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棉花大“战”

◎杨仲信

说说棉花大“战”

◎杨仲信

这样说的理由还有好几个方面：一、从此项工作的时间来说，其蔓延的年份较长，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将近20年。基本上伴随我在县里做领导工作的全过程。二、从涉及的范围说，基本风行于所有产棉区，从生产棉花的棉农，到收购、加工、储藏、以及经营的各个环节。在指导协调上，从基层的县、乡领导，以至国务院专门工作组，都需参与其中。三、从竞争的惨烈程度看，围城里要突围的棉农，与城外围追堵截的行政领导与经营单位的对立，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时党政领导不得不动用执法人员，甚至开枪鸣示，吓唬群众，逼着他们配合政府搞棉花专营。不仅有因区域纠纷，把官司打到国务院的麻烦，也有为民请命者，要冒丢乌纱帽的危险。好多场景，使参与者在多少年后谈及起来，都有不寒而栗的感觉。

从竞争的形式看，并不是固化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跟着上头的政策风向在不断变化着。我在广平县工作时，其主要表现是，售棉农民与收购及用棉单位的矛盾，突出的是棉农的卖棉难。在馆陶工作时，其主要表现是，执行国家专营政策与地方保护主义的矛盾，突出的是本辖区与邻居山东省一些县的跨区域竞争；在邱县与曲周工作时，主要是需要改革的棉花专营体制，与农民利益的不和谐，突出的是农民要求完善服务政策，改革专营体制，兼顾棉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这些因利益引起的，短暂的一系列扭曲和竞争，在后来的工作中，经过各级党政领导的努力，都能不同程度地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