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论略

2016-03-18 10:23:09董根明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董 根 明

(安庆师范学院图书馆, 安徽 安庆 246133 )



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论略

董 根 明

(安庆师范学院图书馆,安徽安庆246133 )

摘要: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为史学研究的专论,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论有很多共通之处,然治史之心得却各有侧重。梁启超认为治史“贵专精不贵杂博”;李大钊则认为“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而钱穆则认为“治史所以明变”。“专精”、“贵通”、“明变”是他们分别总结的治史经验,对当今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史识修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钱穆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为史学研究的专论,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在史学领域颇多建树,其史论亦有很多共通之处,然治史之心得却各有侧重。“专精”、“贵通”、“明变”是他们分别总结的治史经验,可谓见仁见智,对当今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史识修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专精

“专精”是梁启超多年治史经验的总结。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就历史研究方法等问题作系列讲演,在谈及史家之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时,梁启超认为“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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