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
——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

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
——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

◎施 平 闫 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本身’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各大报业繁荣发展景象背后的两股力量’及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此外’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新闻史研究的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

新闻事业 抗战 桂林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靖鸣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徐健教授共同克服多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共同主编完成的一部抗战新闻史力作。这部著作共分九章、四十一小节，全书共40万字。该书首先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政治生态和新闻生态为视角，肯定了《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报道前方战事的最新战况，在鼓舞人心士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阐述了《新华日报》的涉桂活动，推动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设及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介绍了《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的办报特色、宣传方式、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第四，该书还选取了不同于大报的小报，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自由程度与市场化的运营状态。第五，该书讲述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设立的意义以及新闻界知名人物在桂林投身新闻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之前已有赵玉明、梁宏霞、黄品良、徐健等人对桂林抗战新闻史进行了研究，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因为那样的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发展。作者翻阅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新闻统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以及在此期间创办的《扫荡报》，还有共产党创办的《救亡日报》、新桂系创办的《广西日报》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1、特殊的历史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是接连失去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此时，地处西南的广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新桂系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并在中、日相持阶段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使得武汉、广州未能避免沦陷的命运，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西成为西南抗日的大后方。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大批文化名人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汇集桂林。

2、特殊的政治因素。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桂系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参加北伐。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西进行“清党”，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使得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呈现出了新桂系与国民党合作、与共产党敌对的关系。1929年蒋桂之间由于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而出现了裂痕，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新桂系决定出兵抗日，双方又重新保持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共产党表现的较为温和并且希望通过共产党来遏制国民党，这也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报人齐聚桂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3、特殊的文化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方面为了建成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桂系多次进行磋商，桂系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外，为了大力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周恩来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为确保战况信息的及时播报，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大量优秀的报人如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到桂林工作。伴随着华北、华东、华中和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众多有识之士奔赴桂林为桂林建成抗战文化名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力量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业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创新之处：一、拥有品牌意识。以《救亡日报》为例，该报为在报业争得一席之地，通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重庆、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出于保护本报的知识产权考虑，该报在发行时特意在每篇文章上标注“本报特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救亡日报》在运营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提高了报纸本身的质量，而且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为报纸的发行打开了市场。二、管理制度较为灵活。以《广西日报》为例，该报社的管理方法是“只管人，不管事”。广西日报的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一般都很少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采编的事务几乎不插手。与该管理方法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是“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在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任社长时，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而黎蒙任社长时虽然没有身兼它职，但是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他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三、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是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它不像其他民营报纸一样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随着桂林市商业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次，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绝非偶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最后，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对待一段历史应该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在这部作品中提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意志的《扫荡报》，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它所发挥的价值，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及当前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政治生态格局来对国民党妄加评论。

结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一个空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众多同仁的认可。这部作品不单单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还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使作品严谨而不失生动，增加了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就整部作品的内容安排而言，我认为是“粗中有细”，“粗”指作者选取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大报，换句话说是指几份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官报。“细”指作者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繁荣的所谓的官报而且选取了几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报。这部作品对学科、学界、新闻产业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对这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和有待改进之处，这需要我们的新闻专家和学术团体继续跟进。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闫旭：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