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集体墓穴”噩梦的出口

张珺

每当回想起这些，阿诺会努力深呼吸，试图恢复平静。“我出生于1974年，我们这一代人对战争或苦难一无所知，只是想去听一场音乐会而已。”

法国巴黎，阿诺家的餐桌旁，厨房上的瓷砖被擦洗得发光，一只印着法国著名连环画形象“巴巴爸爸”的彩色杯子放在水槽，属于他两岁小女儿的围嘴挂在窗边，上面画着三只微笑的斑点狗。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这位41岁的设计师拿起熟悉的黑色圆珠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圆圈。

“这就是那堆尸体。”他说。

阿诺用记号、箭头和交叉的阴影重绘着去年巴黎恐袭夜的恐惧。这些记号分别标记着楼梯、紧急出口和舞台，中间的圆圈描绘的则是堆积着的尸体。那天晚上，他不得不从那些尸体前走过了两次。

在另一张纸上，他画出了那条L形的狭窄走廊。就是在那里，恐怖分子挟持了他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其他10名人质。他们被扣押了两个多小时——当意识到自己随时会死，那两个小时对于他们漫长得仿佛永恒。

2015年11月14日零时23分，阿诺躺在那条走廊的地板上，耳膜被持续不断的轰鸣震破，袭击者福阿德·穆罕默德·阿加德的自杀式炸弹背心的金属弹片嵌在了他的背上。巴塔克莱恩剧院遭遇恐怖袭击后，阿诺是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的人质。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内脏和血泊中。该死的，我想，我还活着。”回忆起当时的恐惧，阿诺流下泪来。

这场恐怖袭击在法国民众的意识中留下了烙印。那天晚上，巴塔克莱恩——这个巴黎最古老的剧院之一，被3个手持冲锋枪、身绑自杀式炸弹的年轻人攻击，成了89名无辜者的集体墓穴。

而就在那一夜过去了三个多月后，阿诺仍然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着无数疑问。是走廊尽头的楼梯救了他的命吗？为什么袭击者不在突击队闯入前、在队员们一厘米一厘米的将80公斤重的防护盾搬进狭窄的通道前，杀了他们这些人质，或把他们作为肉盾？

阿诺最后在图上的矩形里加了一个小圆圈：一切都结束了，一个恐怖分子静静躺在楼梯间里。

可是一切还没有结束，三个多月后，阿诺和其他幸存者一样，每天晚上都在重温那个恐怖的噩梦。

“无论如何别看地板”

“我们就像在血海里游泳。我能说什么呢？那是我的工作，但我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你永远无法预测到将会面临这一幕。”

在塞纳河畔的一间咖啡馆里，《明镜周刊》记者见到了去年冲入巴塔克莱恩音乐厅的突击队员之一。对这位身着绿色棉衣、拒绝透露姓名的男人而言，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就像“一场战争”，那个音乐厅仿佛一间“集体墓穴”。

那天晚上10点前后，警察局大约接到了5000个紧急热线电话，突击队员们在22点15分，赶到音乐厅外。

就在不到半小时前，一辆黑色汽车停在伏尔泰大道的一栋大楼前。21点42分，一条短信发到比利时：“我们到了，要开始了。”发出短信的手机在巴塔克莱恩剧院的一个垃圾桶旁边被发现，收信人不明。

21点48分，三个袭击者手持冲锋枪进入了巴塔克莱恩剧院。而在短短的27分钟后，突击队员赶到剧院时，89个人已经失去了生命。

常去听音乐会的亚历克斯·霍弗雷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袭击者。攻击者冲进大楼时，他正在欣赏美国乐队死亡金属之鹰的表演。亚历克斯清晰地看到了一把高高举起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听到了第一声枪响。在那一刻，亚历克斯就知道这不是鞭炮，它不是演出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玩笑。

亚历克斯称：“我感觉发生的一切不是现实。我正在巴黎参加一场音乐会，几个月前买了票，正在兴奋地听音乐、跳舞，突然，一个男人扛着一把枪冲进来开始射击。”

音乐声戛然而止，亚历克斯和旁边的观众迅速趴到地板上。因为不知道紧急出口的位置，他在舞台附近一个0.4米高的盒子里躲了两个多小时，整个人蜷缩起来，用黑布盖住头和肩膀。

刚钻入盒子的时候，他的腿开始疼痛，然后他的身体慢慢地失去了感觉。但是他可以听到恐怖分子在取笑他们：“如果你们谁能站起来，就可以走了。”袭击者们喊道。然后他听到了枪声。

躲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警方找到了这位藏匿起来的被挟持者。被警察带出去时，他被要求盯着天花板，“无论如何别看地板”。

和亚历克斯的警觉不同，28岁的路易斯·雅尔丹起初没有意识到任何问题。这是路易斯最喜欢的剧院，也是她第四次在现场观看死亡金属之鹰，她正对着乐队贝斯手，手里举着啤酒，刚听到枪响时，还以为是为加强表演效果而放的鞭炮。“哇，棒极了。”她心想。

但是，当她转过身，看见她背后的人有的正在躲闪，有些人甚至已经躺在地板上。

一个与她只有一臂之隔的男人倒下了，眼睛还一直在盯着她。“我看到他的眼睛，逐渐没了生气。然后是温暖的血液的味道，甜腻、腥辣。我躲起来，把包举在头上。一个女孩躺在我旁边，她对我低声说很想知道我的名字。‘路易斯，我告诉她，当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她想问这个。”路易斯回忆道。

奇怪的事情就在路易斯的头里打转。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但是还能听到电话在震动，她不敢去看。到处都是尸体、鲜血和残肢。后来，路易斯被子弹击中，她感到头和脖子开始变得温暖，然后开始剧烈的疼痛，不停地抽搐。“这就像有人抛出一个手球刚好砸中了我的脑袋，我能感觉到它在出血。他们击中我了，我想那就是死亡的感觉。”

附近有着什么正在爆炸。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路易丝只能一声声地数着手机的振动。

她听到的爆炸来源于袭击者萨米·阿米穆尔。他被警察击中，自杀式腰带当即爆炸。当时，他是楼下音乐厅中唯一一个攻击者。其他人已经跑到了楼梯和阳台上。

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场景

袭击刚开始，设计师阿诺和妻子躲在座位下，阿诺闻着火药味，听到一声声的枪响。他总是试图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玛丽一次次地将他的头按下来。

人们从他们身边爬过去，当扫射停止了大约20分钟后，阿诺和妻子跑向楼梯。楼梯上的血让地面变得滑腻，尖叫声冲击着他们的耳膜。

突然，一个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如果不做傻事，你们也许还能活下来。”

这个声音属于袭击者之一福阿德·穆罕默德·阿加德。

另一个袭击者伊斯马尔·奥马尔·穆斯塔法从阿加德身后走出来。“他留着一个怪异的发型，刘海完全贴在了他的额头上。”阿诺夫妇和几个人被推进了一个狭窄的走廊。从那里，阿诺清楚地看到楼下舞池里的一堆尸体。那场景让他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29岁的穆斯塔法来自巴黎郊区，他从小成长在一个由激进分子组成的环境中。那天晚上，他曾一次次地告诉阿加德，是时候毁灭这一切了。

阿加德只是摇着头。他来自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据他的老师说，他是一个有礼貌的年轻人。阿加德曾经想成为一名警察，却被警察学院以及军队拒绝。

阿诺和妻子被迫分开，身量最高的阿诺被要求站在窗边。“一开始，我很高兴我们分开了。这将增加我们俩至少一个人生存下来的机会，我们的女儿也许不会面对只有她们自己的夜晚。但我没有真的相信我们能活下去。穆斯塔法简直疯了，他似乎刚刚吸了毒品，把武器频繁地指向我们的肋骨，和阿加德谈论着他们的哈里发。”

穆斯塔法和阿加德把人质的手机一一没收，一个手机一直在振动，“妈妈”这个词一次次地在屏幕上闪烁。

警察到来后的五十多分钟里，穆斯塔法与他们谈判了五次，双方僵持着。阿诺站在窗边，身体因过度紧张而开始疼痛。他望向窗外，发现自己的梦想公寓在街的另一头，窗帘后可以看到那家人的电视在闪着光。

12点18分，突击队员用80公斤的防护盾撞开了门。接下来，灯灭了，眩晕手榴弹在空中抽射。阿诺转过身来，看到穆斯塔法惊慌失措的脸。

根据调查的结果，阿加德一直绑着自杀性炸弹背心，不知道在最后时刻是他自己引爆，还是警方的炸弹触发了它。而穆斯塔法的炸药背心则完好无损。

当阿诺再次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只断脚。他的背又热又湿，能感觉到在流血。这已经是星期六的凌晨12点23分。半小时后，他走到隔壁的院子里紧紧拥抱他的妻子。所有的人质幸存了下来。

提前在网上查好紧急出口在哪里

不过，对这些受害者来说，恐惧并没有随着恐袭而结束。

死里逃生后，路易斯要求所有的朋友不再讨论那个夜晚，也不想见到别的幸存者，她不愿以受害者的身份继续生活。

“当时我在那儿，仅此而已。”这个戴眼镜的金发女子将身子蜷缩在一张白色皮沙发中，“我告诉自己我活下来了，这太了不起了，接下来我要好好活着。”

可是不久，路易斯发现自己开始害怕圣诞树，担心恐怖分子藏身其中，她觉得那些树枝会突然变成枪支开始射击。“这是极其荒谬的，我知道。”她说。再去听音乐会时，她会提前在网上查好紧急出口在哪里。

39岁的阿卡·赫尔曼是那天晚上为数不多的知道紧急出口位置的人之一，他在巴塔克莱恩剧院做了6年保安。一开始，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心理治疗，直到对过往车辆的恐惧让他无法在街头行走。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突然感到极度害怕，开始剧烈发抖，不得不中途下车。

心理学家说，对于经历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往往会难以重新继续之前的生活。他们的恐怖经历太过巨大，尽管他们尽力不去触碰那段经历，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回想。

在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赫尔曼回到以前工作的地方。对面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蜡烛和鲜花。他的手机里有那天拍下的照片，音乐厅的舞台上有着数不清的白色十字架，贴在数不清的弹孔上。

阿诺也想回到音乐厅里去看看那条他和妻子差点殒命于此的L型走廊，但他的妻子说她再也不会走进那条走廊，甚至不愿意再次提及那件事。

经历了这次恐袭后，阿诺说他经常突然感到愤怒，有些时候他甚至想要报复这些恐怖分子。他想起了一位恐怖分子的话：“我不会杀他，但我想折磨他。”阿诺记起他的束手无策，想起整个音乐厅的尖叫与轰鸣，也记得恐怖分子用枪指着他的头，说：“好好听着，这就是法国在轰炸我们国家时，我们的妇女和孩子的尖叫。”

每当回想起这些，阿诺会努力深呼吸，试图恢复平静。“我出生于1974年，我们这一代人对战争或苦难一无所知，只是想去听一场音乐会而已。”

隐形的恶性伤口

2016年2月16日，死亡金属之鹰乐队再次来到巴黎时，阿诺选择了留在家里陪女儿。

“我想为这场音乐会画上一个句号，这有着象征性的意义”。乐队主唱杰西·休斯说，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原址来继续——巴塔克莱恩音乐厅要在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而是决定在巴黎市中心的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完成那场被枪声打断的音乐会。

路易斯、亚历克斯和阿诺的妻子都出现在这次音乐会的现场。跟他们一起参加的还有失去女儿的乔治斯·萨利纳斯。尽管乔治斯称这类“另类摇滚”并不是他的喜好，他还是带着家人和女儿的朋友来到现场，因为他称“这场音乐会对我有着别样的意义。”

据《美国之音》报道，乔治斯成立了追寻真相、帮遇难者家属向政府索赔的“Brother hood and Truth”（手足与真相）组织，因为“我们有1000个问题，并期望得到答案”。对许多人来说，了解恐怖袭击的每一个细节，是伤口愈合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我知道我们无法掌握所有事实真相，但是人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怎么死的，哪怕只是比现在知道的多那么一点点。”29岁的幸存者、“Brotherhood and Truth”组织成员伊曼纽尔告诉《美国之音》。

另一方面，创办人乔治斯提到：“我们还想弄清楚，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为什么会杀人。是什么让这些年轻的法国人选择把枪口指向了他们的同胞？”

除了“Brotherhood and Truth”，从恐袭中逃脱出来的莫林·鲁塞尔和卡洛琳·朗格拉德也建立了一个组织“Life for Paris”。

莫林并没有在那次袭击中受伤，在接受采访时，她对法国媒体“France24”称：“我曾经认为那次事故没有影响我，因为我没有受伤。”但当她看到镜子中憔悴的脸，发现自己害怕去购物，看到街上有人拿着雨伞就以为是枪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隐形的恶性伤口。”

“仅仅因为我们外在的伤痕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收到伤害。像我一样的有一千多人，我们虽然离开了那个地方，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她在脸谱网上发了这样一条信息，浏览量很快就超过了一百万次，被25000人分享。

现在，“Life for Paris”在脸谱网上的小组有超过400名成员。这些成员之间有着感激与同情，也有幸存者的内疚与不安。

“在这里，我们似乎跳脱出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障碍，坦然面对彼此的脆弱。”莫林表示：“我们想保护对方。”

莫林和卡洛琳试图把这种关联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来，他们组织了一次线下聚会，然而很多网络上表现积极的幸存者——甚至包括莫林的同伴，都表示拒绝参加。但这两位年轻的女人很淡定：“这没什么，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存在。也许这些人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后需要我们的帮助。”莫林称，“无论何时，我们都会与他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