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研究历史,当然要读大量的书,但仅凭读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新的眼光,才能发人所未发,另外,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没有科学的方法,面对那些杂乱无章的材料,除了头晕目眩就是束手无策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科学的方法,研究者会如虎添翼,材料的“生米”才会煮成学问的“熟饭”。对顾颉刚来说,正是老师胡适给了他新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难怪他要说“胡适是我的引路人”。
一次”打击”
胡适初登北大讲台时只有27岁,很多学生对这个留美博士充满怀疑,私下议论说:“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凭什么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第一堂课,胡适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一改动,对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北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许多同学非常不满,可顾颉刚毕竟是肯思考、有主见的人,几堂课听下来,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他对周围的同学说:“胡先生读的书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那时候,傅斯年是顾颉刚的好友,顾颉刚在他面前力挺胡适,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