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档案视域中的社会变迁图景
——丽江龙蟠档案为个案

杨杰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乡村档案视域中的社会变迁图景
——丽江龙蟠档案为个案

杨杰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龙蟠档案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见证了巨大历史变迁，隐喻了不同时代的主流话语转换，记录了发生在边陲地方的社会变迁事实，从中折射出国家与地方，官方与民间，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图景，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份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大历史变动的地方性注脚。从边缘看中心，有利于探知上层建筑制订政策的有效性与执行力，也可探微边缘与中心之间互构与互动，博弈与妥协的张力关系。

龙蟠档案；地方社会；变迁；义学；乡绅

笔者在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地方档案。经过初步的整理，该档案的时间范围上迄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下至2011年，时间跨度达220年；内容以龙蟠乡境内的田契、税赋、人口、徭役、乡约、法律、寺院、岁时节日等为主，涉及政治、经济、农业、宗教、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民俗等；从卷宗上分共有120卷，最早系民国时期整理装订，有些卷宗因年久失修，边角有些损坏，但整体保留较为完整；档案涉及行政区域主要以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为主，其中也收藏了国家、省、府、州、县的一些公文、文件，尤其是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文较为完整。这些档案是构成了解读边疆社会关系及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

一、龙蟠档案的价值与特点分析

这120卷的历史档案成了龙蟠历史文化的“活标本”，见证了1871年至2011年220年的历史沧桑巨变，这一历史变迁从卷宗内容、编订、书写方式、标题目录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从上述这些封面记录中，可以看出这批历史档案的价值及特点。

（一）卷宗的编订方式、体例、风格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

卷宗封面为牛皮纸，线装，“文革”后期才改为订书机装订。卷宗号的序号并不是按照严格年代来编排，如卷宗11的时间范围为1951年1月1日起至1962年12月31日，而卷宗13和卷宗14的时间起止为1952年，卷宗15的时间起止则为1950年至1955年。这说明材料编订时间并不统一，不统一的原因在于有些卷宗是按年度顺序来编订，有些是按内容来编订。如早期的档案卷宗1和卷宗2的内容就涉及了“地主和万华货物评定簿、地主收租簿、叁甲义田簿、地主发家书一封”“万龙村土地、房产登记簿、外区地主田亩、产量、租额调查表”等多项不同内容，而后期材料以单项内容为主，如年度中央到县的各项通知、年度经济统计、年度汇报材料均单列造册。从卷宗封面题写的“龙蟠公社”的实情来看，这批档案的归后整理时间应在成立人民公社之后。

另外，从不同时期档案的编写风格来看，清朝、民国时期的内容为毛笔书写、纸张为棉纸，书写体例为传统的竖排右起，皆为单篇文章内容为主，没有出现表格。而1949年以后的档案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内容以表格为主，政府通知、文件、条例、政治运动情况占了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不同时期，前期档案的字体皆为严整的手写楷体为主，很少有潦草、涂改的痕迹；而1949年后的档案则呈现出书写水准参差不齐、大量出现潦草、涂改现象，尤其集中在1949年至1951年的政权过渡时期，这不仅出现在村一级的地主家财登记、收租簿统计的档案中，在县、区（相当于现在的乡）一级的档案中也出现了同样现象。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政权建立初始，基础未稳，同时遭受经济危机、强敌环伺、匪患未平等众多棘手事件，需要颁布大量的公告、条例、紧急通知，有的一天之内竟有五个文件通知之多，这说明制定这些文件政策时时间仓促，来不及咬文嚼字、平心静气地书写；二是这期间的上级领导干部多是受过现代教育，不受旧式繁文缛节束缚，文中没有过多的修饰、润色成份，大多以直截了当、命令动员风格为主；三是乡村基层干部所受教育有限，文字表达能力不足，书写水平较差也有直接关系，如从龙蟠村的地主收租簿、收粮流水簿、货物登记簿登记情况看，虽仍参照了竖排、繁体、毛笔书写的方式，但书写水平极为粗糙，不仅字迹潦草，且随意性较大，有的一张纸上写了五六行，有的只有二三行，其间出现了不少错别字。而1952年后的档案出现了表格内容为主，钢笔为书写工具，现代编排体例的特征，但书写水平仍呈现出参差不齐、随意潦草的情况。

（二）卷宗的内容见证了巨大历史变迁，隐喻了不同时代的主流话语转换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些档案材料中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深刻烙印，由此成为我们了解龙蟠乃至国家这二百余年风雨沧桑历史的实证。当然，历史也是一种话语。同样的话语在不同历史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表达方式背后隐喻主流话语的转换。如始于乾隆年间的《叁甲义田簿》更多体现了改土归流后“以夏变夷”的主流话语；民国时期，和万华的家书则表达了“实业救国”的理想以及国难深重背景下的忧虑；土改时期的地主货物评定簿、地主收租簿、地主材料、斗争地主记录、诉苦记录等内容反映了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的重大历史斗争；而1952以来“人口、土地、产量登记清册”“供销社和信用社股金收据及花名册”“农业税、人口、土地、产量登记清册”“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总结、报告”等材料如实反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这一历史；“一打三反”“知青基本情况”则反映了“文革”在基层的开展情况；“‘增百致富’情况登记表”“人均增减收入分组及脱贫情况”则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从这些档案卷宗上龙蟠村行政名称的变化也可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朝时的阿喜里、葡萄湾村甲；民国时期的阿喜乡葡萄湾村；新中国成立后则先后演变为：阿喜区龙蟠村—第四区龙蟠乡—龙蟠公社龙蟠大队—龙蟠区龙蟠乡—龙蟠乡龙蟠行政村—龙蟠乡龙蟠村委会。

另外，从档案的语体、词汇、主题的巨大反差中也可对这百多年的历史巨变有个切实的感受。如清朝时期档案中，“大清”“盛朝”“忠孝廉节”“用夏变夷”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民国时期的“民主”“民族”“共和”“实业”“经济贸易”等词汇则明显带有反对清朝时期的重农轻商政策、封建专制的强烈色彩；新中国成立后，“专政”“反革命”“人民公社”“无产阶级”“地主”“贫农”“阶级斗争”“牛鬼蛇神”“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则反映了国家上层发动的政治运动渗透到地方的情况；“保交提留”“拨乱反正”“改革”“增百致富”“脱贫”“万元户”“新农村”“和谐社会”“文化旅游”等词汇则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及基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情。

当然，这些材料档案并非是“唯一的”“真实的”“客观的”历史，更多只是作为解读历史的参考资料。毕竟这些材料只是不同时代主流话语的地方书写，只是起到一家之言的作用。譬如清朝时的《叁甲义田簿》中的“匪类”在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可能成为“反清义士”“革命者”“无产阶级”；和德元笔下犹如世外桃源的江边三村，当时实情更多的可能是“三座大山”压迫下广大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他所期望的“用夏变夷”到今天则成为“文化霸权”的代名词，如果有人今天还提此壶，还有可能被斥为“纳奸”①！同样的道理，和万华的创业艰难、对外商贸、提倡新风、济贫扶困、创办学校、促进地方发展等“丰功伟绩”不可能在揭批材料乃至自白书中寻到只字片言；而在他死后的三十年后，“万元户”“老板”“大款”成为社会追慕的对象，与“一大二公”“造反有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形成对比，“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话语。

二、个案解读：“义田簿”里的边疆社会图景

在这批档案中，也发现了一本乾隆年间的地契文书——《三甲义田簿》。这本文书中最早的资料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最后的材料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时间跨度达113年。原文由毛笔繁体字写成，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录入时作了简体处理，并对句读作了断句。此书大小与现在32开本相似，纸质为绵纸，棉线装订。书本不厚，全书仅23页，但这几页薄纸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与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这里也同样演述着生动曲折、意味深长的地方故事，只不过它更多是通过隐喻式的春秋笔法来表述罢了。

溯本追源，这本《三甲义田簿》的来由缘于改土归流后的社会背景，当时地方流官积极提倡办学，以期达成“以夏变夷”之效。在国家优惠政策支持下，地方一些乡绅积极响应，所以才有了置办义田的这一地方事件。书中对义田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交代，同时提供了百年前由云南布政史司颁发的义田执照，凸显了这一行为的正当性与权威性。

叁甲义田红契

立实卖杜契书人龚、孙氏、同男孙阿三系北浪沧热水塘居住，为因缺少使用，情愿竹箐荒地一形实杜卖与叁村士民人和义文、和天祥、和生福、张体仁、和鸣鹤、和保娘等名下，以为义学束脩之资，实受价钱伍拾伍仟文整，入手应用其地坐落竹箐内东至大岩止，南至热水塘箐梁止，西至江边止，北至聚石脚止，四至载明白，随新增贰分，至期上纳本日钱田，两手兑交明白，原无私债，货物准折，并非逼勒成交，时价已敷，永断葛藤，日后再不告我赎，倘有新加人等前来争议，卖主一力承当，恐后无凭，立此杜契文约是实。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三十日立实杜契

书人孙、龚氏，同男孙阿三当凭王约，长德、凭中知见龚应生

上述材料说明了要完成一桩合法的土地买卖是一件极为复杂的琐事。不仅要达成双方当事人之间自愿买卖的协议，还要找文书书写契约，现场证明人，同时要上报县、省（云南布政史司）、国家（户部），要加盖诸多公章、画押、按手印。这也说明了国家对土地买卖进行严格控制。这份材料中没有加盖公章及手印，显然是从原件中转抄过来的，转抄者的意图是立此存照，来说明事情有因，有据可查。另外，材料虽然没有具体提到这些买主的具体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资金情况，只是简要提到了三个村的村民及买田费用情况，但从当时情况来分析，这些买主并不代表个人，而三个村的“村民代表”，所购置田地是作为义田，义田属于公共财产，说明了那十两银子是集资而来的。

仅靠这样一块荒地是难以办起义学馆的，从后面材料来看，义田基本上涵盖了三个村的范围，说明这些义田不是一次性购置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不断扩大经营起来的。下面的两则材料为此提供了佐证：

竹箐内下壹节阿昌个实谷租

长福当租宝谷柒斗，其田坐落妹岩明。李士当租宝谷柒斗，其田坐落格仲寒。张福当租宝谷叁斗伍升，其田坐落上仲寒。李三当租宝谷三斗伍升，其田坐落格仲寒。饶坝的当租宝谷九斗一升，其田坐落大门开。吴季蒲当租实宝谷肆斗，其田坐落牛眠地。和七当租宝谷贰石玖斗，其田坐落梅仲寒。

竹箐内上壹节美歌兴宝谷租子

娘蒲、爽八妹二人共当租宝谷伍斗，其田坐落美歌兴。耍退美当租宝谷壹石三斗，其田坐落美歌兴。徐老则当租玉麦柒斗，其田坐落开由都。季宝当租苞谷叁斗，其田坐落白沙河上节。木恩隆当租宝谷捌斗伍升，其田坐落开由都。恒遭爸当租宝谷壹石伍零伍升，其田坐落下开由都，一坐落白沙河下节。

文中的“阿昌个”“美歌兴”即现在的鲁南村委会阿昌过村民小组一组、二组。阿昌个是纳西语，指虎跳峡一带，“美歌兴”也是纳西语，意天“天上人间”，因住户处于峡谷悬崖上而名。现在阿昌个村为傈僳族村，相传是从雪山背后的火山口处搬迁而来，附近有纳西族村庄，有些是由汉族移民变成纳西族的。上文中的和、吴、木、张、李、徐、饶姓为纳西族，至今仍有这些姓氏，而娘蒲、爽八妹、耍退美、季宝等姓名为傈僳族。傈僳族有汉姓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之前以本民族名称来称呼。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民国时抽壮丁，因记录者无法准确记录当地傈僳族名字而免于抽丁。

从收租情况来看，最多为一石零五升，最少为三斗。参照民国时期亩产量来计算，每亩约产粮一石，这些田租不算多。田租多少以田地亩数而定，如田租最多者是因为有开由都、下白沙河两块田地。以上两个村的义田田租只是总额的部分，且地处山坡，土地贫瘠，产量不高。一斗为十升，十斗为一石，一石约为60公斤。上面两个村田租约合七石，共400多公斤。义学馆师资约为三石，义田所收田租已经绰绰有余。剩余田租成为三个村的集体资财，用于修桥铺路、修缮水利、举办庙会、邀请戏班等公益活动。由此也说明了义田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图景，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捐资办学那么简单。从中也折射出地方乡绅阶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他们利用国家政治资源操纵地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促成自身利益的资本化、权力化，同时，通过维持地方秩序、兴办学校、建设公益事业、调解民事纠纷等手段达成地方代言人的角色，从而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者”角色。他们既是知书达理的地方名望，也是权倾一方的实力派。

书中一开始对参与编写人员及缘起进行了说明：

《叁甲义田簿》

大清国云南丽江府丽江府阿喜里葡萄湾、土官村、鲁南瓦叁甲耆民于光绪贰拾玖年贰月拾陆日，同情共议立义田簿。

窃闻盛朝立学校以明人伦，庶人制义田以教子弟，前人为之创其基，后人为之继其志，岂非叁甲之盛事也哉？乃地接江水，田属火山，东连于亏当古之公山，南近于鲁南瓦之护地，西南至于指云寺之田界，东北止于李氏家之山边松林竹箐，或高而或低，水冲山颓，或田而或石，竟至喇嘛侵占义田，既经之报于约保悚悚未知佃理，又尝论以规矩纸张？或有掯勒②租子，或有私收种种弊端，难以枚举，倘游移不守，恍惚不理，将无束脩③之资又无。又无见闻子弟无田以培植风俗，无由以敦厚矣。为此葡萄湾、土官村、鲁南瓦叁甲耆民同情共议，划山形、录纸张、定租子，以立义田古规，自此之后，茍能遵守以教子弟诵读，以知仁义，则庶几可慰前人之心乎。

光绪癸卯年花月中浣叁甲耆民等谨识

清朝时的“阿喜里”相当于现在的乡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在乡以下设保甲制度，甲相当于村一级单位。书中提到的“三甲”也就指现在的龙蟠村、土官村、鲁南村，书中的葡萄湾系龙蟠村的纳西语“爬堵坞”的转写。三个村地处龙蟠乡北部，相互毗邻，所以才有了共同兴办义学之举。“义田”指学田，即为“义学馆”筹集办学资金的出租田。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杨馝、官学理等流官在丽江各地广办义学馆。在乡绅的大力提倡下，当时的阿喜里三个村顺应潮流，办起了义学馆。这份“义田薄”的内容包括了办学目的、管理制度、租赋、税额、乡约、惩戒等多，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民俗等多方面内容。从中折射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边疆乡村社会的历史图景。

上文一开篇就对编写宗旨予以阐明：上合“明人伦”的盛朝办学主张，下应“教子弟”的需求，目的是“培植风俗”“以知仁义，否则“无由以敦厚矣。”可谓义正言直。宗旨阐明后，对定制“义田古规”的必要性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因义田分散各地，年久失察，出现了自然灾害原因的田地变迁，人为因素的侵占田地、拖欠田租、擅改租约、地方保甲长无以为计等情况，所以有必要重新画清地图、制定田租、公文备案。从材料中看，义田最早置办是在乾隆年间，到重新制定义田古规时已有百余年，时过境迁，社会情况发生了重大变迁。

另外，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从丽江情况来看，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地主阶层中，藏传佛教势力在丽江也占有很大田地，甚至成为最大的地主，据乾隆三十五年《丽江府各寺观田地顷亩清册》载，丽江府共有田地为4495顷65亩，其中寺田为2054.9亩，而文峰寺占有1140亩，指云寺占有672亩。[1]379据现存的《指云寺常住田碑》载，嘉庆年间指云寺田租总数达451石，其中当时的阿喜里承担田租为20石。[2]喇嘛寺广置田地，而自身不从事生产，由此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出现了枪杀抗租农民的事件。④龙蟠乡绅对喇嘛侵占义田的行为做出了一致对外的反抗。从中也可看出地方宗教势力与地方乡绅、民众阶层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另外，从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国封建制度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上层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制订了一整套严密的政治体系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实施除了有利用政治权威来推行政策的强制性，但因其行政体系也只到县级这一层面，乡村一级的管理体制处于相对松散，由此提供了地方自治的相对空间。而这一自治进程中，通晓朝廷政策，又熟谙于乡情的乡绅成了地方自治的关键主体力量。上层建筑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长治久安，在制订相关政策时，也会考虑到有利于改善民生、社会安定、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等因素，这些因素与地方民众存在着共谋的一面，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共同利益体；但如果统治阶层不顾下层民情而横征暴敛，甚至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从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地方利益，代表地方利益的乡绅利用各种有效手段进行抗争，从这个意义上看，乡绅阶层扮演了保境安民、民众代言人的角色。

为了保证义学这一新生事物能够在地方可持续发展，乡绅们还制定了详细的“义田规”。

钱粮分上宝谷壹斗伍升；宝谷租子叁甲均分不得多寡；管事劳金宝谷五斗又壹斗作沙（烧）酒拾盌赏细客；叁甲不得欺压佃户，须加温恤；当管事只有众议公举，不得自认自专；管事不得分外刻薄，佃户须行清白；管事须查田邻侵占四至者，佃户当田地者；管事不得招呼匪类为佃户；佃客不得欠少租子升斛；佃客不得诬慢叁甲之人，当安分守己；佃客不得不理管事警戒之言；佃客不得或有口角小事，当报管事，以听劝言；佃客不得佃招佃，私吞暗契；佃客不得滋事生端，带累田主；佃客不得窝留匪类；童生出考卷金，言定出于财钱陆拾仟文，之利应院试者有数名归于数名，只有壹名归于壹名，若无名归于束修，叁甲均分；管事当时常以忠孝廉节教训佃客。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三村乡绅为义田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内容涉及上交政府的钱粮、租金分配方法、管事的报酬与权限、佃户的责任与义务。这份文书明显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度，乡绅—管事—细户成为乡村自治的社会结构。乡绅俨然以国家代理者自居，谆谆教导管事、细户如何遵守规则，如何维护社会安定，如何为人做事，如何处理管事与佃户关系都一一予以交代。表面上似乎公平公正，但其间有明显的权力等级划分，如把管事置于自身管辖权之下，规定了管事不得“自认自专”“分外刻薄”“招呼匪类”等多条禁令，同时又把管事置于佃户之上，特别强调“佃客不得不理管事警戒之言”，甚至发生口角小事，也要“报管事，以听劝言。”而最底层的佃户“须行清白”“不得欠少租子升斛”“不得诬慢叁甲之人”“不得佃招佃，私吞暗契”“不得滋事生端，带累田主”“不得私窝匪类”等众多苛刻规定。最后以执事者资格来调和管事与佃户的关系，管事“不得分外刻薄”“不得欺压佃户，须加温恤”，甚至对如何“温恤”作了具体规定：从管事的劳金中扣除壹斗田租作为赏给细户十杯烧酒！

这份义田规实质也是一份乡规民约，如文中强调的忠孝廉节、安分守己契合了封建礼教的宗旨，同时对管事、佃户的责、权、利作了具体规定。由此具备了道义上的公正性、职能上的法制性、社会管理的权威性。地方实力阶层通过这些严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治条例，渗透到乡村社会方方面面，从而承担了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当然，再严整的规定、制度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时过境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制度也会逐渐显现出漏洞与不适症状。以下这些材料说明了这一点。

指云寺佃客徐天元、徐开照、徐贵保三人侵占义田，因此叁甲耆老不服报到约公李，保长杨尊前。业已理处，令徐家于光绪贰拾捌年冬月初六日出老钱陆拾仟文，又立已开垦之外，若有再行侵占等弊，言定罚银拾两，之凭据与众人收执。又令叁甲人蒋起凤、段静香、李永灼等亦立受钱之后已侵占开垦之田归于徐姓，之凭据与徐姓收执。

李福于光绪贰拾捌年冬月初六借去老钱陆拾仟文，押下坐落打列仲田壹块，其钱利息每仟，后玉麦壹升半。知见人和致祥，代字徐汉亭。

闵士达于光绪元年自认管事，索取纸张，因此当义田管事之时，凡红红契捐约帋张等存于闵家。闵家立存帋张之凭据与众人收执至数年，因闵家私吞租子，众人去闵家求取纸张收执凭据观看，不闵绍儒抢去凭据扯碎附火，又适闵元将死之病体起来轻生，点火把欲烧房子，众人见此不敢言而散矣。及换管事之日只出红契、连公呈壹张，恳限壹张，领纳数张，其余掯勒不出，不知其故。

闵士达当管事之时，以术愚众，谓众人曰每甲存宝谷伍斗，叁甲合壹石伍斗，日后有童生⑤出考可作卷金之钱，每年存于闵家。众人信以为然，及童生出考去闵家求取卷金之钱，讵闵士达反行诓骗，不举一文，如此私吞者七八年矣。

闵绍儒继伊祖父当管事之时，教义田佃户悚悚，领约不题。义田管事闵绍儒名下独写闵绍儒，名下直作闵家之私田者，现有叁张种种弊端，自祖至孙中藏叵测矣。

再完美的制度也会有漏洞，上述材料也正是说明了这种乱象：喇嘛寺细户借助背后的强大势力肆意侵占义田，管事闵士达擅改地契，把义田置于自己名下，骗取田租……如此种种，可以说对义田规定置若罔闻、为所欲为，对三村乡绅集团的权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闵氏一家不仅公然以三甲名义私自颁布政策，以童生考卷金名义骗收田租，且在众人面前烧毁地契，连家中垂死老人以烧房自焚相胁，“众人见此不敢言而散矣。”原来不可一世的乡绅集团对此一筹莫张，只能感叹“中藏叵测矣”。

这一乱象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晚清时期，国家遭受西方列强侵凌，被迫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加重了广大民众的负担；而地方官府、地主、喇嘛等既得利益集团变本加厉地进行盘剥，导致人民的强烈反抗，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白莲教起义、杜文秀起义、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丽江虽偏安一隅，但覆巢之下无完卵，加上饱尝“乱世十八年”的兵燹之苦，丽江经济社会呈现出凋敝颓势。特别是在多年战乱期间，人民流离失所，政府如同虚设，原来的田地契约成为废纸，“其田已均数手其租，几至无着，久之则租失而田亦失也。”⑥乡绅们面对这些“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无可奈何，他们精心制定的制度法则也挽救不了大势已去的现实，同时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变革。

可以说，这份珍贵的乡村档案记录了发生在边陲地方的社会变迁事实，从中折射出国家与地方，官方与民间，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图景，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份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大历史变动的地方性注脚。从边缘看中心，有利于探知上层建筑制订政策的有效性与执行力，也可探微边缘与中心之间互构与互动，博弈与妥协的张力关系。

注释：

①“纳奸”，仿“汉奸”而名，指出卖纳西族利益的奸人，在丽江网络中颇为流行。

②掯勒：指拖欠。

③束脩：音shu xiu，本义为咸猪肉，孔子时就流传下来的古礼，学生拜师时所送的见面礼，后引申为教师酬金或学费。朱熹注曰：“脩，脯也。十脡为束。”“束脩，十束脯也。”

④1940年，石鼓农民不满指云寺的苛重和租赋而发起抗租运动，最后遭到当局镇压，石鼓的张冬兰、王兰香两个妇女壮烈牺牲。

⑤童生：指明清两代参加地方科举考试的学生。地方科举考试分为县试、府试、院式，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习，所以这种考试称为，应考生不分年龄大小都称为“童生”。

⑥参见北京图书馆藏《丽江府指云寺告示碑》。

[1]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2]杨林军.丽江指云寺碑刻文献研究[J].丽江文化，2011（5）.

责任编辑：谢雪莲

Social Vicissitude Pic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ry Archive

YANG Jie-hong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372)

Longpan archive reflect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witness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changes and metaphor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conversions of different times,recording the social vicissitudes in the border areas, reflecting th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local,official and folk,Traditional and modern,the elite and people,but also to provide people with a understanding of this period of China's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local footnote.From the edge of the center,it is conducive to detect the superstructur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but also explore the edge and center intera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ame and compromise tension.

Longpan archive,local society,vicissitude,righteousness,gentry

C7

A

1674-8891（2016）06-0024-05

2016-08-19

杨杰宏（1972—），男，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博士，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与口头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