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泉州与印度洋贸易

李大伟

历史上，人们对漫漫无际、波澜壮阔的印度洋充满敬畏之情，但此敬畏之心从未阻挡航海者探索的脚步。从竹筏小舟到多桅帆船，从沿海航行到泛海而渡，他们不畏艰险，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印度洋神秘的面纱渐被掀起，自此它不再是欧亚交流的障碍，而成为一条贸易坦途。宋元时期，印度洋贸易日益繁荣，泉州在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交往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屈指可数的贸易大港。

印度洋贸易的兴起

为了通商与交往，自古以来无数商人、使节不畏艰险地奔波于印度洋各地。秦代即在岭南设南海郡，治番禺。汉代，曾有使臣远航至印度黄支（今印度南部地区）、已程不（黄支国以南）等地，黄支国、叶调（伯希和考证为今爪哇）、掸国（今缅甸）、天竺等亦多次遣使奉献珍奇异物。《汉书》记载，黄支国其州广大，人口众多，出各种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汉和帝（公元89—105 年在位）时，天竺数次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四年（公元161年）则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除东连中国之外，印度洋诸地亦西通大秦（罗马帝国）。如掸国自言海西人，其西南通大秦；天竺西与大秦通，其关于大秦珍物的记载屡见不鲜。1 世纪，一位罗马商人从红海泛海而渡，到达印度西海岸，著成《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一书。他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从红海至印度西海岸的航行路线，并提到“秦国”（中国），“有大城曰秦尼……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由此可知，经由掸国、印度等地，地处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此时就已有海路可以通达。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显示已有罗马商人经印度洋入华朝贡。

随着横贯印度洋航线的形成，印度洋贸易便贯通各地。虽然各地战乱、灾荒、海盗侵扰常为贸易带来诸多不便，但受利润驱使，商人热情从未减退，东西方诸国对海外贸易也十分重视。三国时期，孙权数次遣使海外，南宣国化。扶南、林邑等诸王遣使奉贡不断，纷纷献乐人及方物等。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论至交趾，然后北上，孙权接见他，并仔细询问秦论各地风土人情，秦论对答如流，具以事对。

魏晋南北朝，佛法盛行，众多求法僧人经常搭乘商人大舶来往于印度、中国之间。著名的求法高僧法显，回程时即在印度搭乘商人大舶，经锡兰、爪哇等地，至山东牢山登陆。此时，如法显往来中国、印度之间的求法高僧人数众多，仅行程可考者就有十余人。隋代炀帝继位不久，为求珍异，炫耀国威，便派遣常骏等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附近）。唐代，印度洋交通较前为盛，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海道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显庆六年（公元661年），唐高宗颁布《定蛮夷舶市物例敕》，以管理海外贸易。玄宗年间，印度洋海外诸国来华通商者甚多，其中云集在广州的婆罗门（今印度人）、波斯、昆仑（今马来亚人）等海舶不计其数，物资积载如山，朝廷在广州专设市舶使监管贸易，征收关税。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所获资财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对印度洋贸易倍加重视，先后在广州、泉州等地置市舶司，制定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专管海上贸易，并多次举行祈风、祭海等仪式欢迎异域蕃商来华贸易，给予其减免税收等诸多优待，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在诸多利好形势刺激下，中国商人一改往日“外商来贩”的被动态势，积极进入印度洋各地经营贸易，贸易范围与规模较之前代不断扩大。中国海舶可直航至红海、波斯湾、东非等印度洋最远区域，且因其良好的安全性能，印度洋来往商客多选择搭载中国船只。

与此同时，印度洋西方诸国向东方的贸易探索亦未停止。3 世纪，萨珊波斯取代安息，成为波斯湾地区的新主人，北魏时即开始遣使奉贡。萨珊波斯扼守横贯其境的丝绸之路，通过垄断过境的贸易物资（尤其是丝绸），迫使拜占庭帝国在各种事务中做出让步，并从中牟取暴利。

公元531年，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劝诱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在锡兰购买丝绸，再转卖给罗马商人，以摆脱波斯人。但是，由于波斯人占据了印度、锡兰船只开进的每一个港口，购买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买丝绸，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受挫。由此可见波斯人此时已经完全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等地的贸易交往，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宰。

继波斯人之后，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再次成为印度洋主要的贸易群体。阿拉伯人经过短短数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710 年，阿拉伯人征服印度西海岸信德地区，大量阿拉伯商人随之而来，并在印度西海岸、锡兰诸地建立贸易聚集区。阿拉伯人继承了波斯人留下的印度洋贸易传统，纷纷涌向各地进行贸易，足迹几乎遍布印度洋沿岸，其中有不少人来华贸易。如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广州奏大食（阿拉伯）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弃城而逃。此处所言阿拉伯、波斯兵极有可能是来广州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贸易之便而侨居于此，或因矛盾、纠纷发生暴动，并令刺史弃城而逃，可见其人数之多。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亦曾记载，公元877年前后，黄巢攻破广府（广州），屠杀居民，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12 万人被杀害。由此可见，早在唐代，大量阿拉伯商人就已经由印度洋蜂拥至广州经营贸易了。

东、西印度洋贸易圈的形成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兴起及阿拉伯人的贸易扩张，印度洋贸易历久弥新，迅猛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每年，印度洋各地商人在4月到9月间乘着西南季风向东航行，各个港口也在西南季风到来之际举办祈风活动，以招徕海商；从10月到来年3月间，则乘着东北季风向西航行，如从广州、泉州出发的海舶皆迎东北季风之便，于冬日顺风至占城、真腊、三佛齐、锡兰、阇婆、渤泥、故临、大食等地。中国诸市舶司亦在每年十月份东北季风来临之际，犒劳蕃商并遣之出海贸易。

由于海舶凭借风力推动，航行速度极慢，且时刻面临风暴危险，加之印度洋航行海途遥远，漫长无期，故海舶很难在一个季风期内完成横跨印度洋的长途航行。在东北季风期间，向西航行的海舶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驻泊，等待西南季风开始之后，再完成航行。如从泉州前往印度西海岸故临、阿拉伯的海舶经常在东南亚博里驻冬，次年再继续航行，在两个季风期内才能完成横跨印度洋的航行。在西南季风期间，从波斯湾等地出发的商船虽然能够直接航行至东南亚、中国，但为了贸易需要，大多海舶仍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停靠。

因此，受贸易季风影响，遍布在印度洋各地的港口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沿海地带的港口，这些港口主要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来往；另一类是位于印度西海岸、东南亚地区的港口，这些港口既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交往，又发挥着海上航行的枢纽作用。

因来往商客多选择印度西海岸地区作为驻泊、转乘之地，故在印度洋地区便形成了东、西两个贸易圈——东印度洋贸易圈西起印度东部沿海，东到孟加拉、东南亚，再通过马六甲和孙剌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进而囊括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西印度洋贸易圈东起印度西海岸，西到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再经过波斯湾、红海与地中海相连。东西印度洋贸易圈将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印度洋周边经济区域皆囊括入内，为印度洋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宋元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沿岸，在诸多港口的贸易联系下，通过不同的贸易圈交往，印度洋贸易得以实现。虽然各地贸易港口极易受到当地政治、经济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但随之兴起的其他港口及频繁的贸易联系，总体确保了此时稳定的贸易环境。

刺桐城的历史

古代泉州为闽越人居住之地。秦始皇时置闽中郡，汉武帝设冶县（冶县后又分为东、南二部，泉地属于南部）对其进行管辖。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泉州先后隶属侯官、建安、晋安、晋平、闽州、丰州等地。闽越人濒海为生，善造舟船、习于航海，印度洋诸地商客、使节很早就在此登陆、靠岸或出发。如早在东汉时期，交趾等郡贡献即从东冶泛海而至。

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发自梁安（治所泉州南安市丰州镇），泛舶西引，欲还天竺”。隋开皇九年（公元587年），改丰州为泉州，泉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但指的是今天的福州。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泉州为闽州（今福州），将武荣州划归今泉州所属，泉州建制至此开始。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泉州治所由南安县移至今泉州市区。唐代，泉州城呈东西南北四方走向，有东门行春、南门崇阳、西门肃清、北门泉山四城门，城外壕沟环绕，可通舟楫于城下，交通极为便利。此时，闽越之间岛夷斯杂，已有蕃商、使节来往泉州，如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三佛齐国使蒲诃栗即在泉州登陆，为此唐廷专门设立录事参军，掌管蕃商、使节事务。五代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王审知死后，次子王延钧杀其兄王延翰，自立称帝，国号闽。开运元年（公元944年），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曦，王审知部将留从效入闽讨伐，之后自领泉、漳。南唐时期，以泉州为清源军，以留从效为节度使。留从效治理泉州之时，扩建泉州城，加固城墙，另在临樟门北建通津门。扩建后的城被称为罗城，其城周围二十里，高一丈八尺，并种植大量刺桐环绕，刺桐树高而叶繁，初夏开花，花色极其艳红，亦谓之“瑞桐”。留从效重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多次“招徕海中蛮夷商贾”，鼓励泉州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因此，刺桐之名随贸易盛名远播，泉州亦获得了刺桐城的美誉，各地蕃商、使节常称泉州为刺桐，马可·波罗曾言：“凡印度之贸易船，来刺桐入港者极众，且输入香料及其他高价之物。”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提到“刺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余曾目睹有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北宋建隆初年，留从效称蕃于宋。留从效死后，其将陈洪进奉表于宋太祖。太祖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北宋建立之初，颇为倚重海外贸易。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廷即在广州置市舶司，赋予广州专营海外贸易之权；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五月，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送南海诸蕃国，勾招进奉。

设置市舶司，进入官方管理时代

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分别在杭州、明州增置市舶司。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又诏书命广州转运使招徕藩舶，发展海外贸易。虽然宋廷规定只有广州、杭州、明州等置市舶司的港口才有权力经营海外贸易，但此时亦有大量印度洋海舶出入泉州。宋神宗时期，边境地区战祸不断，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财政状况日益吃紧，为改变此种局面，宋神宗委任王安石进行变法。熙宁时期（1068年—1077年），王安石为开源节流，设法改善税收政策，经过泉州的非法海外贸易亦被纳入改革之中。为制止非法贸易引起的税收流失，新政规定泉州商人出海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之后方可成行；回程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如不遵守新政者，则严惩不贷。此项新政为泉州海外贸易带来诸多不便，来往商舶皆须经广州，多耗时日，很多商人都因错过季风而耽误行程，再加之从广州至泉州的航线多沙洲地带，航行较为不便，常有海舶因此搁浅，所以仍有很多商人甘愿冒着被没收财产的危险，从泉州港秘密出发。熙宁五年（1072年），泉州转运使薛向即向宋廷上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请求在泉州置市舶司，但未获批准。

1085年，宋神宗死后，熙宁时期针对泉州的贸易新政亦被废除。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泉州太守陈偁再次向朝廷上奏请求置司，仍未被采纳。虽然泉州贸易历经限制，尤其是熙宁时期贸易新政带来诸多不便，但并未因此凋敝，反而是逆势而上，不断繁荣。也许正因为此，宋廷最终还是在泉州置市舶司。《宋史·食货志》记载：“元祐三年（1088年）……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增置市舶司于泉州。”故泉州应是在元祐二年（1087年）始置市舶司。

市舶司的设立昭示泉州贸易进入官方管理时代，泉州商人与印度洋诸地蕃商可在泉州名正言顺地经营贸易。南宋立国江南，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故更加倚重海外贸易。宋高宗即因循旧法，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此时，大量蕃商云集泉州城南，势家豪族多在城南东门街、南门街、涂门街营造府第，构筑园林，南城不断被拓地增筑，泉州形成顶、中、下三个十字街，城中六条主要街道与各个城门连接，东到洛阳、西到丰州、南到江边、北到朋山岭，东南可通东海，西部可通安溪，总辖永宁、安仁、开建、晋江、王泉等五地。

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反宋，泉州降元。元廷在占领泉州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1277年），就在泉州重建市舶司。次年八月，忽必烈下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夷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且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至元十五年（1278年），泉州升格为泉州路总管府；大德元年（1297年），又置建平海行中书省，以泉州为治所。此时，泉州罗城因晋江地势又进一步向南拓展。新罗城建成之后，将城外天妃宫囊括入城内，港口与城市连成一片，形成了港市一体化的商业格局。得到拓展的泉州城周长三十里，城东西北基各广二丈四尺，南基广二丈，另有七座城门，东、西、北、东南、西南门皆沿用旧名，唯改南门为德济门。

泉州地区人多地少，以耕田为生颇为艰难。为求生计，泉州人多下海贸易。自北宋元祐二年泉州始设市舶司，历经南宋、元代发展，直到明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迁往福州。经过宋元时期数百年的发展，泉州逐渐形成了不畏风险、勇于下海竞逐财富的贸易风潮。虽然常有风浪之险，泉州人却丝毫未有胆怯之意。在这些泉州商人中，有的是自己打造海舶经营贸易，每条海舶上都配有纲首（船长）、火长（领航员）、舵工（掌舵之人）、直库（负责管理武器的水手）、水手等；也有人租用他人船只、舱位从事贸易。朱彧在《萍洲可谈》记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除零散商客贸易之外，还有家族世代以海上贸易为业者，其中很多族谱中常见“贩在南洋”“商游吕宋”之类的记载。《诗山坊前黄氏族谱》记载，同族人大多葬于南洋，其十五世三人均渡南洋经商；《泉南芦川刘氏族谱》记载，刘氏二十三世家人往吕宋等地经商，获厚利之后，子女大多外出，至二十四世开始“兄带弟”外出经商。

海外贸易利润之大，自然逃不过官吏、皇室的“法眼”，很多官吏、皇族成员也热衷于此。天禧五年（1021年）枢密院甚至规定：“皇室诸宅置船，长公主二，郡县主一，听于诸河市物，免其差拨。”南宋，赵宋宗室避难入泉，这些落户泉州的南宋宗子为懋迁之利，常与商贾、皂隶为伍，散居民间，出入市井，为兴贩牟利大造海船，出海贸易。元代，官方经营贸易更是愈演愈烈，并形成了“官本船”贸易模式，即官方出资打造海舶，再任命商人经营贸易，以此将海外贸易财富垄断于官方之手。

天时地利的泉州港

众多商人下海贸易，带动了泉州经济作物、手工业的繁荣，泉州因此提供了大量可供贸易的商品。蔡襄在《茶录》中提到，泉州七县皆有植茶，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伊本·白图泰则对泉州生产的绸缎赞不绝口，认为其远胜杭州、北京的丝绸，还提到泉州天鹅绒锦缎及各种缎子都以“刺桐城”命名。此外，泉州还是福建乃至东南沿海重要的陶瓷产地，所产的陶瓷种类繁多，德化、安溪魅斗窑、泉州东门窑、永春玉斗窑、同安汀溪窑、晋江磁灶窑等都是著名的陶瓷产地。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甚至指出从泉州贸易的瓷器连接了东西两个世界，形成了一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陶瓷之路”。当然，对于一个贸易港口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其港口条件。泉州处于江海交汇之地，从北边泉州湾到南边围头湾，都有深邃的水道可以通航，沿途可供商舶停泊的贸易港湾众多，是终年不冻、四季可行的天然良港，而且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海舶从此地不仅便于进入印度洋诸地，前往朝鲜、日本等地也十分快捷，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宋元时期，泉州港历经发展，形成了著名的“三湾十二港”。三湾即泉州湾、围头湾、深沪湾，十二港即后渚港、洛阳港、法石港、蚶江港，石井港、安海港、金井港、围头港及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等。

泉州湾位于泉州城东北，北起崇武半岛、南至晋江祥芝，背面靠海，港道深邃，为泉州重要海道门户之一。泉州湾辖后渚港、洛阳港、法石港、蚶江港，尤以后渚港为最。后渚港紧邻海口，港湾深邃，便于海舶停靠。南宋时期，掌控泉州贸易的蒲寿庚家族大量海舶就停靠在此港，蒲寿庚还在后渚港建望舶楼台、海云楼，以观望海舶。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东征日本，十九年（1282年）击缅甸，二十一年（1284年）击占城、安南，二十九年（1292年）征爪哇，皆从后渚港出发；马可·波罗自称的护送蒙古公主远嫁，伊本·白图泰来华，也从此港出入，并称此港为“刺桐港”。洛阳港位于泉州港北部洛阳江下游，是往来商舶必经之地。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在此建洛阳桥，极大地便利了洛阳港贸易货物的运转。法石港位于泉州古港下游，水面广阔，内可直接航行至晋江，常作为贸易物资转运枢纽。蚶江港位于泉州湾南岸，扼晋江咽喉，为泉州港门户，宋时在此建蚶江桥、玉澜桥，元时又建六胜塔作为泉州港航标，故此港交通便利，蕃舶常年来往不断。

围头湾位于泉州古港南端、泉州城西南，直面大海，前丰后削，便于避风，能够容纳大批海舶驻泊，主要辖石井港、安海港、金井港、围头港。石井港位于围头湾底部，沿岸居民多以泛海为生，每年海舶纷至沓来经营贸易，店肆众多。

隋大业年间（605年—618年），隋炀帝遣使开发流求（中国台湾），就曾在此停靠；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为保证来往贸易客商及海舶之安全，专门在石井港设立了巡检司。安海港，又称安平港，扼晋江、南安之水陆要冲，依山临海，海湾曲折。唐代，来泉州的蕃商就在安海港互市，朝廷设参军署在安海榷税。南宋时在此建安平桥、镇安桥，以至安海港可通天下商船，贾胡互市无处不有、无处不到。宋末元初，因围海造田，安海港通航不便，一度衰落。元末，泉州内乱，其他港口受战乱影响，商舶转此贸易，安海港又逐渐繁荣。金井港位于围头湾南端，与金门隔海相望，常作为晋南地区贸易周转地。围头港位于泉州东南、围头湾口，因其地理之便，常作为海舶的避风良港，每到风汛时节，各路商船皆来此停泊。

深沪湾介于古泉州港南北之间，辖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祥芝港位于深沪湾北端，历来皆为晋江地区的主要渔港，渔民出海捕鱼常从此出入，贸易商舶也多经此港贸易。永宁港位于祥芝港之南，北临大海、东接东洋，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僧介殊曾在永宁附近宝盖山巅建关锁塔，成为商舶航标。深沪港位于深沪湾南部，该港海舶云集，渔商繁荣，是泉州港通往海外的必经之地，海舶经泉州湾后渚港、蚶江港往海外航行之时，必须南下深沪湾，经祥芝港、永宁港才可直通大洋。福全港则位于深沪湾之南，北连深沪、南接围头，不仅是海防要冲之地，且与围头港一样，常作为船只避风之所。

宋元时期，泉州港凭借历朝各代对海外贸易之倚重，泉州商人勇于下海、不畏艰险的精神及其“水陆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译之重”的地理优势，承担着中国东南沿海与印度洋诸地的贸易联系，并逐渐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印度洋地区重要的贸易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