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李鬼的春天

陆蓓容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书画鉴藏史



专栏李鬼的春天

陆蓓容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书画鉴藏史

宋荦

今人购买古书画时最重真伪，必欲辨明而后出手。以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清代人似乎并不这样较真。他们的府库中偶有赝品，有时即使明知作品不真，也还是会试着讲讲价。遇到同一母本，甚至不同母本的「双胞胎」、「三胞胎」作品，今天的鉴定学者可能如临大敌，但清人往往能够同时接受它们，即使当时一流的鉴藏家也不例外。这恐怕并不是他们的眼力有限，而是因为压根儿不认为有假，因此并没有以辨伪的眼光去考量之故。

从清初到清末，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先从早期讲起。宋荦（一六三四年～一七一三年）是康熙中后期条件最好的鉴藏家之一，他给一幅李唐《长夏江寺图》写题跋，说自己活到现在，已经见过三幅《长夏江寺图》了。第一幅曾为迁安刘鲁一所藏，上面有宋高宗题写的名言「李唐可比唐李思训」。这幅画曾经到过宋氏手里，后来被某位有权有势的人夺走。第二幅没有宋高宗题字，保存得也不太好，是梁清标的东西，宋荦见过，觉得太破了。第三幅有董其昌跋，流传有绪，是他最后所得，「品在刘氏卷下，梁氏卷上。亦稀世之珍也」。

在宋荦心目中，这三幅《长夏江寺图》应该都是真迹，否则他不会只言优劣而不加按断，更不可能直接比较品第高下。这似乎说明他并不怀疑这些﹁孩子﹂都有同一个﹁母亲﹂。其实从题跋中的蛛丝马迹来看，三卷画法并不完全相似，「泥金点苔」只出现在第三卷上。饶是如此，他也没有设想这些画可能各有源头。

宋荦手上的王诜《烟江叠嶂图》和文徵明《真赏斋图》两件藏品，同时也都有复本流传。其中《烟江叠嶂图》，恐怕亦有三卷。时代稍晚的鉴藏家安岐（一六八三～？）曾为自己收藏的一卷作跋，说此画是青绿山水，画得很好：

高士奇

陶樑

为晋卿之杰作真迹无疑。凤洲跋谓歌辞与画境小抵牾者，盖因图中乏烟云变灭，不当为烟江耳。尝见晋卿烟江叠嶂图一卷，后为商丘宋氏所得，上有宣和标书及宣政小玺，后有姚枢、宋濂、黎民表题。乃高长大卷，惜绢素破裂。然丘壑奇奇，山多飞泉，具有江雾蒙迷之景，的为晋卿烟江叠嶂，却无苏题，是时禁苏文，或经截去…… （《墨缘汇观》卷三）

可见安岐就知道两卷《烟江》。一七〇〇年宋荦为王翚所藏王诜《渔村小雪图》作跋时，曾引陈眉公之语说「《烟江》卷旧藏王元美家，余曾见于万卷楼下，后转质虞山严氏，遂如泥牛下海」，可见有王世贞跋语的这一卷当时还未重出人间。

妙的是，宋荦的老朋友王士祯（一六三四年～一七一一年）家，也曾藏有《烟江叠嶂图》一长卷，在一七〇三年康熙生日时当作寿礼送了出去。这幅画「后有米元章书东坡长句」，自然别是一物。 从宋氏为王翚写的题跋来看，当时《烟江叠嶂图》还没有进入他的藏品库。推想他拿下此画时，可能不但知道王世贞旧藏的前一卷，亦已知道王士祯进御的后一卷了。如此情势下，仍把这幅画纳入彀中，足以说明「多胞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没有为此担忧。

《真赏斋图》亦如此。同名的另一卷先入高士奇（一六四五年～一七〇四年）家，后来流到安岐手上。须知作为鉴藏家的高士奇也是宋荦的好朋友。安氏作跋时没忘提一句「世传文徵明为华氏作真赏斋图有二，此其一也，一为商丘宋氏所藏，后有丰道生为赋者」。倒推上去，宋、高未必不知对方也有此一件；揣摩语气，安岐也不觉得两幅同题画作会带来什么问题。

清中期的民间书画收藏活动，因为乾隆皇帝对书画的巨大兴趣而暂时步入了低谷。当我们再度与鉴藏家相遇时，已经来到了嘉道年间。很多传统的观念和趣味都开始变化，但前辈们对多胞胎作品的兼容并蓄却是一以贯之。

陶樑（一七二二年～一八五七年）收藏了一卷南唐王齐翰《挑耳图》。他查过明代人的著录，知道明代曾经有过一卷流传有绪的《挑耳图》，内府印章俱全，还有苏轼、苏辙和王诜这些名人的题跋。尽管自己所藏的这一卷题跋、钤印都与著录不合，然而他坚信也是真的，因为「用笔古劲，神采奕奕，非元明人所能摹仿」，至于没有王诜的跋，「或为后人割裂耳」。

显然，陶樑并不认为早出的一件更可能是真品，甚至也乐意相信苏轼、苏辙和王诜会在两卷画上写上同样的题跋，以至于王诜跋只是被后人割去而已。此非孤证，顾文彬（一八一一年～一八八九年）《过云楼书画记》记录了祝允明《怀知诗卷》。顾氏根据明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及清代翁方纲的文集著录，相信这是一件真迹，

又注意到清初卞永誉记载的一件是明代项元汴旧藏，「非此卷也」。又王宠的《游包山诗卷》，在清中后期的市面上也至少流传两件。这两件同样是赠给华云的，前后时间只差一年，只是一为小楷，一为草书。顾文彬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未曾从真伪的角度去考虑它，只在题跋里困惑地发问：「特不解补庵（华云）于此诗索书至再，岂以包山为雅宜（王宠）习游之地，据其所作以当导师？」（《过云楼书画记》卷四）

在清代，书画收藏贵近贱远，清初的作品总体来说是很贵的。可是不止晋唐宋元的多胞胎没有关系，即使清初人的书画重出迭见，晚清藏家也同样淡定视之，不虞有他。梁章矩（一七五五年～一八四九年）收得一件洪承畯草书，正巧他的门生祝岐山也收得同样一件，「诗语款印亦略同」。梁氏只吩咐门生好好装裱那一件，「以识墨缘之巧合」。而顾文彬在明知还有别本的情况下，也曾淡然地收入一件恽寿平和一件王翚。

凡此种种，说明清代的鉴藏家可能抱有无征不信的态度——当卷面上没有明确反证的时候，他们就不因为复本的存在而降低评价，也愿意相信一连几件都是真的。

北宋 佚名(传王齐翰) 挑耳图卷及苏轼、苏辙跋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宋 李唐 长夏江寺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近代以来的人，读到以上这些笔记与言论时，往往不能理解，乃至发出批评。譬如民国年间的赵汝珍，就曾不无遗憾地在《古董辨疑》一书中回顾《长夏江寺图》的历史，并慨叹：「且此三画既有优劣之别，定非出自一人之手。则其中必有真者、伪者。乃不分其真伪，则又何贵乎名人之鉴定。」一方面，我要平心而论，说古人不一定该挨这样的批评；另一方面，若以旁观的戏谑之眼看去，也不免暗暗好笑，为李鬼们有着如此漫长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