却避谈台湾问题。周恩来回复叶海亚，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

其次，周恩来深深地懂得策略的重要性，及时抢抓机遇，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能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最大限度地在对抗中对话，建立共同点。

“乒乓外交”伊始阶段，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请求时，外交部、国家体委本想拒绝，周恩来却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报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主席同意了。“乒乓外交”能变成外交上的巨大转机，与周恩来把握时机和默默奉献分不开。

中美两国分歧巨大，但周恩来实事求是，并不强加于人，多本着合作精神妥善解决问题。基辛格在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在我与周恩来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在与基辛格谈到战争状态下的越南问题时，“周恩来听了我的介绍，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但远远没有施加道德压力，更没有进行威胁。”周恩来对越南多年的战乱和人民的疾苦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但“同情当然不同于政治或军事支持；他是在用一种微妙的方式向我表示中国不会卷入军事行动，也不会对我们施加外交压力”。中国政府有原则和尊严，美国政府也有，周恩来明白这一点，也尽可能留给对方一定空间。在《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没能确定时，美方非常担心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总统的访华成果无法展现。周总理告诉美方，“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再度为中方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所感动。

第三，周恩来拥有非凡的人格魅力，能坦诚待人，影响并改变对手的看法，创造了良好的交流环境。

中美两国矛盾由来已久，如果拿不出诚意，即使再恢复华沙谈判，也不会有实质性结果。周恩来直击问题实质，向尼克松开诚布公，加速了双方对话的进程。1971年4月，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递交《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尼克松接受了邀请。5月17日，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将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交谈，双方可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基辛格在访华之前从未见过周恩来，谈到与周恩来会面留下的印象时，他说：“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能以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基辛格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中美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周恩来之后的中美关系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

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改变了当时的双边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也为后来的中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中美“破冰”之前，双方对抗远大于合作，“破冰”后，随着时间流逝，合作越来越多于对抗。

周恩来逝世后的1979年，中美正式互换大使，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随后历经10年友好发展期，双边关系不断加深。直到1980年代末苏东剧变，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关系才出现波澜。90年代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但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始终维系，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在加深。新世纪以来，双方关系趋于稳定。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达成了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6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5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致辞《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再次展现了新兴大国的外交智慧和广阔胸怀。他说：“我们所在的钓鱼台国宾馆，见证了中美关系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中美建交谈判等都同这里有密切关系。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事件，不但改变了国际关系大格局,也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合作新时期。”

正如周恩来当年在为尼克松举办欢迎宴会上所说：“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但这种分歧不应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通过双方坦率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两国关系能有一个新的开始。”4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我们双方更应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35年来，尽管国际环境和我们两国各自国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美关系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行，原因就是两国几代领导人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不断赋予中美关系新的内涵和动力。今天,我们双方更应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创新思维,不断开创两国合作新局面。”当代中国正在努力推进“四个全面”，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继承周总理的外交智慧，必将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和外交工作带来助益。

[1]唐龙彬.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39.

[2][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37-238；246；235.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066；2056.

[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475-476.

（作者单位：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

10.16653/j.cnki.32-1034/f.2016.07.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