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德尔马契》看乔治·爱略特的宗教道德观

吴 敏,郝涂根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从《米德尔马契》看乔治·爱略特的宗教道德观

吴 敏,郝涂根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作为一位具有浓厚道德情怀的作家，乔治·爱略特敏锐地洞察到维多利亚时期经济繁荣背后民众宗教信仰迷失和道德衰落的危机，并意识到宗教伦理对人们道德的提升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米德尔马契》中，她主张摒弃形式主义宗教，呼吁宗教应关注世俗生活和人间真情，倡导以平等、博爱、同情、宽容等道德原则来善待芸芸众生，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宗教道德观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小说家，乔治·爱略特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作品以对道德的严肃探讨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怀而著称。当代英国批评家利维斯推崇她为传承伟大英国传统的四位文学大家之一[1]1。美国批评家布鲁姆也高度评价爱略特：“如果说经典小说中有什么将美学和道德价值融于一炉的范例，那么乔治·爱略特就是最佳代表。《米德尔马契》是她对道德想象所做的最细腻的分析”[2]250。本文旨在通过对爱略特代表作《米德尔马契》中主要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分析，来阐述爱略特的人本主义宗教道德观。

1　乔治·爱略特的宗教道德情怀

爱略特浓厚道德情怀的形成是与她的成长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的。她原名玛丽·安·埃文斯，1819年出生在一个信奉英国国教的家庭，从小随家人参加宗教活动。后来她又在两所宗教气息浓厚的学校就读，受到福音教派的熏陶。爱略特天资聪颖，酷爱学习，掌握了多门外语，对文学和科学领域的知识都颇有涉猎，这为她以后进行翻译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她从事翻译的生涯中，有三本宗教伦理著作对爱略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斯特劳斯的《耶稣传》使爱略特认识到基督教的神话特性；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则让她意识到传统宗教的双重性，在具有虚妄性的同时也闪烁着智慧；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的人本宗教观更是让爱略特大为赞同。此外，与查尔斯·博雷、赫伯特·斯宾塞、孔德以及她的伴侣路易斯等进步思想家的深入接触也促进了爱略特宗教道德观的形成。

爱略特所生活的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发展，科学发明浪潮汹涌澎湃，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人们道德意识的滑坡。生物学上的新发现，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让人们对传统的宗教学说产生了怀疑，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宗教对人类道德发展的约束力量逐步削弱。善于观察和思考的爱略特经过长期的探索和不断的反思，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正统宗教观到福音派、无神论乃至不可知论的数次转变，最终吸收了费尔巴哈以人为本的宗教观，并使之与道德相结合，形成了自己以爱为核心的宗教道德观：“以人类代替上帝、以爱和同情代替信仰、取消超验成分、推崇自然、以理智服从心灵、以思想服从感情”[3]39。爱略特摒弃了形式主义宗教，反对宗教对人性的压迫，重视发掘人性的力量，主张以基督教宣传的平等、博爱、同情和宽容等道德原则来引领人类的道德发展进程。

2　《米德尔马契》中民众的宗教道德状况

《米德尔马契》是爱略特较为成熟的一部作品，被很多评论家视为她的代表作。小说叙事围绕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的灾难性婚姻与理想的破灭以及青年医生利德盖特可悲的婚姻与事业的失败这两条主线展开，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穿插了许多次要人物的悲欢离合，详实地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道德状况和爱略特的道德主张[4]259。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宗教信仰危机逐步显现，这在《米德尔马契》中可见一斑。这部作品出场的人物众多，但却很难从中找出一个完全虔诚地信仰宗教的人，甚至连神职人员也大都缺乏宗教热忱。牧师费厄布拉泽虽然很受信众欢迎，但私下里他更热衷于研究昆虫标本而不是宗教信条；教区长卡苏朋对宗教事务只是简单应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宗教史大作《世界神话索隐大全》上面。古怪吝啬的费瑟斯通对宗教更是充满厌恶之情。他甚至在死前立下规矩，拒绝让教区长卡苏朋为他主持葬礼，因为卡苏朋“对他的田地分享了一部分收益，即什一税，又是主持早祷的讲道人，老人生前不得不坐在下面恭听他的教诲，又根本不打瞌睡，以致只得在肚里生闷气”[5]307。在费瑟斯通看来，宗教不仅让他的利益受损，还要强迫他无条件服从。他虽然还坚持宗教仪式，但内心对宗教的信心已逐渐丧失，这种对宗教的阳奉阴违现象在当时屡见不鲜。

普通民众宗教意识的淡薄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神职人员言行不一、虚伪偏狭，让人心生反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宗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新兴资产阶级工具化，令人对宗教深感失望。爱略特在书中多次对神职人员和信众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揭露。卡苏朋贵为教区长，为人却自私虚伪。他在体弱年迈之年，为了装点自己枯燥乏味的研究生活，凭借卖弄自己“渊博”的学识，顺利迎娶了追求知识的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在婚姻生活中，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位对他盲目崇拜和虔诚信奉的听众，而非一个上进的学生或有用的助手。因此，他对妻子学习知识和参与创作的诉求一再忽视，让多萝西娅空怀崇高的理想独自伤怀。卡苏朋天性嫉妒多疑，对富有才华的表侄威尔忌惮有加，仅仅因为妻子曾建议他补偿被剥夺遗产继承权的威尔一些财产，他便不顾妻子和威尔的名声，给自己的遗嘱附加上一条：如果多萝西娅在他死后与威尔结为夫妻的话，她将丧失遗产继承权。这些行为与他口头所宣扬的宗教教义大相径庭。

在这部作品里，爱略特还刻画了利用宗教权力为自己服务的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的形象。布尔斯特罗德年轻时是一名爱好神学和讲道的银行职员，因为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富商邓凯克夫妇，并逐步参与到邓凯克家族的当铺买卖生意中来。后来随着邓凯克女儿的出走，儿子的死亡和邓凯克先生的去世，头脑简单的邓凯克夫人越来越依赖于布尔斯特罗德，两人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邓凯克夫人希望在再婚前找到女儿莎拉以妥善分配财产，布尔斯特罗德很快打听到了莎拉的下落，但他向邓凯克夫人故意隐瞒了真相，在邓凯克夫人死后独吞了巨额遗产，从此飞黄腾达起来。不光彩的发家史常常使布尔斯特罗德心生自责，但他总是用上帝来为自己开脱，认为自己只是上帝选中的代理人，来替上帝掌管巨额财产，以免落入邪恶之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最隐秘的沉思中，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生养成的习惯，就是把最自私最丑恶的东西，用目的在于实现上帝的意旨的神圣教义掩盖起来”[5]499。道德和宗教只不过是布尔斯特罗德谋取私利的幌子。当正直的牧师费厄布拉泽不顺应他时，他便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听信于自己的泰克牧师取代了费厄布拉泽，获得了医院牧师的职位。爱略特借费厄布拉泽之口，对这个伪君子进行了一针见血的评价：“他们的宗教精神实际是结党营私，追名逐利，说穿了，他们是把别人当作牺牲品，好让自己踹在大家身上进天堂”[5]169。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力让宗教为自己的欲望和利益服务，这也加剧了普通民众对宗教的怀疑和反感。

3　爱略特对人本主义宗教道德观的张扬

3.1对世俗生活和人间真情的关注

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破除了人们对宗教的迷信，也带来了信仰的危机。爱略特理性地看待普通民众宗教期盼的淡化，呼吁人们对世俗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利维斯如此评价爱略特对人类世俗生活的重视：“她也许不信天堂、地狱和神迹，但她却信是非之别——而且她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就是清教的标准。她赞赏真诚、正派、勤劳和自律；她反对放荡、马虎、伪诈和恣意纵情”[1]18。小说中受人尊重的费厄布拉泽牧师就是一个注重世俗生活的人。他讲道通俗易懂，发人深省，深受贫苦大众欢迎，但他让人印象更深刻的却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光明磊落和高尚无私。费厄布拉泽坦诚地面对自己热爱自然科学胜过宗教教义的事实，花了很多精力和金钱收集昆虫标本。他对母亲、姨妈和姐姐体贴入微，尽力满足她们在物质上的合理要求。由于牧师的薪俸微薄，他只好不顾自己的名声，通过参加世俗的娱乐活动——打惠特牌来赢钱贴补家用。他真心对待朋友，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他人。爱略特对这个人物的塑造表现了她对宗教回归世俗生活、关注个体生命的期盼。她借多萝西娅之口说道：“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基督教的种种教义，每逢我看到一种说法比别种更能体现上帝的恩惠，我便信奉它，认为它是最正确的，因为它包含的各种善最多，也能使大多数人分享这种善”[5]470。在爱略特看来，宗教应该脱离神性，更加关注世俗生活，为普通民众提供指引，而不是一味地压抑个体在世俗生活中的合理欲望。

当时的英国，由于宗教对克制个人情感的倡导和传统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世俗生活中的真情往往被摧残。小说中，威尔的祖母因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被迫放弃了财产和地位，与家人决裂远走他乡。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威尔仍然因为祖父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被人诟病，连身为上帝仁爱慈悲观念代言人的教区长卡苏朋对自己家族的这个丑闻也闭口不谈。但在爱略特看来，人间真情是值得推崇的，青年男女克服世俗偏见真心相爱是值得赞赏的。因此，在小说的尾声部分，多萝西娅和外邦人威尔的婚姻最终得到了她亲人的默认，普通人家的姑娘玛丽也如愿嫁给了青梅竹马的市长少爷弗莱德。弗莱德自幼就喜爱玛丽，长大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其父也成为地位显赫的市长，但他依然不改初心，处处维护玛丽。玛丽也深爱弗莱德。当弗莱德因为赌博连累了玛丽一家时，她非常伤心难过，可是当她遇到弗莱德阴沉绝望的目光时，她对他的怜悯超过了愤怒，反过来安慰他。当她得知比弗莱德优秀十倍的费厄布拉泽对自己一往情深时，她也不为之所动，坚定地等待弗莱德改变自己。弗莱德与玛丽的爱情之路阻力重重，弗莱德的母亲看不起没有财产、地位低下且相貌平平的玛丽，玛丽的父母对弗莱德能否改过自新也缺乏信心，更认可正直的费厄布拉泽牧师。但玛丽和弗莱德最终以真挚的爱情赢得了众人的祝福，幸福地结为夫妻。这样的结局正是爱略特渴望社会能够善待人间真情的有力印证。

3.2对平等与博爱的呼吁

《米德尔马契》的女主角多萝西娅是平等与博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爱略特在小说开头就把多萝西娅比喻成圣女德雷莎，暗示她极具宗教情怀。多萝西娅从小家境优越，且美貌过人，但不同于大多数贪图享乐的富家小姐，她内心充满宗教热忱，认为众生平等，因此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关切。她热爱慈善，在村里办了幼儿园，并热衷于绘制村舍设计图和改进粮食耕作方法，以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当被问及对艺术不热衷的原因时，多萝西娅曾动情地说道：“我希望使生活变得美好一些——这是指每个人的生活。可是艺术，它似乎游离在生活之外，对改善世界无能为力，我们却要为它花费太多的钱，这使我感到痛心。任何东西，只要我想起，大多数人还给摒弃在它的门外，我便不能很好的享受它”[5]212。

多萝西娅与外邦人威尔的结合是她心怀大爱的明证。威尔的父亲是波兰人，他的母亲身上又有犹太血统，拥有“万恶的外国血统”的威尔在米德尔马契人眼中是不入流的下等人[5]675。出身高贵的多萝西娅却不畏众人流言和冷眼，看到了威尔内心对善和美的坚持，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卡苏朋的遗产继承权和威尔结为夫妻。多萝西娅在婚后更是成了不折不扣的贤内助，她全力支持威尔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帮助威尔成为热情的社会活动家[6]72。

多萝西娅的博爱情怀还体现在对利德盖特夫妇的无私帮助上。利德盖特本是立志献身于医学改革事业的热血青年，却一时头脑发热迎娶了虚荣自私的罗莎蒙德。婚后账单纷至沓来，无力偿还之际，利德盖特无奈向布尔斯特罗德借钱，不幸被卷入后者谋杀仇人的丑闻，一时在当地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连他的妻子也对他极其冷淡。多萝西娅却在这时计划买下医院，聘请利德盖特继续开展医学研究。即使在利德盖特因为妻子的缘故决定离开本地之际，多萝西娅还是积极地帮他偿还欠债，四处奔走为他洗脱被诬陷的罪名。了解到利德盖特在婚姻中的苦恼，多萝西娅主动提出要和罗莎蒙德见面，帮助夫妇俩消除误会和隔阂。可是在利德盖特家里，多萝西娅偶遇罗莎蒙德和威尔动作亲热，她误会两人互有情愫，伤心欲绝地夺门而出。但她仅自怜自叹了一夜，第二天又带着要援助三个生命的信念走到了“情敌”罗莎蒙德的面前，将利德盖特对妻子的情意深情转告，并真诚地劝慰罗莎蒙德处理好与丈夫和威尔两个男人的关系。多萝西娅这种不为个人得失所绊，一心一意助人的行为是人本宗教道德观的完美诠释。她的爱心也得到了传递，一向自私自利的罗莎蒙德在感动之余不但与丈夫重归于好，还澄清了多萝西娅对威尔的误会，帮助两颗真心跨越了最后的障碍走到了一起。

3.3对同情与宽容的倡导

牧师费厄布拉泽具有善良豁达的品格，他能够宽容地看待朋友人性中的弱点，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费厄布拉泽曾与布尔斯特罗德支持的泰克牧师竞争新医院牧师一职。他的好友利德盖特虽然更认可费厄拉布泽的人品和才华，但立志在新医院进行医学改革的利德盖特又不愿得罪大股东布尔斯特罗德，因此在投票问题上斟酌再三。看到利德盖特为了权衡好各方关系左右为难，费厄布拉泽诚恳地宽慰他：“如果你把票投给那个带来砒霜的人，我不会因此同你绝交”[5]170。费厄布拉泽言出必行，在利德盖特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泰克之后，依然待他友好如初。利德盖特深受感动，因此在事业失败之际也不忘为费厄布拉泽推荐教职，最终帮助后者摆脱了窘迫的经济状况。

不仅对待朋友如此，费厄布拉泽对待情敌也能做到大度无私。他对玛丽·高思一往情深，但玛丽和弗莱德青梅竹马，互有情愫。弗莱德从小娇生惯养，又误认为姨父费瑟斯通会留给他一大笔遗产，因此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结果因赌博欠下一身的债，并连累了为他担保的玛丽父亲高思先生。在玛丽的家人都对弗莱德大感失望之际，费厄布拉泽没有趁人之危。他看到了弗莱德对玛丽的一片真心，数次在玛丽面前为弗莱德说好话争取机会。他在弗莱德故态复萌，再次踏进弹子房的时候对他进行严厉的劝诫。正是在他的帮助和监督下，弗莱德最终克服了身上的惰性，成长为一名自食其力的男子汉，如愿与心爱的玛丽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费厄布拉泽都能宽容公正地对待他人的弱点，并做到为了成全他人的幸福而牺牲小我的利益，是爱略特爱和怜悯理念的有力捍卫者。

布尔斯特罗德在小说中无疑是一个反派人物，他为了万贯家财背弃宗教信仰，先是从事不正当的当铺买卖，后又为了独吞遗产，不顾前妻对女儿莎拉的深切思念和继女窘迫的生活状况，恶意欺瞒莎拉仍在人世的消息。在知道内幕并以此敲诈他的拉弗尔斯生病之时，布尔斯特罗德纵容仆人不遵医嘱给拉弗尔斯喂药，间接导致了拉弗尔斯的死亡。尽管如此，在读者看来，布尔斯特罗德并非是十恶不赦的恶棍，这得益于富有同情心的作者对他作恶后痛苦的心路历程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良心的拷问让布尔斯特罗德不得不经常向上帝作悔改的陈诉。当他得知威尔的母亲就是前妻的女儿莎拉·邓凯克时，他急切地想从经济上补偿威尔，以赎罪来获得内心的安宁。在被威尔严词拒绝后，“他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哭的像一个女人似的”[5]591。在当年的同伙拉弗尔斯出现后，他更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仿佛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中那些可怕的印象仍留在他的脑海中，怎么也摆脱不了，又好像有一只危险的爬虫，在他周围活动，扰乱了他无忧无虑的生活，留下了一条条粘滑的污迹”[5]647。这些细腻的心理描写让读者能够对布尔斯特罗德内心的不安和挣扎感同身受，从而对他产生适度的同情而非一味的轻蔑。爱略特对宽容的倡导更体现在对布尔斯特罗德结局的处理上。在布尔斯特罗德身败名裂被众人唾弃之时，被他拖累的利德盖特选择了宽容：“我并不想埋怨布尔斯特罗德，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借了钱给我，虽然我现在宁可不要这些钱。他已经穷途末路，十分可怜，他的生命也只剩了奄奄一息”[5]713。布尔斯特罗德的妻子赫莉欧在得知丈夫罪恶的过去之后，虽然伤心欲绝，却毫不犹豫地摘下所有的首饰，穿上朴素的衣服，以全新的面貌回到不幸的丈夫身边，和他共同承担罪有应得的耻辱。“他的忏悔是无声的，她的忠诚的保证也是无声的”[5]703，内心坦荡的赫莉欧选择陪伴丈夫远走他乡，她对丈夫的怜悯和宽恕使他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促使他积极地通过忏悔和行善来为自己赎罪。

4　结语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信仰混乱的时代，科学的进步动摇了人们对宗教的盲信，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沦陷。由于新的信仰尚未形成，人们的精神陷入困境。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爱略特在长期的探索和反思后，摒弃了形式主义宗教，吸收了传统宗教中对爱和善的追求，形成了自己以爱为核心的宗教道德观。她在《米德尔马契》中倡导人们关注世俗生活和人间真情，呼吁人们在吸收宗教中平等、博爱、同情和宽容等合理道德理念的同时要摆脱宗教的过多束缚，通过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善和爱来重建精神的新家园。爱略特在作品中所张扬的宗教伦理思想对解决宗教信仰危机、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弗·雷·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3]夏钰,杨敏.乔治·艾略特文学创作中宗教道德情怀的体现[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14(12):38-41.

[4]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5]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M].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6]袁英.《米德尔马契》：伦理关怀与道德寓言[J].外国文学评论,2012(1):68-74.

[7]张谡.浅谈乔治·爱略特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道德观[J].外国语文,2013(2):24-27.

[责任编辑：余义兵]

10.13420/j.cnki.jczu.2016.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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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4-1102(2016)05-0095-04

2016-08-20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4D110）。

吴敏(1987-)，女，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郝涂根（1962-），男，安徽潜山人，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