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方法还是伦理实践？
——先秦儒墨“推类”思想辨析

李　巍



逻辑方法还是伦理实践？
——先秦儒墨“推类”思想辨析

李巍

儒家与墨家时常提及的“推类”，是先秦“类”思想的重要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逻辑学的进路展开，将之解说为“类比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这种解释也存在比附和外在性的缺陷。因为从文献来看，儒墨所谓“推”并不主要是推理、推论，而是实践性的推广；“类”亦不主要是宽泛的、形式化的类关系，而是特指正当行为与正当表达的类型。据此，与其将“推类”理解为“类比推理”的逻辑方法，不如说是一种伦理实践，其核心就是将某些场合中业已确立的正当言行，依其“类”而推广到其他场合中去。因之，“推类”将主要对语言、行为的正当性负责，而非为思维、推理的有效性服务。

推类；言行正当性；伦理实践；类比推理；儒家；墨家

自墨子之后，“类”的问题逐渐引起诸子学的关注，而考察诸子论“类”的主张，则不能忽略儒墨二家的“推类”思想。如荀子所谓“推类接誉(与)”(《荀子·臣道》)、“推类而不悖”(《荀子·正名》)，以及孟子说的“推恩”或“举斯心加诸彼”(《孟子·梁惠王上》)，都涉及“推类”在道德与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与要求；至于墨家，所谓“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墨子·小取》)，“推类之难”(《墨子·经下》)①本文引用《墨经》文献，遵循国际惯例，采纳葛瑞汉基于《道藏》本的校订,参见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若干细节文字的调整，则参考了孙诒让和吴毓江的注本，参见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