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外之意”修辞现象及其研究的意义*
——评陈丽梅博士《“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

吴礼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言外之意”修辞现象及其研究的意义*
——评陈丽梅博士《“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

吴礼权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要：相比于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汉民族在心理结构特征上明显偏向于内敛。这种心理结构特征是否源于汉民族与生俱来的先天基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儒家思想从中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言外之意”修辞现象自古及今都存在于汉民族人的言语行为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一修辞现象虽然早为学术界关注，但深入的研究尚有不足，因此，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成了当今学术界的当务之急。陈丽梅的博士论文以此为研究课题，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言外之意；修辞；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在其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创造出了为其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语言文字，还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政治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政治礼仪制度，不同民族可能会有共通之处，因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永远与其他民族隔绝而老死不相往来。只要有往来交流，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礼仪制度方面就有可能相互借鉴。如日本的政治礼仪制度，就是从中国古代借鉴学习而来。在日本皇室乃至早已被西洋化的内阁制官场中，中国传统的政治礼仪制度的印记仍然没被磨灭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政治礼仪制度可以借鉴学习，但不同民族在语言、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很难通过彼此交流与借鉴学习而趋同一致的。事实上，不同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鲜明的心理结构特征，早已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历史文化稍有了解者都会知道，相比于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汉民族在心理结构特征上明显偏向于内敛。这种心理结构特征是否源于汉民族与生俱来的先天基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儒家思想从中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旅美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就曾指出: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人“由于实践理性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就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泻出来。”［1］（P37-38）正因为如此，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如果跟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坦露、直率、幽默的特征相比，“明显地表现为含蓄、深沉的特点”。［2］（P219）关于这一点，在语言表达方面展露得最为淋漓尽致。比方说，男欢女爱，乃是人之常情。西方男女如果彼此欢悦，不仅有直白的行为表现，更有直白的语言表达。他们说“我爱你”，大概就像我们中国人见面寒暄的“你吃了吗”差不多。而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人，纵然从青丝到白头，厮守了一辈子，儿孙已然满堂，彼此终其一生也难从嘴里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所以，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爱在心里口难开”。（日本人也是如此，甚至内敛的性格比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日本人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比现代的中国人更地道的缘故。当然，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包括日本年轻人都不是这样了，这是因为受欧风美雨的西洋文化洗礼的结果。）

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周秦时代，读一读《诗经》开篇第一首诗《关睢》，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确实在情感展露特别是男女之情的表达方面非常内敛。诗中描写的那位男子明明对那位他认为是其“好逑”的“窈窕淑女”非常爱慕，甚至到了彻骨思念的地步。可是，这位痴情的男子并未情不可遏，直接跑到那位窈窕淑女面前向她直白地表达爱意，而只是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等婉转的方式向姑娘暗示。当“求之不得”时，他也没有冲动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只是“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而已。诗中的主人公是如此内敛，吟咏主人公爱情故事的诗人在描写这个爱情故事时也表现得非常内敛。他没有开首就写那位男子见到心仪的“窈窕淑女”如何如何，而是先从河中小洲中的关睢鸟成双成对的情景入手，即以“比兴”的手法来慢慢展开故事。正因为故事中的男子情感展露得比较内敛，诗人表现男子情感的笔触也比较内敛，所以这首诗才会被置于《诗经》篇首。孔子赞赏《诗经》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乃是因为《诗经》包括《关睢》在内的三百篇无论是“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还是纯粹的男女爱怨恨愁之意的表达，其在情感展露上都体现了婉转含蓄的特点，符合他“温柔敦厚”的思想主张。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诗经》时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话，其实也是主张情感展露应当内敛的意思。尽管男欢女爱乃是人之常情，是人作为动物之一种必有的生理与心理的本能要求，尽管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先贤们就曾说过诸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其一焉”之类达观的话，“承认了人类正常的情欲要求 （包括男女感情）的合理性”［2］（P220），但事实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绝大多数中国人 （特别是汉民族人）都没有像我们先贤所说的那样达观。在男女之情的展露方面，中国人始终都是那样羞羞答答。正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内敛的民族心理结构就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自古及今的中国读书人都一致认同《诗经·关雎》篇的作者以及《关雎》中的主人公对于爱情表露的羞怯含蓄、半遮半掩的方式。虽然《关睢》所描写的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爱情故事，抒发的是我们古人男欢女爱的情感，但今天我们读来仍然觉得亲切有味。不过，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首情感展露相当节制、文字表达相当含蓄的爱情诗，还是让我们一些羞于言情的古人不敢直面。“甚至到了汉代，还有学者绝口否认《关雎》一诗是描写男女爱情之作”，坚持认定此诗乃是吟咏“后妃之德”的。“一粒沙中见世界”，“窥一斑而知全豹”。由《关睢》一例，我们便能清楚地见出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人内敛、内向的民族心性。

正因为内敛、内向是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人共具的民族心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学传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都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表达效果。合乎这个文学传统，达到这种表达效果，人们就认为是好的，予以赞赏，甚至传为佳话。反之，直道本心，情意表达一览无余，往往不被人认同。如果涉及的是敏感话题，表达也直来直去，不懂含蓄婉转，不仅会让直接接受者排斥，还会被间接接受者批评指责，认为“说话不得体”。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着无数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活事例。如《新唐书·孟浩然传》有记载曰:

孟浩然，字浩然，裹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日： “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从《新唐书》的这段历史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之所以盛名满天下而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原因。熟悉中国文学史者皆知，孟浩然在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上是非常有成就的。不仅上引史传中提到的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就是同时代最为自负的大诗人李白对他也是非常敬重，甚至可以说是推崇备至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夫子自道”，可谓直道本心，将李白对孟浩然的敬重与推崇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做了一辈子诗的大诗人，且被李白极力推崇、张九龄与王维“雅称道之”，却最终因为吟诗失败而错失了一个难得的飞黄腾达的机会，终致一生贫穷潦倒，大志难伸。那么，孟浩然所吟的诗果真不好吗？当然不是。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吟诵的诗，就是那首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岁暮归南山》，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这首诗是抒发诗人贫困潦倒而老境将至、功业未就的无奈之情，读来颇是令人感慨，很能引发广大不得意的读书人的情感共鸣，赢得大家的同情。但是，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二句，因是不作任何掩饰的赤裸裸的抱怨牢骚之言，在读书人面前吟诵没有问题，在唐玄宗面前吟诵，就显得非常不得体了。因为这两句诗同时得罪了两个人，一是明主唐玄宗，二是故人王维。“不才明主弃”，表面说得很谦虚，内里则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我虽然有大才，但皇帝不英明，所以弃之不用；我今日贫困潦倒到了这等地步，连多年好友也嫌弃我、疏远我”。不管诗人当着唐玄宗与王维的面吟诵这首诗时有没有这层意思，但这两句诗客观上会让接受者这样解读。我们知道，唐玄宗能创造“开元盛世”的业绩，当然是一位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圣明之君。以他这样的心性，如何能接受孟浩然如此直白的抱怨之言？因此，孟浩然最终被唐玄宗“放还”，乃是故事的必然结局。如果孟浩然当时面对唐玄宗吟诵出的是他后来写给宰相张九龄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两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那么一定会让好大喜功、爱听顺耳之言的唐玄宗心花怒放，欣然封官授爵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句诗以极简约的文字表达出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的深层含义是在为自己求官，但却说得冠冕堂皇，既不失读书人的体面，又彰显了读书人报效国家的责任感。所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说白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面对的是皇帝）:“现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为国家出力，为皇上治国安邦分劳，就像这湖中百舸争流的情景一样，而我则像一个端坐湖边无所事事的闲人，对国家毫无贡献。圣明之君治国，天下无闲置之才，我这样终身无所作为，对于圣明的您岂不是一种耻辱吗？”这样高妙的表达，试想要是让唐玄宗听到，他能不更加佩服其才华而欣然授官封爵吗？可见，有时直抒胸臆，直道本心，虽然显得真诚，但未必有好的效果。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发怀才不遇的牢骚，是读书人真情实感的自然表露，是一种有话就说的真诚表现。但是，这种真诚却不能让唐玄宗欣然接受，因为他觉得孟浩然的直来直去的抱怨，是在“诬”他，有损他圣明之君的威严。而在这场君臣对话中作为旁观者的王维，肯定会觉得老友孟浩然“说话不得体”。

对于古今中外文学史比较了解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大凡是诗人，都有率性天真的个性，甚至行为有些怪诞，为常人所不理解。有人说:“在历史里一个诗人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梁实秋说得更是直白:“诗人住在隔壁，是个怪物，走在街上尤易引起误会。”［3］（P82）正因为如此，诗人给人们的印象大半是不通人情世故的。因为不通人情世故，诗人大半也是人生最不得意的。如历史上的屈原、李白等无数诗人都是如此。不过，话也不能说死，像上面我们提到的王维、张九龄，他们与孟浩然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诗人，但是他们似乎并非不通人情世故。张九龄能位至宰相，王维在唐玄宗朝中是得宠的红人，“安史之乱”时还接受了叛军的伪职，大概谁也不能说他们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认为他们是最通人情世故的，而且精于官场权术。事实上，诗人中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者并不在少数。除了上举的张九龄、王维外，在唐代诗歌史上颇有声名的朱庆余，大概也能算一个。据宋人尤袤《全唐诗话》记载，朱庆余能够考中进士，顺利地进入仕途，开创出一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境界，是与当朝高官、时任水部郎中张籍的赏识与极力推荐乃至援引有着密切关系的。张籍是唐朝非常著名的大诗人，这个人人皆知，《全唐诗》中有他很多作品。但是，朱庆余入录《全唐诗》的作品却只有寥寥几首。可是，当人们谈到唐代诗歌创作时，一定都不会忘记提到朱庆余的一首诗，而且历代文人都喜欢搬演他这首诗的典故。《全唐诗话》记其事曰:“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咏，遂登科。庆余作《闺意》一篇以献，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门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于海内矣。”对于唐代科举制度有所了解者皆知，唐代的进士考试是不糊名的，考生的名字都清楚地写在试卷上。张籍以其名高权重的地位在文坛与当朝官员中为朱庆余的才学造舆论，对于朱庆余最终进士及第无疑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尽管有张籍的赏识与援引，朱庆余对于最终能否进士及第仍然不放心，所以才有这首《闺意上张水部》诗，以此向主考官张籍探听能否被录取的消息 （从记载文字的上下文语境以及常规逻辑推测，这首诗应该是在考试之后与录取放榜之前写给张籍的）。由于诗人打探消息的方式不是以直言相问的常规方式 （直言相问，在当时应该算是违规），而是以文人们都欣赏的吟诗往还的形式呈现，使本来属于违规的行为别带一种优雅的趣味。加上朱庆余刺探消息的表达方式非常高明，达意传情非常含蓄婉转，即使有人指陈是违规，也很难抓住把柄。因为诗以“对象双关”的修辞手法 （文学研究者一般称为“象征手法”），表面是写新过门媳妇即将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实则是表达自己对于即将进士放榜自己能否考中的担心。这样的表达，既保留了诗人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体面，又不给自己的恩公张籍以压力。张籍读懂了诗人的心思，乃仿其手法回复了他一首诗，以越女明艳沉吟的形象含蓄委婉地告诉了诗人确切的消息:“你有这么好的才学与才情，进士及第肯定没有问题。”作为主考官，如果这样直白地说，那就是泄密了。但以“对象双关”的修辞手法，以诗的形式呈现，则就最大程度上规避了泄密的嫌疑，同时还使这一泄密行为带有一种优雅的趣味，最终成为千古传诵的文人佳话。应该说，朱庆余刺探考试内幕与张籍泄露考试机密都不是什么正当行为。但是，由于二人达意传情的方式高妙，在当时的情势下，在中国文人的价值观中，他们以诗传情达意的行为是被认可的，二人的一问一答都是得体的。反过来说，如果朱庆余与张籍二人同样是以诗传情达意，一问一答，但表意直白，那就不会被认可，更不会在千古士林传为佳话。因为直白地表达非分的要求，在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价值观中是不被认同的。但是婉转含蓄的表达，则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所以即使表达者的诉求有非分的嫌疑，也能被认可 （起码是默认）。

由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人在表情达意上是多么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多么重视追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其实，不仅我们的古人是这样，现代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人仍然如此。如果符合了这种心理，大家就认同叫好，反之则被认为不得体甚至被嘲笑。下面我们不妨也看两个一正一反的例子。正例是《月老报》1986年第16期所载的一篇故事 （题名《初恋》，作者萌雅）:

我与她曾八年同窗，此期间接触很少，相遇时也只打个招呼，点点头。我们都很年轻，踌躇满志而又矜持骄傲。

后来，我们都踏上了工作岗位。时光悠远逝去，我成了大小伙子。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她仍然是个老姑娘。于是我冒昧给她去一封信：

小莉：你好！听说……对吗？若真的话，我想……

你的同学萌雅

过了15天，我终于收到她的回信：

萌哥：您好！也听说……对吗？若是的话，我也想……

你的小妹莉

这就是我的初恋。

上述这则初恋的故事为什么登载于《月老报》，成为人们争相传诵的恋爱成功的佳话呢？原因非常清楚，因为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书写得太特别了 （运用了“留白”修辞手法），传情达意手法极其高妙。中国男女羞于言情言爱的尴尬，通过男女主人公情书中的几个省略号都被遮掩过去。应该指出的是，省略号只是遮掩了“我想娶你”、“我想嫁你”之类直白的文字表达，却并没有遮蔽掉男女主人公彼此相爱、心心相印的内心世界。这样高妙的表达，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臻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崇高境界。假设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将爱意直白无误地表达出来，结果会怎么样呢？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能预想得到。

与之相反，我们要举的一个反例，则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主人公阿Q的故事。阿Q贫困潦倒，但他也是个男人，有男人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所以，当他看到小尼姑时会情不自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当他与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仆吴妈闲话家常时，竟然情不可遏，跪下跟她表白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吴妈愣了一会后，竟然紧张得“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那么，吴妈为什么听到阿Q的真情表白会“突然发抖”呢？为什么“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呢？原因非常明显，因为吴妈是传统的中国女人，不习惯阿Q如此直白而大胆的情感表达。对于阿Q的真情表白，故事中的吴妈吓哭了，而我们读故事的人则都被逗笑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笑？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像吴妈被吓哭一样，就是因为阿Q的表情达意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人内敛含蓄的文化传统，突破了汉民族人共具的文化心理，因而他的真情表白被国人认为不得体，所以大家都将之视为有别于自己的“异类”，并予以嘲笑。

由以上古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一个事实、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事实就是，中国人特别汉民族人内敛含蓄的心理特点是自古及今都未曾改变过，崇尚含蓄蕴藉的文化传统始终延续着。这个道理就是，包括言语在内的所有行为，符合民族共具的文化心理就会被认同、被赞赏，反之则被排斥甚至被嘲笑。

虽然上述事实是大家都时常能见到的，上述道理也是大家都懂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崇尚婉转达意传情的语言方式及其心理的研究，长期以来却并不充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就修辞学领域而言，以我多年来研究汉语修辞学史的经历与视野来看，以专文或专书的形式来探讨研究中国人崇尚婉转达意、含蓄传情的心理及其具体的修辞实践，总结其中的规律并予以理论阐释的，除了我自己1997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委婉修辞研究》和我指导的硕士生刘福元所做的硕士学位论文《言外之意研究》之外，相关的专题论文或著作几乎是看不到的。其实，“言外之意”的修辞现象是我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并一直感兴趣的研究论题。正因为如此，1996年我鼓励我的硕士生刘福元对这一论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2009年陈丽梅考入复旦，经过一段时间系统的学习，她跟我提出选题计划。当我听到她说要研究“言外之意”修辞现象时，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就同意了。因为我始终觉得，这个论题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间，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都非常大。迄今为止，我指导的国内外博士生已经毕业的有十多人，博士学位论文都做得非常好，答辩都能轻松的通过。同行专家无论是明审还是盲审，都是优秀。可是，他们在论文选题阶段，没有一个人是轻松的。因为我对他们的选题几乎是苛刻的，几乎没有人提出的选题计划能够一次就能获得我的首肯。我之所以对博士生的论文选题要求如此苛刻，乃是基于我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优秀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选题准确独到，是其成功的一半。正因为我对博士生选题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所以我的很多博士生都为此非常苦恼，觉得老师不通人情，对学生要求太过严格了。有的博士生选题甚至更换了四五次，最终才获得我的首肯。不过，一旦他们的选题获得我的首肯，论文进入写作阶段，他们都发现道路非常顺畅，最终都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成果，认同了我当初对他们选题严格要求的理念。陈丽梅在选题方面，是个例外，一次性就获得我的认同，这也说明她善于发现问题，对有学术价值的选题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第一时间站到修辞学研究的最前沿。这一点，不是一般悟性平庸的学生可以做到的。

除了悟性之外，陈丽梅能敏锐地选择“言外之意”修辞现象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论题，在很大程度上跟她在寻找并确定选题的过程中对这一论题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有深刻的思考，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论文的第一章 （也就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本书第一章），作者明确提出了“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与三个方面的实践意义。理论意义的第一点是“从修辞学角度对‘言外之意’进行研究，能使其修辞现象的身份更明确”。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众所周知，“言外之意”现象并非是修辞学者才感兴趣的，哲学界、美学界、文学界对此感兴趣者大有人在，而且这些领域的许多学者事实上都在其论著中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言外之意”现象并非是修辞学界的私有财产，而是诸多学科领域的公共资源。只是这个公共资源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予以观照，至于每个视角观照的结果如何，观照的深入程度如何，则就要看研究者、观照者的功夫了。就我个人的观点，觉得“言外之意”虽然与哲学、美学、文学等学科都有关系，也应该成为这些学科研究的论题，但是由于它的着力点是在“言”上，无论表达什么“意”，始终都要依托于“言”，因此它实际上跟语言学特别是修辞学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就它与研究者的亲密度、关联度而言，似乎更贴近修辞学者。作者提出的第二点理论意义是，“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的深化”。这一点，我也基本上是认同的。因为对于“言外之意”的论述，在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家的论著中都能找到。但是，以语言表达方式为抓手，对“言外之意”生成的形式与条件等进行系统的归纳，找出“言”与“意”之间的关系，修辞学明显要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需我再作详细论证了。作者提出的第三点理论意义是，“‘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的研究，能丰富修辞学的研究内容。”对于这一点，我更是表示认同。因为对于修辞学特别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现状有所了解者都知道，自从20世纪初中国现代修辞学体系开始建立以来，修辞学研究的重点始终是修辞格，另外有一些言语风格方面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强调篇章结构与语体也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但不论怎么变化，始终无法将诸如“言外之意”这类修辞现象纳入现有的修辞学体系之中。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漏洞。我始终觉得，对于一些修辞现象，越是不能纳入现有修辞学体系予以研究的，其研究价值就越高。如果能将这些不能纳入体系的修辞现象研究清楚了，那么修辞学的研究无疑就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境界了。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的研究，事实上既要涉及到表达问题，也涉及到理解问题，跟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至于作者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的实践意义所提出的三点见解，我也觉得具有客观合理性，不是牵强附会之说。比方说，第二点“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对照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观照古今中外外交活动中的鲜活事例，我们就有深刻的体认。

正因为作者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特别的用心，对这一课题所要关涉到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周密，体现了作者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方面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如第二章“‘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理据探究”，作者既探究了“言外之意”修辞现象产生的哲学基础，也论述了“言外之意”修辞现象存在的审美基础；既探讨了“言外之意”修辞现象产生的语言基础，也根究了“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生成的心理机制。其他如第三章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类型的分析归纳，条理性、逻辑性都相当强。如第二节从表达机制角度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进行类别概括，先将之分为“重合包孕”式、“相交关涉式”、“相离牵引式”等三大类，然后再进行细致的次范畴分类。如“相交关涉式”，又具体分为“望文生义”式、“词义引申式”、“内涵关联式”、“关系联想式”、“完形省略式”、“白描渲染式”等六小类。这样的概括分类不仅细致周密，而且是此前没有过的，完全是作者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除了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从表达的角度切入，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进行多角度、系统的概括分类之外，作者还在第四章中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从接受的角度予以观照，总结归纳了“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理解中的推理类型，将其划分为“隐性推理”与“显性推理”两大类，并明确了其具体内涵。指出“显性推理”是指接受者在理解过程中主要运用形式逻辑知识的推理，“隐性推理”则是指接受者在理解过程中运用“隐喻思维”、“转喻思维”、“对比联想”的推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理解中的推理进行分类，并不是其终极目的，而是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这两类推理类型的大量材料的分析，寻找其中影响推理的相关因素，从而得出结论，指出:不管是“显性推理”，还是“隐性推理”，都是接受者在相关因素的影响下，联系具体语境，追加了表达者表达时的语境的过程。也就是说，“言外之意”的理解过程，事实上就是接受者的“语境追求”过程。作者认为，接受者通过“语境追求”，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与表达者的语境互享，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言外之意”的理解。这种理论分析是具有穿透力的，是相当鲜明的理论创新，值得肯定。可喜的是，作者并未到此止步，而是以此观点为基础，通过详细地分析“语境追加”的实现过程，明确指出:“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个人能动性”是影响“语境追加”实现的三个关键因素。为了使结论更具科学性、权威性，作者在论证过程中还引入了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一步对其提出的观点予以佐证，从而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言外之意”的理解，需要接受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理解时能动性的发挥，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知识积累尤其重要，它往往成为“言外之意”理解的基础性的因素。很明显，这样的分析与论述，是具有说服力的，不仅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而且具有科学性，对于修辞学其他课题的研究者有着借鉴意义。

从整体上看，本书的第四章最具理论创新意义，是值得修辞学界同仁重视的。其他各章内容也相当扎实而见功力，如第一章第三节的文献综述，简洁明了，但内容丰富。第二章的理据探究，表现了作者敢于探索的勇气，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第三章对“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类型的分析，体现了作者有较好的逻辑思辨能力。第五章结语部分，作者谈到了自己论文的不足，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是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清醒的头脑。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最为可贵，是一个优秀的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因为唯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研究中的不足，才有可能弥补其不足，进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陈丽梅博士在学术上的成长过程，我作为亲历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正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对她在学术研究上的潜力是抱持满满的信心。我相信，以此书为起点，她今后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比今天更大的成就，有更多比本书更精彩的专著问世，为中国修辞学在21世纪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吴礼权.委婉修辞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

［3］梁实秋.雅舍小品诗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徐彩玲）

The Rhetoric Phenomenon of“Implication”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Research -Comments on Rhetoric Research on“Implication”by Dr.Chen Limei

WU Liquan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200433，Shanghai）

Abstract:Compared to other nations，especially Western ethnic，Han people in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is obviously biased in favor of restrained.We do not know if this stems from is the innat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an nationality or not.However，one thing is certain，this is Confucianism which played a big influence.It is an obvious example that the speech act of“implication”rhetoric phenomenon is still in the Han nationality people since ancient time.Although this rhetoric phenomenon has already been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research.Therefore，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is aspect.The academic value is self-evident that Chen Limei’s choose it as the topic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Key words:implication；rhetoric；research；value

中图分类号：H1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6）02-0039-07

*收稿日期：2016-02-01

作者简介：吴礼权 （1964—），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修辞学、语言学史、中国古典小说、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