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玻恩及其学派的系列研究》连载○13
——玻恩所见之反犹活动及两位极端反犹物理学家

厚宇德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

《对玻恩及其学派的系列研究》连载○13
——玻恩所见之反犹活动及两位极端反犹物理学家

厚宇德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

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类，一直不能理智地看待和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常犯一些无法饶恕的错误.科学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无法回避政治势力及大众不理智带来的压力和迫害.20世纪早期德国的犹太科学家深受纳粹与社会反犹势力的困扰和迫害.有些科学家也加入了反犹的行列，勒纳德与斯塔克就是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科学界反犹科学家的代表人物.通过玻恩以及弗兰克对于这两位的回忆描写，可以增加对这类“误入歧途”科学家的深入了解.进一步引人思考：什么样的科学家容易误入歧途，以及他们究竟是怎么误入歧途的.

马克斯·玻恩；勒纳德；斯塔克；反犹主义

回溯历史可知，人类遭遇的深重灾难更多来自人类本身而不是自然界.如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屠杀；德国纳粹发动战争、疯狂屠犹，堪称20世纪人类的两大灾难.其危害非任何一场地震、海啸或台风等自然灾害所能比拟.玻恩深受纳粹之害，目睹纳粹“发展”过程，并亲身经历德国物理学界的反犹活动.

1　玻恩家族——忘记自己身份的犹太人

玻恩的父系、母系（包括后母）家族都是犹太人.其外祖父考夫曼家族经济实力雄厚，玻恩外祖父是在当地极有影响的纺织业实业家.布雷斯劳市音乐团是玻恩外祖父的弟弟资助建立的.玻恩外祖母的家族也是犹太巨贾，曾因为资助费德列大帝的军队而获得过特殊赏赐.玻恩祖父是一位名医，被普鲁士政府委任为区医官，是当时得到这一任命的第二个犹太人.玻恩继母的父亲是一位俄国犹太大商人.玻恩用“简朴但高傲”形容其父系家族，用“富有、显贵并高傲”形容母系家族［1］.

玻恩家族作为极为成功的犹太家庭，在当时与上层为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与普通犹太家庭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对此玻恩有清晰的认识和描述：“玻恩和考夫曼两家是几代之前即被解放了的犹太人，已经被周围的异教环境所同化.他们相信自己与邻居的区别仅仅在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宗教对于他们来说无甚大用.如果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上看，他们就是德国人.”［1］对于这一认识，玻恩曾通过一个例子予以说明.古斯塔夫·弗雷塔希（Gustav Freytag，1816—1895）是19世纪一位著名的德国作家，是最受玻恩长辈们欢迎的小说家之一.这位作家有本名为《应该与曾经》（德文名为Soll und Haben）的著名小说.玻恩读过这本书后十分讶异，因为这是一本极端反犹、排犹的小说.该书中对犹太人的描写，与后来纳粹头子斯特雷希尔（Streicher）创办的臭名昭著的报纸，对犹太人的描写“如出一辙”［1］.因此，玻恩认为这本书是“纳粹灾祸的起因之一”［1］.

玻恩之所以讶异是因为这样一本极端反犹太的小说，竟然在他们这个犹太家族受到赞扬：“我们家族的人……热心阅读此书，并倍加赞扬.”［1］这本小说中刻划的反面人物都是犹太人，如金融家和小商人，但这并未引起玻恩家族以及考夫曼家族的反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显然以为自己属于德国高等商人阶层，与那些讲土话的、教养欠缺的西里西亚小商贩毫不相干.”［1］持这种看法的德国犹太人，“常常是伟大的德意志爱国者，在1848年革命中曾为自由和立宪的权利而斗争，并遭受苦难.”［1］玻恩外祖父的一位兄弟就是投身其中的人之一.

然而后来玻恩不得不承认这只是高阶层犹太人的一厢情愿：“历史已经证明，大多数雅利安德国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1］玻恩、玻恩的妻子（是一位犹太教授的女儿）以及他们的孩子，更是丝毫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这可以从玻恩1933年6月2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看出：“至于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们只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才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者说非雅利安人.而我也从未感觉自己是特别的犹太人.”［2］玻恩及其家族的这种一厢情愿的“错觉”并非特殊阶层犹太人鲜见的特例，马克思等人也有类似的对于德国文化的认同感.然而正如沃尔特·拉克针所说，雅利安人并不这样看：“无论马克思和拉萨尔这些人如何强调他们早已脱离了犹太教，并且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德国人，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但外部世界仍认为他们是犹太教.”［3］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使他们对于宗教信仰本身也已经不是十分刻板.比如玻恩的父亲，他“并不特别偏爱犹太教，对基督教也一样.”［1］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玻恩父亲这样较为自由的宗教思想.在父亲授意下玻恩学前阶段学到的宗教知识，在他进入学校后使他尝到了苦头：他所学的经文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此他被嘲笑.玻恩此时对于宗教已生怨恨［1］.成年后一直是无宗教信仰的彻底唯物主义者.

2　玻恩目睹反犹主义在德国的发展

有研究者指出：“纳粹党在早期没有正规宣传部，但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从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等人先后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纳粹党重建.在新纳粹党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4］然而事实上，反犹排犹不是始于纳粹，在沙皇俄国更早曾出现过排犹事件.玻恩的继母一家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离开俄国的［1］.在欧洲文化中视犹太人为异类的情绪是有历史的.从几百年前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于犹太商人的描写，不难看出这种端倪.

19世纪90年代，在上小学的时候，玻恩就感受到了排犹的气氛.他有个被称为P的同学，是天生的纳粹材料：“强壮，有些发胖，却精力旺盛、嘴欠，非常残暴——至少在他确信不会被老师看到时是这样……”［1］P这时就仇视犹太同学：“那时已经有了排犹的最初迹象.……P及其他少数人或多或少地公开反犹，只要不被公正心肠的老师们发现，他们随时都以欺负犹太人为乐.到高年级后，P变成了那种后来影响到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地理课上他完全按照纳粹方式勾画未来的大德意志版图.他学法律，后来成为普鲁士官吏，当我在报章上读到他在前波兰的波松省的普鲁士行政机关做了头目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惊奇.”［1］1933年玻恩被迫离开德国暂时避难于意大利小镇时，他遇见了P的姐姐.玻恩从她那里得知，P“已经在纳粹行政机关里青云直上了［1］.对此玻恩觉得毫不奇怪.玻恩晚年回忆少年往事时说：“就这样，在早年的学校生活中我已经预感到德国以后将发生怎样的事情了.”［1］

玻恩说他小学时在学校时还只是某些同学反犹，老师和校方并无此倾向.但事实上，小孩子的情绪和举动往往是受大人世界影响的结果.玻恩的父亲是一位有成就的生物学家，在胚胎发育方面取得过很高的荣誉［1］.但是由于身为犹太人而多次在竞选教授的过程中失利，离开世界时还是副教授［1］.玻恩有位叫做特普利茨（Otto Toeplitz，1881—1940）的老同学，是位有为的数学家，因为是犹太人而在竞聘职位时也遭到过淘汰.1919年爱因斯坦与玻恩曾通信讨论此事［2］.1920年玻恩在离开法兰克福大学，赴哥廷根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前，曾举荐自己的助手斯特恩继任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但是仍然由于斯特恩是犹太人而失败［2］.在哥廷根大学也是如此：“1925年（玻恩等人）曾提出建议聘请冯·卡门，但这一工作从未进行.”玻恩、库朗、弗兰克几人虽然非常想让冯·卡门到哥廷根来同他们在一起，但有些教授反对，理由是学校的科学部门中犹太人已经太多了［5］.这几个事例说明，在德国的犹太人，即使是有才华有造诣的犹太知识分子，在20世纪早期，在就业等方面受到打压和不公平对待的事并不罕见，而且在纳粹得势前，甚至在纳粹出现之前就已经如此.而纳粹和反犹思潮几乎同步地愈发强大和严重，有人认为这是纳粹借助反犹势力壮大自己，而反犹势力也是在借助纳粹势力.

玻恩在回忆中说：“1930年到1933年间，希特勒夺权的斗争日益加剧.我记不清当时解散了多少次国会，又几度选出新的来.……尽管那时我总有大难将临的预感，但我们的生活依然正常而愉快.”［1］玻恩真心希望德国变好.在1931年写给爱因斯坦的信里，他提到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不好，但是他还怀有希望：“事态一定会有所改善，虽然有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存在.”［2］哥廷根是个文化小城，但是这时情况也愈发糟糕，午夜玻恩接到了“犹太滚蛋”、“灭绝犹太子孙”等恐吓电话.形势让所有能思考的犹太人恐惧.这一切可以通过玻恩夫人写给物理学家艾伦费斯特的信感受到：“在哥廷根有1万个纳粹分子！这是十分严重的，这是这里四分之一的人口总数，或者说是二分之一的成年人总数！纳粹有一个计划：清除所有犹太教授——不再有犹太博士.（这一切的）基础是：德国人的灵魂已经丧失了同情心！！！”［6］

纳粹作为新生政治力量随乱而强：“经济衰退和失业达到了顶峰；希特勒的势力迅速增长，排犹主义亦随之快速发展；政府也不可能稳定.”［1］最后，“德国的形势恶化了，纳粹攫取了权力，甚至在哥廷根我们也开始感到了紧张.”［1］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总理，第二日哥廷根的纳粹分子举行了火炬游行.2月26日德国国会大厦起火.次日明令取消了受魏玛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3月5日新选出来的国会从法律上赋予希特勒统治国家的一切权力［1］.很快普遍抵制犹太人的口号即出台.

狂热的氛围让很多德国人理智观念淡薄.1933年纳粹在德国的势力无可遏止.4月17日弗朗克给大学写信提出辞职.弗朗克因为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在前线服役，所以可以免受针对文职人员的种族歧视.弗朗克声称他不利用这一特权.玻恩说：“几天后，保守派报纸《哥廷根新闻》发表了40位教授的联合声明，谴责弗朗克的辞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完美目标的破坏.”［1］可见这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站到了纳粹的新政权队列.1933年4月25日报纸刊载了被解雇的公职人员名单，其中有玻恩以及其他具有犹太血统的学者的名字［1］.1933年5月10日玻恩一家离开了哥廷根.二战结束后据玻恩统计，他的家族以及朋友中，有几十位被纳粹迫害.

20世纪前几十年，德国出现了爱因斯坦、玻恩、弗兰克、库朗等一大批科学家.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而这使他们成为最遭一些人嫉恨的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术界的反犹情绪与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步高涨.在科学界内部勒纳德（Phillip Lenard，1862—1947，1905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和斯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191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是反犹的急先锋.玻恩和弗兰克在回忆中都曾提到过勒纳德和斯塔克，相信这部分内容是物理界朋友有兴趣了解、关注的.

3　玻恩记忆中的勒纳德与斯塔克

勒纳德是德国科学界反犹核心人物.1920年9月在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生协会例会期间，反犹主义分子勒纳德对爱因斯坦进行了尖锐的、恶毒的攻击.爱因斯坦对此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这之后勒纳德对爱因斯坦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他“发明”了“德意志物理学”和“犹太人的物理学”的物理学二分法.他和另一位反（这个字决不能丢删！）犹太物理学家斯塔克在纳粹政权下成为了科学界行政领导人.玻恩认为1920爱因斯坦与勒纳德之间的直接冲突，第一次显示了反犹主义对德国科学巨大危害［2］.

玻恩与斯塔克有过较近的接触.玻恩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斯塔克是那里的老师之一.玻恩在回忆中说：斯塔克“是个纯粹的教条主义者，他不证实或展示实验，只是以颇为模糊的术语描述实验，把结果列为教条，而不尝试对其做任何解释.上了很少几节课我就决定，如果这就是现代物理学，我宁愿与它毫无关系.”［1］显然即使从纯粹科学理念上说，玻恩与斯塔克也不是同道.玻恩认为：斯塔克“在掌握和摆弄仪器方面是个天才.但是他从来不懂物理学.”［1］玻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斯塔克缺乏物理学理论修养.

从做人的角度看，玻恩觉得斯塔克更为糟糕：“他脾气不好，他在哪个系里都惹麻烦.为了替自己的坏脾气找发泄对象，他开始憎恨理论物理学家，因为他不了解他们.他也憎恨犹太人，因为在理论物理学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犹太人.他特别恨一个人，这个人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世界声誉，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斯塔克是反相对论的中心人物，后来又反对量子理论.他加入菲利普·勒纳德的势力，组织反对‘犹太物理学’的反犹太示威，按同一脉络写了小册子和书.他当然成为了一位狂热的纳粹分子，而希特勒一上台，他就得到了国家物理技术学会主席的重要职位.”［1］这是不是斯塔克正要追求的呢？

在玻恩看来，当时德国物理界这两位著名的反犹太物理学家的行为，并不能证明人之初性本恶.他更认为这些人是受整个国家当时政治病的感染，才变成这样.在1920年10月28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说：“在你看来勒纳德和维恩是魔鬼，而洛伦兹是天使.这都不完全对.前面两个人身患政治病，在我们饥饿的国家这是司空见怪的事，并不是性本恶使然.”［2］

4　弗兰克谈斯塔克与勒纳德

勒纳德和斯塔克都是实验物理学家，比较而言弗兰克比玻恩对他们了解得更多.弗兰克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两位有更深入的了解.

1962年7月10托马斯·库恩问弗兰克：“斯塔克是对你早期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影响的人吗？”弗兰克谈了他对于斯塔克的印象：“我得问是在什么方面的影响？他在哪里都是不好相处的人.有一点是事实，即他对别人不引用他的研究成果这事特别敏感.而一说起他人以及他人的工作，他总是很讨厌的样子.他在每一方面都是令人讨厌的家伙.但是另一方面，我必须说，他常有好的点子.较早他就有了光化学是一个量子过程的观点.虽然不像爱因斯坦相关表述那么清晰，但是斯塔克确实有这个观点.还有斯塔克效应（也是好的点子）.……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停止了科学研究而一门心思想发财.所以他购买了一个制造瓷器的工厂，并在经营中陷入困境.那时候他所在的实验室全部做对他工厂里生产瓷器所需要的事.他是一位高级纳粹分子.在纳粹得势的时候我还能收到哈恩和劳厄的书信.那时候劳厄总写信（谈到斯塔克的作为）.”［7］显然在弗兰克看来，斯塔克是一个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但是他难以与人相处.其根本原因是他很自我、很目中无人、很有科学事业之外的个人野心.

谈到勒纳德，弗兰克说：“瑞典的朋友（在勒纳德成为纯粹纳粹分子很久之前）告诉我：‘在德国你们有这么可笑的同事.你知道当我们要勒纳德推举诺贝尔奖候选人时，他总是说：这几年最好的论文都是我写的.而我已经获得诺贝尔奖了.因此没必要再推荐其他什么人.’这就是勒纳德，一个疯狂的家伙.”［7］如此狂妄的勒纳德当然看不起他人的著述.弗兰克说：“勒纳德从来不读文献，因为他认为别人都是在胡说.这就是勒纳德的态度.”［7］显然勒纳德是一个极端狂妄的自高自大者.

弗兰克向库恩爆了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大料：“勒纳德来自匈牙利.有人对他的过去好奇，就到教堂的洗礼记录等处去找关于他的记载.但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想到去犹太人记录档案中寻找，结果在那里找到了他.他本来是犹太人出身，却变成了这样一个超级纳粹.”［7］一个犹太人，埋没自己的历史，成为德国科学界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物，这实在是值得思考的事件.

5　结语

从玻恩与弗兰克对在纳粹时期得势的德国科学界两位反犹狂人的描写，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共性：在专业上的特殊领域研究中，他们有一定的能力，目中无人，但也有明显的弱点：理论功底较弱；在性格上，他们都很难与人正常相处，都渴望出人头地，且具有对名誉、权力或金钱的贪婪野心.在专业上的短处使他们很难单纯靠自己的本事去实现他们的野心，从而出人头地，于是他们对于强过自己的人物，内心存在本能的嫉妒与憎恨.当社会思潮或政治上出现风吹草动时，他们立即张牙舞爪借机打击他们嫉妒和怨恨的人，不放过任何可能实现其野心的机会.相信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人，见到对这二位的描写，脑海里一定立即会浮现出自己身边在政治运动中曾有过类似情形的若干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反犹与加入纳粹既契合了勒纳德与斯塔克一向的情绪，也是实现他们个人野心的机会与途径.

政体的核心筋腱是权力，念着咒语般邪恶的政治口号，各怀心腹事的政客可以实现他们不同的私心与渴望.种族歧视是基于人类群体间特殊认知关系的一种敌视性情感和行为.在德国的纳粹时期，反犹势力与政治的主流力量合体.任何社会群体的参与者，在内心驱动力以及目标等方面都不可能完全一致，纳粹亦然.勒纳德身为犹太人却隐瞒历史成为反犹核心与先锋，除了借反犹实现个人野心，难有他解.

［1］ Max Born.My Life［M］.London：Taylor&Francis Ltd，1978：16.

［2］ Max Born.The Born-Einstein Letters［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1：114.

［3］ Waiter Laqueur.A history of Zionism［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2：19.

［4］ 杨光.早期纳粹宣传机器群体心理学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47-154.

［5］ 康斯坦丝·瑞德.库朗——一位数学家的双城记［M］.胡复、杨懿梅、赵慧琪，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156.

［6］ Nancy Greenspan.The End of the Certain World［M］. England：John Wiley&Sons，Ltd，2005，161.

［7］ Thomas S.Kuhn，John L.Heilbron，Paul Forman，et al. Archives fortheHistoryofQuantumPhysics［J］. Philadelphia：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 Independence Square，1967，E1，Reel 2.

The ant-semitic activities and two extreme anti-semitic physicists in Max Born’s recall

HOU Yu-de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of Hebei，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The mankind has the ability of rational thinking，but always can not treat and deal some important things rationally，often makes unforgivable mistakes.Science is not an ivory tower separated from the world，it cannot avoid the pressure and persecute due to the mistakes from political force and the reasonless public.In the early of 20thcentury，Jewish physicists in Germany were deeply disturbed and persecuted by Nazi and anti-semitism.Some scientists took part in the team of anti-semitism，Lenard and Stark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m.From the recall of Max Born and Franck，we could know more about Lenard and Stark，further we may thought that what kind scientist could easily go astray，and how they go astray.

Max Born；Phillip Lenard；Johannes Stark；anti-semitism

O 413.1

A

1000-0712（2016）09-0061-05

2016-02-16；

2016-05-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1375050）资助

厚宇德（1963—），黑龙江明水人，科学技术史博士，河北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博导，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工程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物理学史与物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